卷十七
三大迁盘庚迁殷，虑民之不愿，几经诰谕，犹不胜荡析离居之怨。后魏孝文将迁洛，亦虑群下不从，乃以南伐为名，发自平城，羽骑三十馀万。既至洛阳，趣前军先发。群臣苦谏，魏主曰：“今者兴发不小，动而无成，何以示后？苟不南伐，当迁都于此。”群臣不得已，始定迁都之计。盖动大众、兴大役如此之难也！乃董卓迁献帝都长安，会议之日，即趣大驾西行，令部将烧洛阳城外百里，又自将兵烧南北宫及宗庙、府库、民居，一扫而尽。徙洛阳数百万口，步骑驱蹙，更相践踏，积尸盈路，莫有敢不从者。高欢以洛阳西近西魏，南近梁境，乃议迁魏帝于邺。书下三日即行，四十万户狼狈就道，亦莫敢拒。朱温劫唐昭宗迁洛阳，使寇彦卿迫请，即驱长安居人以东，人皆拆屋为筏，浮渭而下，虽号泣满路而都竟迁。劳民动众之事，往往有以无道行之而克济者。
六朝重氏族六朝最重氏族。盖自魏以来，九品中正之法行，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散骑侍郎。《张缵传》：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他人不得与。徐坚《初学记》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齐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伞。《梁武帝纪》：旧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后门以通〔过〕立始试吏。魏孝文光极堂大选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王俭属王琨用东海郡吏，琨曰：“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为复夺之？”此其大较也。是以矜门第者高自标置。崔忄尝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惟我与尔。”荀伯子亦谓王融曰：“天下膏梁，惟使君与下官耳。”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赵邕宠贵一时，欲与范阳卢氏为婚。卢氏有女，其父早亡，叔许之，而其母阳氏不肯，携女至母家藏避。崔巨伦姐眇一目，其家议欲下嫁，巨伦姑悲戚曰：“吾兄盛德，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何敬容与到溉不协，谓人曰：“到溉尚有馀臭，遂学作贵人。”以其祖彦之担粪也。间有不恃门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传为盛德之事。（《羊欣传》：不肯为会稽世子元显书扇，元显乃以欣为后军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不以为意。《王筠传》：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为尚书郎，或劝不就，筠曰：“陆平原、王文度皆尝为之，吾得比踪昔人，何多所恨！”）而单门寒士，亦遂自视微陋，不敢与世家相颉颃。如吴逵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补功曹，逵以门寒固辞不就。宗越本南阳次门，以事黜为役门，后立军功，启宋文帝求复次门。其有发迹致通显，得与世族相攀附，已为荣幸之极。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敬则闻之曰：“我南沙小吏，徼幸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夫复何恨！”会稽郡最重望计及望孝，蔡兴宗为郡守，举孔仲智子为望计，贾原平子为望孝。仲智本高门，而原平一邦至行，遂与相敌。孙搴寒贱，齐神武赐以韦氏为妻。韦氏乃士人女，时人荣之。郭琼以罪死，其子妇范阳卢道虞女也，没官，神武以赐陈元康。元康地寒，人以为殊赏。可见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请各郡立学，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者为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贡举猥滥，乃诏州郡慎所举，亦曰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杨公则之在湘州也，悉断单门以贿求州职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诸州以为法。宋弁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为时人所非。张缵、李冲、李彪、乐运、皇甫显宗之徙，欲力矫其弊，终不能挽回万一。（缵为吏部，后门寒素皆见引拔，不为贵门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卑出身各有常分之诏，上疏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梁地，为欲赞益时政？”李彪疏曰：“陛下若专以门第，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承贱。”乐运曰：“选举当不限资荫，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甚至习俗所趋，积重难返，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弘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尔。若往诣球，可称言旨就席。”及至，弘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弘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日帝以语球，欲令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薄，宋孝武帝尝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其宠之如此。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学攵、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攵，登榻坐定，学攵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造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庆之孙琼之诣王僧达，僧达了不与语。去，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泣诉帝，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见辱，乃其宜耳。”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官枢要，欲诣同省张敷，恐其见轻，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何忧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谧掌选，诏曰：“江谧寒人，不得等竞华侪，然甚有才干，可迁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发明诏，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请婚于王、谢也，梁武帝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而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从事。始兴王忄詹命庾荜用之，荜不可，忄詹不能折，乃止。后荜子乔为荆州别驾，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梁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乔曰：“乔忝为端右，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元帝乃停兴话。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忄妹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历观诸史，可见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其视高资无仕，本属分所应得，非关国家之简付。毋怪乎易代之际，莫不传舍其朝，而我之门户如故也，甚且以革易为迁阶之地，记传所载，遂无一完节者。而一二捐躯殉国之士，转出于寒人。世风至此，国谁与立？可为浩叹者也！《唐书·高士廉传》：太宗以山东人士好尚阀阅，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参考史传，先宗室，后外戚，抑新门，褒旧望，右膏梁，左寒，第为九等，而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诏曰：“曩时南北分析，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天下一家，当朝擢用古称立德、立功、立言，次即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氏族志》，颁行天下。”然则此风唐初犹未艾，太宗固尝欲力矫其弊。然观士廉及李义府传谓，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徵、李等仍与为婚，故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凡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传》：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可见唐中叶以后，民间犹仍此风。《五代史·崔居俭传》：崔氏自后魏、隋、唐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到其子孙，犹以门望自高。又唐庄宗以卢程不能草文书，乃用冯道为不掌书记。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则五代则犹有此风矣。《袁朗传》：袁自汉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为司徒、司空者四世，淑、ダ、察皆死难。朗自以人地虽琅牙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为伍。朗孙谊亦曰：“门户者，历世名节，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东人尚婚媾，重利禄，何足重哉！”此则以节行为门户，较胜于势位相高者矣。
谱学《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谱，而不知谱所自起，以问刘杳。杳曰：“桓谭《新论》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于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三代多世官，其后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宣、成；氏于官，则司徒、司马；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汉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汉邓氏已有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晋太元中，贾弼撰《姓氏簿状》，朝廷给以令史缮写，藏秘阁及左右户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刘湛好其书。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湛又撰《百家谱》以助铨序。齐永明中，王俭又广之。而弼所撰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名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希镜传子执，执传其孙冠，故贾氏谱学最擅甸。梁沈约谓：晋咸和以后，所书谱牒，并皆详实，在下省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此即贾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条征发，于是伪状巧籍滋多。齐设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货，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宋、齐二代士庶不分，实由于此。梁武因沈约言，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因贾弼旧本考撰成书，凡《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南北谱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谱学。此南朝谱学之源流也。北朝虽专门者少，然魏太和中，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名方司格。又魏收撰《魏书》成，杨谓收曰：”此可为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亲姻，至为繁碎。收曰：“自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技派。”则亦以此事为郑重也。唐兴，言谱学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学。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按《唐书·路敬淳传》：敬淳明姓系谱，自魏、晋以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柳冲传》：太宗已命诸儒撰《氏族志》，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改修，乃诏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徐坚、刘宪、吴兢与冲共订。先天中，又诏冲等撰《姓系录》。开元初，又诏冲与薛南金再加刊定。《韦述传》：述好谱学，在秘书私写柳冲《姓系录》，归而谛玩，故于百氏源流为详，更撰《开元谱》二十卷。《李守素传》：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尝与论江左人物，世南犹能记忆，至北地诸侯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谱可畏！”遂号“肉谱”。《孔至传》：至与冲、述等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去之。说之子方有宠，闻之甚怒。至惧，欲增损。述曰：“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为人动摇”！（亦见《封氏闻见记》）此李唐重谱学之大概也。其时有以私意为高下者，人辄非之。许敬宗以贞观所定《氏族志》之不载武后本望，李义府亦耻其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亦得入，缙绅嗤之，以为勋格。又可见谱学之严，虽有当朝势力，不得遽为升降也。按郑樵《通志》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至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存者不过数家矣。盖五代以后，不崇门阀，故此学遂不复讲，又可以见各朝风尚不同矣。
按：六朝时贾氏、王氏谱学已不可考，其见于《唐书》者，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军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丙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北齐因之，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江左凡郡上姓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以上品茂姓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为右姓。
六朝忠臣无殉节者魏、晋以来，易代之际，能不忘旧君者，称司马孚、徐广。故王琳故吏朱乞葬琳，首书曰：“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家；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按《晋书·司马孚传》：晋武受禅，陈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辞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宋书·徐广传》：广在晋为大司农，宋武受禅，恭帝逊位，广哀感流涕。谢晦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曰：“君是兴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谓知君臣大义矣。然孚入晋仍受封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广入宋，亦徐中散大夫。抑何其恋旧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谢フ，当齐受禅时，フ为侍中，当解玺，フ佯不知。传诏催令解玺，フ曰：“齐自应有侍中。”遂不赴。然齐受禅后，フ仍以家乞郡，为义兴太守。王琨之于宋顺帝逊位也，攀车恸泣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然齐高帝即位后，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侍车而步行入宫。然袁昂当梁武起兵时，独拒守。闻东昏死，举哀恸哭。马仙卑初亦与梁武相抗，谓其下曰：“我受人寄任，义不容降，君等各自有亲，我为忠臣，君为孝子。”乃悉遣其下，独与壮士数十人拒守。后俱执送建康，昂仍仕梁为侍中，仙卑亦为梁将，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北史》：裴让之当魏静帝逊位，执手流涕，入齐，仍为清河太守。北齐傅伏守东雍州，周武既破并州，令其子世宽来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愿即斩之。”及闻后主被获，乃降，入周仍为岷州刺史。窦炽当隋文帝将受禅，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笺劝进，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礼。柳机当隋文作相时，周代旧臣皆劝禅让，机独义形于色，无所陈请，然入隋仍拜卫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颜之仪当周宣帝崩，郑泽矫诏以隋文帝辅政，之仪不肯署诏。文帝索符玺，之仪又拒之。然文帝登极，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将受禅，谓荣建绪曰：“且共取富贵。”建绪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遂赴官去。及开皇中来朝，文帝曰：“卿亦梅否？”建绪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建绪仍历始、洪二州刺史。陈许善心聘隋，会隋灭陈，礼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于阶下，藉草东向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拜散骑常侍，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诏，入朝伏地，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陈惟获此人，既能怀旧君，即是我纯臣也。”之数人者，史策已载其行义，以为人之所难，曾莫有议其先守义而后失节者，即当时人主亦以为甚难希有，而未尝以必死为完人。如梁武于仙卑之被执，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见二烈士。”周武于傅伏亦亲执其手曰：“朕平齐惟见此一人。”后俱宠之以官，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为人。则知习俗相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犹不以为怪。颜常山、张睢阳、段太尉辈，一代不过数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
《后汉书》：杨彪在汉朝致仕十馀年，曹丕受禅，欲以为太尉，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因朝会，令彪著布单衣鹿皮冠而后入，待以宾客之礼。按彪虽辞太尉，仍授光禄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从驾官带妻子隋时从驾公卿许以妻子自随。《北史·周法尚传》：炀帝好巡行，法赏请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口并处其内。《赵才传》：帝每巡幸，才恒为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辄丑言大骂（以上二事亦见《隋书》）。又帝在太原，将还京，宇文述曰：“从官妻子俱在东都，便道向洛阳，自潼关入可也。”杨玄感反，先攻东都，谓李密曰：“从驾百官妻子俱在东都，攻之不能无动。”许善心从驾江都，宇文化及之乱，为所杀，其母年九十二，临丧不哭，曰：“能死国难，我有儿矣！”因卧不食，十余日亦卒。此皆从驾带家属之证也。又帝征高丽，命宇文述为将军，听以家累自随，谓项羽“虞兮”即故事也。则行军亦许带妻子矣。按《魏书》：孝文帝欲造船至邺，高道悦曰：“从驾群僚，听将妻累，舟楫之间，更无阻隔，士女杂乱，内外不分。”《北齐书》：裴泽与妻魏氏恩好甚笃，每从驾，其妻亦至，时人以为健妇夫半。是魏、齐以来，从驾官原听带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黄巢还，上源驿之难，以刘夫人计谋得保军还。又唐庄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专宠军中，谓之夹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从。后得刘氏，又爱之，下魏博，战河北，十馀年未尝高主离左右。是克用父子行军皆带妻子也。又庄宗在杨刘，将趋郓，下令军中，尽归其家属于魏。则军士亦得带妻子在军矣。
唐初武功之盛《唐书·土蕃传赞》谓：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讨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渤海传赞》又谓：薄海内外，尊天子为天可汗。蕃夷君长，待唐玺乃能国，一不宾辄遭夷缚。可想见当日武功之盛、幅员之大也。今按太宗时，李靖击突厥，擒颉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来降，封北平郡王；车鼻可汗不入朝，右骁卫高侃讨斩之。侯君集击高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为廷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俭以计执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尽平突厥余党，破突厥泥熟匐，得其首以归，盖嘉运又虏吐火仙骨啜可汗。李击灭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于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郭孝恪伐焉耆，虏其王。龙突骑施讨铁勒九姓，单骑入喻，铁勒遂缚伪叶护以降。后焉耆复立那支，阿史那社尔又击斩之。社尔又与契何力讨龟兹，擒其王诃梨布失毕。其将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大城，谕降小城七百余。又讨西突厥，擒其酋处蜜时健俟斤以归。杨宏礼破处蜜，杀焉耆王，降及支，获龟兹、于阗王以归。薛仁贵讨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其尤奇者，浮屠玄奘自天竺归，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国，其国发兵来拒。元策从者才数十人，皆殁于战。元策只身奔吐蕃，檄召邻国兵，破之，擒其酋阿罗那顺，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此虽班超、傅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龟兹，始徙安西都护于其地，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自擒车鼻可汗后，突厥尽为封疆臣，始置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护府，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又置松漠都督府，统达稽、纥便等部。党项拓跋赤辞不朝，刘师立谕降之，又以松州为都督府。于是自河首积石以东皆为中国地。自铁勒十一部皆归，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所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以统之。其后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领回纥，徙故瀚海都护于古云中城，号云中都护府。碛以北隶瀚海，碛以南隶云中。高宗、武后之世，余威犹振，苏定方大破贺鲁于伊丽水上，降其五弩失毕，遣将萧嗣业至石国，擒贺鲁唐，地遂极西海。而思结阙俟斤都曼拥所部及邻部葱岭等国为乱，定方又击擒之，葱岭以西皆定。又平百济，俘其王义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破高丽，执其王藏、其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于是唐地又极东海矣（后仍遣藏与隆各还本国安辑余从）。武后时，犹命王孝杰击破土蕃，复取四镇，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而契丹孙万荣入寇，又地中斩之，传首东都。开元、天宝之世，高仙芝逾葱岭讨小勃律，降其王苏失利之，遂平其国，而大食等七十二国皆来附。又讨石国，虏其王以归。夫蒙灵讨突骑施，斩其王。莫贺达干回纥击突厥白眉可汗，传首京师，突厥毗伽可敦来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谕葛逻禄叶护执以献。《通鉴》谓是时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员之盛，虽西汉不及也！及乎安史乱后，虽河北亦莽为盗区，终唐之世，不能复矣！
唐初多用蕃将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冯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尔，本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苏尼失之子。契何力，本铁勒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本百济西部人。泉男生，本高丽盖苏文之子。李多诈，亦酋长之后。论弓仁，本土蕃族。尉迟胜，本于阗国王。尚可孤，本鲜卑别种。他如李光弼、浑、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国者。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唐一代，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迥相悬绝者。太宗时，马周疏云：朝廷独重内官而轻刺史、县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称职者。边远之任，用人更轻。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之弊。武后时李峤、唐休秦言：朝廷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所遣外任者，多是贬累之人。今请选贤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县令、刺史不加拣择，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笔者乃拟县。卢怀慎亦言：比见官犯赃者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其人内怀自弃，殉货掊克，益无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远州陬邑，何负圣化，而独受其恶政乎？明皇时，张九龄奏言：今刺史，京辅雄望之郡，犹少加选择，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状，用牧守为斥逐之地。或其先附会高位，及势衰，谓之不称京职，出以为州。武夫、流外，积资而得，不计其才。刺史尚尔，何论县令！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师衣冠所聚，声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为刺史县令哉？是时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职，俊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请以己子三人任京职者出二子于外，以示近始。诏褒之。《倪若水传》亦云：时天下承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若水饯之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可见唐初以至开元、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及肃、代以后，京师凋敝，俸料寡薄，则有大反是者。《通鉴》：元载当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兖虽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六万缗，然风会所积，利常在外，京官之贫如故。《唐书·嗣曹王皋传》云：皋为秘书少监，上元中京师饥，斗米值数千。皋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李泌传》亦云：是时州刺史月俸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薄，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谪之晚。崔裕甫任吏部员外郎，至求为洪州别驾。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忏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为窦参沮而止。此距开元、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唐制升殿用宫女侍《文昌杂录》云：唐制，天子坐朝，宫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诗有“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朝仪”之句。盖自武后临朝，女官随侍，后遂相沿为定制耳。《宋史》吕大防疏称：唐入阁图有昭容位，可见当日著为朝仪，至形之图画也。按《唐书》天二年十二月诏曰：宫妃女职，本备内任，今后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出内，由此遂罢。则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东选南选唐制，吏部分为三铨：尚书一人曰尚书铨，侍郎二人曰中铨、东铨（见《五代史·姚ダ传》）。东铨亦曰东选。贞观元年以京师谷贵，始分人于雒州置选。至高宗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途遥远，河雒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即所谓东选也。《旧唐书·魏知古传》：帝令知古往东都知吏部尚书主选事，甚称职，手诏嘉之。又卢怀慎与知古分领东都选，苏晋与齐浣更典二都选。代宗广德二年，命杨绾知东京选，贾至知东都举，皆见《新唐书》。东选外又有南选，其铨选之地有数处。《旧唐书》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选，使简补交广黔等州官。《百官志》：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如《啖助传》：仲子陵典黔中选补，乘传过家。此置选于黔中者也。张九龄为桂州都督兼岭西按察选补使，柳泽为侍御史监岭南选，徐浩以都官郎中为岭南选补使，韦为桂管观察使，管内邑长三百余员，由吏部补者十之一，他皆使量才补之。此置选于岭南者也。至德元载，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旧唐书》：兴元二年，刘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举，时兵荒后，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又李岘罢政为吏部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洪州。此置选于江西者也。
唐时簿尉受杖《t斋闲览》引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退之《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侄阿宜》诗：“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以为唐之簿、尉有过，即受笞杖，犹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书·刘晏传》：晏为转运使，代宗尝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则不特薄尉矣。又张镐杖杀刺史闾邱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则节度使并可杖杀刺史矣。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以县令李太简尝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几死，则节度书记并可杖县令矣。《旧唐书》本纪：元和元年，观察使韩皋杖安吉令孙致死，罚一月俸料。《新唐书》：穆宁为转运使，杖死沔州别驾，坐贬平集尉。是虽有降罚处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罚，而长官得杖僚属之制自在也。《裴耀卿传》：刺史杨犯赃，诏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县令异诸吏，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又御史蒋挺坐法，诏决杖朝堂。张廷奏曰“士可杀，不可辱。廷臣有罪当杀之，其馀或夺俸，或收赎可也。”广州都督裴先抵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刑不上大夫，若罪应死即斩，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是其时朝臣皆以为言，然卒不闻停此制也。而t斋但据杜、韩诗谓唐时簿尉受杖，此犹未详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于汉光武。《后汉书·申屠刚传》：光武时，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刚每极谏。《宋均传》：均每删疑事，上以为有奸，收郎缚格将杖之。《钟离意传》：明帝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又司农上事，误以十为百，帝召郎将笞之。意自引罪，即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传》：大司农刘据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捶扑。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玉之节，孝明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顺帝从而改之，于是九卿无遭扑者。是杖罚官僚实始于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顺帝始停之。而《魏书·何夔传》：魏武性严急，掾属公事，往往如杖，惟夔常畜毒药，以死自誓，故终不见辱。则官僚受杖，魏武又尝行之。《后魏书》：陈建在州贪暴，文成帝遣使罚杖二十。皮怀喜在州以饮酒废事，孝文帝遣使决以杖罚。《高允传》：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五十馀年，初无谴咎。《北齐书》：唐邕以从事中郎封长业征官钱违限，杖二十。《隋书》：燕荣为幽州总管，性严酷。元宏嗣除幽州长史，惧为所辱。文帝知之，敕荣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须闻奏。”荣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满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赵仲卿镇平凉，鞭笞长吏，辄至二百。《卢思道传》：思道请朝臣犯笞罪，得以赎论。文帝从之。是思道未请以前，朝臣笞罪犹的决也。此又北朝及隋时杖罚之制。惟南朝稍异。按《齐书·陆澄传》：郎官旧坐杖，皆有名无实，明帝用法严，尚书郎有杖罚者，因萧琛言依旧不行。是南朝杖罚之制稍轻于北朝也。唐制盖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时此风渐少，然《宋史》：明稿知并州，时边任多纨子弟，镐择其尤不职者杖之。是亦未尝无的杖之制。《理宗本纪》：淳二年，诏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毋辄加杖责。禁杖官吏，至烦明诏，是其时帅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风尤盛。文惟简记金国上自宰执，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责。州县官有罪，则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监断。《金史》：海陵杖张浩、萧玉曰：“大臣决责，痛如朕躬，事不得己，汝等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时，都水监高杲治道不如式，乌古论元忠杖之四十。上谓元忠曰：“六品官有罪当奏，乃擅决耶？”然亦未闻罪元忠也。《张行信传》：时监察御史杖罚多的决，因行信力争，乃论赎。洪皓《松漠纪闻》云：余至河阴，县令以病解，独薄出迎，不肯坐。乃因军饷失期，县令被挞柳条一百，簿亦受此罚，故疮不可坐。又《金史·蔡传》：为户部员外郎，以高元鼎事牵累，笞四十。官赎外仍的决，则郎署卿监亦不免矣。《宣宗纪》：诏州县官虽积阶至三品，坐乏军储，听行部者决谴。《归潜志》：赵秉文为术虎高琪所恶，奏摄南京转运司，果误粮草，当杖。宣宗曰：“学士岂当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惩，遂杖四十，秉文大恨。则又因军兴催饷严急也。哀宗时，高琪又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许古谏，不从。则非误军饷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纪》：诏军士所过，毋得挞辱官吏。是军士亦尝殴官也。《桑哥传》：尝以检刷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后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与之抗礼。《赵孟ぽ传》：桑哥专政，六曹后至者被笞。孟ぽ后至，断事官亦引受笞。叶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学士亦例受杖也。孟ぽ又尝奉命至江南，责行省壅滞钞法，诏凡左右司及诸路官，许竟加笞责。是外台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年，桑哥败，世祖以其挞御史，虽命省台论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诸王附马毋辄杖州县官。可见官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阎复传》：复奏云：“古者刑行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贵，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励廉隅也。”则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书夏祥也。则太祖已开其端，其后寝不复用。正统中奄竖擅权、窃以示威，于是殿陛行杖，遂为故事，并有荷校及罚跪之法。黄尊素疏云：“正统、正德中，廷杖及王振、刘瑾为之，嘉靖、万历时，廷杖乃张璁、严嵩、张居正为之。”今按《明史》，亦有不尽出于权奸者。正统中，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常，祭酒李时勉，司业赵琬，或荷校，或受杖，因皆王振所为。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马文升，杖给事中御史李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为。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等劾刘瑾，各杖三十，杨源再，杖六十；蒋钦继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遂杖死，此固瑾所为。嘉靖中，周怡、沈炼、杨继盛以劾严嵩被杖；徐应丰、叶经为嵩所构，被杖死；厉汝进、查宗彝、徐养正、刘起宗、刘禄以劾严世蕃被杖；嵩复以河套事激帝怒，杖给事中御史于庭，此固嵩所为。万历中，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论张居正夺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为。外此如景泰中廖庄、章纶、钟同之被杖，则以请复沂王为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黄仲昭、庄昶之被杖，则以谏元夕张灯也。崔升、王纯之被杖，则以请用王恕及谏罢王恕也。吴文度又破杖，则以论妖僧纪晓也。张泰之被杖，则以谏万贵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则以劾李孜省也。董之被杖，则以请罢商辂也。正德中以谏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黄巩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时瑾已死，则江彬等为之也。嘉靖中以争大礼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时张璁未当国，则固帝自为之也。张选之被杖，则以谏遣郭勋代享太庙，其时嵩亦尚未柄用，则亦帝自为之也。他如杨爵、杨最之杖死，则以谏服丹药也。周天佐、浦钅宏之被杖，则以救杨爵也。刘魁之被杖，则以谏造雷殿也。乌从谦之杖死，则谏斋醮也。杨久绳、纯巽言之被杖，则以胡膏诬其薄修元品物也。何光裕、龚恺之被杖，则以劾史道、仇鸾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总督郭宗皋、翟鹏，巡抚陈耀、朱方，皆以边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被杖。耀、方毙杖下，黯、侨、良才等杖毕仍趣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时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毡叠裹，逆瑾擅权，始令去衣，嘉靖时尤多杖毙。自古百僚之受辱，无有过前明者。其始权奸窃柄，创此刑以胁制朝士，其后习为故事，人主逞其一时之怒，用之于殿廷而以为固然。朝廷既失刑，而殊杖者转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国门者，海内士大夫咸希风景慕，不以为辱而以为荣，于是国法不足敌公论矣。至大吏之杖僚属，虽非令甲。然亦间有行之者。正统中，王来为山西左参政，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逮下狱。景泰中，赵荣出勘河道，尝挞辱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为副都史，欲振台纲，御史有过，或遭挞。雍泰为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笞珍。后泰抚宣府，又以大杖决参将李稽。嘉靖中，胡缵宗以事笞阳武知县王联。萧鸣凤为广东提学，以愤挞肇庆知府郑章。虽皆以违制被劾，然亦见国法纵弛，外僚恃势，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犹有杖罚之例，而文职则否，所全士大夫廉耻多矣。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宋子京修《唐书》，司马温公修《通鉴》，皆修前代书，随任修撰，固无碍也。唐时则国史亦有听人随任修辑者。《旧唐书》：吴兢出为荆州司马，时国史未成，诏许以史稿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书，得六十余篇。张说为天兵大使，敕许以国史稿即军中论撰。及说致仕，又诏在家修史。令狐亘撰《代宗实录》未就，会贬外，诏听在外成书。元和中，其子上之。沈传师修《宪宗实录》未成，出为湖南观察使，监修杜元颖援张说、令狐亘之例，请以史稿残课付传师即官下成之，诏可。然国史听人携带，究非慎重之道。故张说修史于家，李元言：“史馆在禁中，所以秘严之也。请勒说以书就馆，参会撰录。”吴兢修《唐春秋》未就，乞官给笔札，太臣奏国史不宜在外，乃诏兢赴馆撰录。而刘子玄修国史，会天子在洛，将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或言不宜，乃驿召至京。
唐时王爵之滥古来王爵之滥，未有如唐中叶以后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战功，皆只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长内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怀化郡王，以及群雄中有来降者，如高开道封北平郡王，罗艺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馀人，于是王爵始贱。中宗复位，遂亦封敬晖、张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韦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开元以来，无复此事，直至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于是又有圭爵之制，然亦尚未滥也。自肃宗起兵灵武，其时府库空竭，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皆听临事注授，有至异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难，危害万状，爵赏尤殷。尝授浑诏书千余，自御史大夫实封五万户以下，募士击贼。又赐笔，使量功署诏，不足则署衣以授。是时王爵几遍天下，稍有宣力，无不王者矣。大概肃宗以后，封王者凡有数种。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仪、李光弼、李晟、马燧、浑，其最著者也。其功绩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阳怀州之战，光弼为统帅，而列将白孝德以擒刘龙仙封，侯仲庄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璜玉封；刘辟之平也，高崇文为统帅，而裨将郦定进、高霞寓俱封；他如陈利贞以救睢阳封，柏良器以救宁陵封，曹华以拔凌云栅封，王智兴以取隶州封，张子良以擒李封，卫伯玉以破李归仁封，刘海宾以斩刘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战功而亦封王者，如辛云京但守太原，李国臣但从光弼守河阳，李元谅但守华山，段秀实但历佐三节度府是也。甚至奉天之难，杜希全以兵来赴即封，朱忠亮以四十骑至亦封，李维简以三十骑至亦封，冯河清以军仗至亦封，贾隐林只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贼中自拔来归而封者，乌承劝史思明降，不听，脱身走归而封，薛嵩为史朝义将，来归而封，李洧为淄青将，以徐州降而封。或虽未能自拔，但送款即封者，如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皆自安庆绪所先送款而封，李忄登从李希烈所上表归朝而封是也。有贼将来降而先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即封，田承嗣、李怀仙皆史朝义部将，朝义败，始乞降而亦封；刘悟本，李师道将，反兵擒师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镇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纳、田悦、田绪、何简之类是也。有藩镇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讨梁崇义而即封，吴少诚未叛前，以献计防崇义而亦封是也。甚至符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悦之难，而王其子以慰之。路应之封，以其尝有恩于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见王爵之不甚爱惜也。考其时封王者，不必皆高官显秩，如王虔休封王时方为李抱贞都虞候，张孝忠封王时方为李宝臣所属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时亦为宝臣牙将，陈楚封王时方为张茂昭牙将，史宪诚祖道德、父周洛及宪诚三世俱封王，而俱为田氏牙将，段秀实、谷从政封王时俱不过刺史，伊慎封王时官不过别驾，李惟简封王时官不过太子谕德。甚至高固本浑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论惟明亻兼力也，而亦封王，仍为论惟明坊牙将。《通鉴》谓是时军中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得计爵之高下，至有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如故者。今按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若部曲，家人亦以仆隶视之。李光弼为元帅时，仆固怀恩已封大宁郡王，河阳之战稍退缩，光弼即令斩首，怀恩惧，遂致死于敌。而张巡守雍州，不过一真源令，其下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可见是时爵命虽荣，人皆不以为贵，即身受者亦不以为荣，故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爵赏驭人之柄，于是乎穷。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六朝重氏族六朝最重氏族。盖自魏以来，九品中正之法行，选举多用世族，下品无高门，上品无寒士，当其入仕之始，高下已分。《谢弘微传》：晋世名家，身有国封者，起家多拜散骑侍郎。《张缵传》：秘书郎四员为甲族起家之选，他人不得与。徐坚《初学记》亦谓秘书郎与著作郎，江左以来多为贵游起家之选，故当时谚曰：“上车不落为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齐明帝制：寒人不得用四幅伞。《梁武帝纪》：旧制，甲族以二十登朝，后门以通〔过〕立始试吏。魏孝文光极堂大选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复有七等。王俭属王琨用东海郡吏，琨曰：“三台五省，皆是郎用人。外方小郡，当乞寒贱，省官何为复夺之？”此其大较也。是以矜门第者高自标置。崔忄尝谓卢元明曰：“天下盛门，惟我与尔。”荀伯子亦谓王融曰：“天下膏梁，惟使君与下官耳。”其视后门寒素不啻如良贱之不可紊越。赵邕宠贵一时，欲与范阳卢氏为婚。卢氏有女，其父早亡，叔许之，而其母阳氏不肯，携女至母家藏避。崔巨伦姐眇一目，其家议欲下嫁，巨伦姑悲戚曰：“吾兄盛德，岂可令此女屈事卑族！”右军将军王道隆权重一时，到蔡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兴宗亦不呼坐。何敬容与到溉不协，谓人曰：“到溉尚有馀臭，遂学作贵人。”以其祖彦之担粪也。间有不恃门第，肯降心俯就卑秩，如羊欣、王筠之流，已传为盛德之事。（《羊欣传》：不肯为会稽世子元显书扇，元显乃以欣为后军舍人。此职本用寒人，欣不以为意。《王筠传》：王氏过江以来，未有居郎署者，筠初仕为尚书郎，或劝不就，筠曰：“陆平原、王文度皆尝为之，吾得比踪昔人，何多所恨！”）而单门寒士，亦遂自视微陋，不敢与世家相颉颃。如吴逵有至行，郡守王韶之擢补功曹，逵以门寒固辞不就。宗越本南阳次门，以事黜为役门，后立军功，启宋文帝求复次门。其有发迹致通显，得与世族相攀附，已为荣幸之极。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仪同，徐孝嗣谓俭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敬则闻之曰：“我南沙小吏，徼幸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夫复何恨！”会稽郡最重望计及望孝，蔡兴宗为郡守，举孔仲智子为望计，贾原平子为望孝。仲智本高门，而原平一邦至行，遂与相敌。孙搴寒贱，齐神武赐以韦氏为妻。韦氏乃士人女，时人荣之。郭琼以罪死，其子妇范阳卢道虞女也，没官，神武以赐陈元康。元康地寒，人以为殊赏。可见当时风尚，右豪宗而贱寒，南北皆然，牢不可破。高允请各郡立学，取郡中清望人行修谨者为学生，先尽高门，次及中等。魏孝文帝以贡举猥滥，乃诏州郡慎所举，亦曰门尽州郡之高，才极乡闾之选。杨公则之在湘州也，悉断单门以贿求州职者，所辟皆州郡著姓。梁武至班下诸州以为法。宋弁为本州大中正，世族多所抑降，反为时人所非。张缵、李冲、李彪、乐运、皇甫显宗之徙，欲力矫其弊，终不能挽回万一。（缵为吏部，后门寒素皆见引拔，不为贵门屈意。李冲以魏孝文有高卑出身各有常分之诏，上疏曰：“未审上古以来，置官列位，为欲为膏梁地，为欲赞益时政？”李彪疏曰：“陛下若专以门第，不审鲁之三卿，孰若四科？”显宗曰：“陛下不应以贵承贵，以贱承贱。”乐运曰：“选举当不限资荫，惟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甚至习俗所趋，积重难返，虽帝王欲变易之而不能者。宋文帝宠中书舍人弘兴宗，谓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尔。若往诣球，可称言旨就席。”及至，弘将坐，球举扇曰：“卿不得尔。”弘还奏，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他日帝以语球，欲令与之相知。球辞曰：“士庶区别，国之常也，臣不敢奉诏。”纪僧真自寒官历至尉军府参军主薄，宋孝武帝尝目送之，曰：“人生何必计门户？纪僧真堂堂，贵人所不及也！”其宠之如此。及僧真启帝曰：“臣小人，出自本州武吏，他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此事由江学攵、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攵，登榻坐定，学攵命左右：“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造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路太后兄庆之孙琼之诣王僧达，僧达了不与语。去，遂焚琼之所坐床。太后泣诉帝，帝曰：“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见辱，乃其宜耳。”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官枢要，欲诣同省张敷，恐其见轻，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何忧不坐？”及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建元中，欲以江谧掌选，诏曰：“江谧寒人，不得等竞华侪，然甚有才干，可迁掌吏部。”用一寒人，至特发明诏，似有不得已者。侯景之请婚于王、谢也，梁武帝曰：“王、谢门高，可于朱、张以下求之。”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著，而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乞上籍出身州从事。始兴王忄詹命庾荜用之，荜不可，忄詹不能折，乃止。后荜子乔为荆州别驾，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梁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乔曰：“乔忝为端右，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元帝乃停兴话。北齐娄太后为博陵王纳崔忄妹为妃，敕其使曰：“好作法，勿使崔家笑人！”历观诸史，可见当时衣冠世族积习相仍，其视高资无仕，本属分所应得，非关国家之简付。毋怪乎易代之际，莫不传舍其朝，而我之门户如故也，甚且以革易为迁阶之地，记传所载，遂无一完节者。而一二捐躯殉国之士，转出于寒人。世风至此，国谁与立？可为浩叹者也！《唐书·高士廉传》：太宗以山东人士好尚阀阅，诏士廉与韦挺、岑文本、令狐德刊正姓氏，普责天下谱牒，参考史传，先宗室，后外戚，抑新门，褒旧望，右膏梁，左寒，第为九等，而崔氏犹为第一，太宗列居第三。诏曰：“曩时南北分析，故以崔、卢、王，谢为重。今天下一家，当朝擢用古称立德、立功、立言，次即有爵。遂合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为《氏族志》，颁行天下。”然则此风唐初犹未艾，太宗固尝欲力矫其弊。然观士廉及李义府传谓，自魏太和中定望族七姓，子孙迭为婚姻，唐初作《氏族志》，一切降之，后房玄龄、魏徵、李等仍与为婚，故望不减，义府为子求婚不得，乃奏禁焉。其后转益自贵，称禁婚家，凡男女，潜相聘娶，天子不能禁云。《杜羔传》：文宗欲以公主降士族，曰：“民间婚姻，不计官品而尚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反不若崔、卢耶？”可见唐中叶以后，民间犹仍此风。《五代史·崔居俭传》：崔氏自后魏、隋、唐为甲族，吉凶之事，各著家礼，到其子孙，犹以门望自高。又唐庄宗以卢程不能草文书，乃用冯道为不掌书记。程故名族也，乃大恨曰：“用人不以门阀，而先田舍儿耶！”则五代则犹有此风矣。《袁朗传》：袁自汉司徒滂至朗凡十二世，为司徒、司空者四世，淑、ダ、察皆死难。朗自以人地虽琅牙王氏多公卿，特以累朝佐命有功，鄙不为伍。朗孙谊亦曰：“门户者，历世名节，为天下所高，老夫是也。山东人尚婚媾，重利禄，何足重哉！”此则以节行为门户，较胜于势位相高者矣。
谱学《南史》：王僧孺被命撰谱，而不知谱所自起，以问刘杳。杳曰：“桓谭《新论》云：太史公《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于周代也。”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按周小史定系世，辨昭穆，是谱学之起于周元疑。唐柳芳之论曰：三代多世官，其后或氏于国，则齐、鲁、秦、吴；氏于谥，则文、武、宣、成；氏于官，则司徒、司马；氏于爵，则王孙、公孙；氏于字，则孟孙、叔孙；氏于居，则东门、北郭；氏于志，则三乌、五鹿；氏于事，则巫、乙、匠、陶。汉高祖起布衣，故不重氏族，然汉邓氏已有官谱，应劭有《氏族》一篇，王符《潜夫论》亦有《姓氏》一篇。至魏九品中正法行，于是权归右姓，州大中正、主簿、郡中正、功曹皆取著姓士族为之。有司选举，必稽谱牒，故官有世胄，谱有世官，于是贾氏、王氏谱学出焉。晋太元中，贾弼撰《姓氏簿状》，朝廷给以令史缮写，藏秘阁及左右户曹，凡七百十二篇。宋王宏、刘湛好其书。何承天亦有《姓苑》二篇，湛又撰《百家谱》以助铨序。齐永明中，王俭又广之。而弼所撰传子匪之，匪之传子希名镜，撰《姓氏要状》十五篇。希镜传子执，执传其孙冠，故贾氏谱学最擅甸。梁沈约谓：晋咸和以后，所书谱牒，并皆详实，在下省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此即贾弼所撰者）。宋元嘉中，始以七条征发，于是伪状巧籍滋多。齐设郎令史以掌之，益行奸货，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宋、齐二代士庶不分，实由于此。梁武因沈约言，诏王僧孺改定百家谱，因贾弼旧本考撰成书，凡《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南北谱集》十卷，故又有王氏谱学。此南朝谱学之源流也。北朝虽专门者少，然魏太和中，诏诸郡中正各立本土姓族次第，为举选名方司格。又魏收撰《魏书》成，杨谓收曰：”此可为不刊之书，但恨论及诸家亲姻，至为繁碎。收曰：“自中原丧乱，人士谱牒遗逸略尽，是以具书其技派。”则亦以此事为郑重也。唐兴，言谱学者以路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李守素亦明其学。后有李公淹、萧颖士、殷寅、孔至，为世所称。按《唐书·路敬淳传》：敬淳明姓系谱，自魏、晋以来，皆有条序，著《姓略》、《衣冠系录》等百余篇。《柳冲传》：太宗已命诸儒撰《氏族志》，其后门胄兴替不常，冲请改修，乃诏魏元忠、张锡、萧至忠、岑羲、崔、徐坚、刘宪、吴兢与冲共订。先天中，又诏冲等撰《姓系录》。开元初，又诏冲与薛南金再加刊定。《韦述传》：述好谱学，在秘书私写柳冲《姓系录》，归而谛玩，故于百氏源流为详，更撰《开元谱》二十卷。《李守素传》：守素淹通姓氏，虞世南尝与论江左人物，世南犹能记忆，至北地诸侯次第，守素皆有援据。世南但笑而不答，曰：“肉谱可畏！”遂号“肉谱”。《孔至传》：至与冲、述等撰《百家类例》，以张说等为近世新族，去之。说之子方有宠，闻之甚怒。至惧，欲增损。述曰：“丈夫奋笔成一家书，奈何为人动摇”！（亦见《封氏闻见记》）此李唐重谱学之大概也。其时有以私意为高下者，人辄非之。许敬宗以贞观所定《氏族志》之不载武后本望，李义府亦耻其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以仕唐官五品以上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亦得入，缙绅嗤之，以为勋格。又可见谱学之严，虽有当朝势力，不得遽为升降也。按郑樵《通志》谱系凡六种一百七十部，至马端临《文献通考》，所存者不过数家矣。盖五代以后，不崇门阀，故此学遂不复讲，又可以见各朝风尚不同矣。
按：六朝时贾氏、王氏谱学已不可考，其见于《唐书》者，曰：过江则为侨姓，王、谢、袁、萧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崔、卢、李、郑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裴、柳、薛、杨、杜首之。代北则为虏姓，元、长孙、宇文、于、陆、源、窦首之。其郡姓中，三世有三公者曰膏梁，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军而上者为甲姓，九卿、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常侍、太中大夫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丙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北齐因之，举秀才、州主簿、郡功曹，非四姓不在选。江左凡郡上姓为右姓，太和以郡四姓为右姓，齐浮屠昙刚《类例》凡甲门为右姓，周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右姓，隋以上品茂姓为右姓，唐贞观《氏族志》凡第一等为右姓，路氏著《姓略》以盛门为右姓，柳冲《姓族系录》凡四海望族为右姓。
六朝忠臣无殉节者魏、晋以来，易代之际，能不忘旧君者，称司马孚、徐广。故王琳故吏朱乞葬琳，首书曰：“典午将灭，徐广为晋家遗家；当涂已谢，马孚称魏室忠臣。”按《晋书·司马孚传》：晋武受禅，陈留王出就金墉城，孚拜辞流涕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纯臣也。”《宋书·徐广传》：广在晋为大司农，宋武受禅，恭帝逊位，广哀感流涕。谢晦曰：“徐公将无小过？”广曰：“君是兴朝佐命，身是晋室遗老，悲欢之致，固是不同。”是二人者可谓知君臣大义矣。然孚入晋仍受封安平王，邑四万户，进拜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广入宋，亦徐中散大夫。抑何其恋旧君，而仍拜新朝封爵也？盖自汉、魏易姓以来，胜国之臣即为兴朝佐命，久已习为固然。其视国家禅代，一若无与于己，且转藉为迁官受赏之资。故偶有一二耆旧，不忍遽背故君者，即已啧啧人口，不必其以身殉也。又如谢フ，当齐受禅时，フ为侍中，当解玺，フ佯不知。传诏催令解玺，フ曰：“齐自应有侍中。”遂不赴。然齐受禅后，フ仍以家乞郡，为义兴太守。王琨之于宋顺帝逊位也，攀车恸泣曰：“人以寿为欢，老臣以寿为戚。既不能先驱蝼蚁，频见此事！”呜咽不自胜。然齐高帝即位后，琨仍加侍中，高帝崩，琨又不侍车而步行入宫。然袁昂当梁武起兵时，独拒守。闻东昏死，举哀恸哭。马仙卑初亦与梁武相抗，谓其下曰：“我受人寄任，义不容降，君等各自有亲，我为忠臣，君为孝子。”乃悉遣其下，独与壮士数十人拒守。后俱执送建康，昂仍仕梁为侍中，仙卑亦为梁将，且曰：“小人如失主犬，后主饲之，便复为用。”《北史》：裴让之当魏静帝逊位，执手流涕，入齐，仍为清河太守。北齐傅伏守东雍州，周武既破并州，令其子世宽来招。伏不受，曰：“此不忠不孝，愿即斩之。”及闻后主被获，乃降，入周仍为岷州刺史。窦炽当隋文帝将受禅，自以世受周恩，不肯署笺劝进，然入隋仍拜太傅，加殊礼。柳机当隋文作相时，周代旧臣皆劝禅让，机独义形于色，无所陈请，然入隋仍拜卫州刺史，封建安郡公。颜之仪当周宣帝崩，郑泽矫诏以隋文帝辅政，之仪不肯署诏。文帝索符玺，之仪又拒之。然文帝登极，仍拜集州刺史。文帝将受禅，谓荣建绪曰：“且共取富贵。”建绪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遂赴官去。及开皇中来朝，文帝曰：“卿亦梅否？”建绪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建绪仍历始、洪二州刺史。陈许善心聘隋，会隋灭陈，礼成而不得返，善心衰服哭于阶下，藉草东向三日，敕书唁焉。明日有诏拜散骑常侍，善心哭尽哀，入房改服而出，垂涕拜受诏，入朝伏地，泣不能起。文帝曰：“我平陈惟获此人，既能怀旧君，即是我纯臣也。”之数人者，史策已载其行义，以为人之所难，曾莫有议其先守义而后失节者，即当时人主亦以为甚难希有，而未尝以必死为完人。如梁武于仙卑之被执，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使天下见二烈士。”周武于傅伏亦亲执其手曰：“朕平齐惟见此一人。”后俱宠之以官，任特至，初不以其再仕新朝而薄其为人。则知习俗相沿，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延及李唐，犹不以为怪。颜常山、张睢阳、段太尉辈，一代不过数人也。直至有宋，士大夫始以节义为重，实由儒学昌明，人皆相维于礼义而不忍背，则《诗》《书》之有功于世教，匪浅鲜矣！
《后汉书》：杨彪在汉朝致仕十馀年，曹丕受禅，欲以为太尉，固辞，乃授光禄大夫，赐几杖。因朝会，令彪著布单衣鹿皮冠而后入，待以宾客之礼。按彪虽辞太尉，仍授光禄大夫，亦未免有玷。
隋制从驾官带妻子隋时从驾公卿许以妻子自随。《北史·周法尚传》：炀帝好巡行，法赏请为方阵，四面外拒，六宫及百官家口并处其内。《赵才传》：帝每巡幸，才恒为斥堠在途，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辄丑言大骂（以上二事亦见《隋书》）。又帝在太原，将还京，宇文述曰：“从官妻子俱在东都，便道向洛阳，自潼关入可也。”杨玄感反，先攻东都，谓李密曰：“从驾百官妻子俱在东都，攻之不能无动。”许善心从驾江都，宇文化及之乱，为所杀，其母年九十二，临丧不哭，曰：“能死国难，我有儿矣！”因卧不食，十余日亦卒。此皆从驾带家属之证也。又帝征高丽，命宇文述为将军，听以家累自随，谓项羽“虞兮”即故事也。则行军亦许带妻子矣。按《魏书》：孝文帝欲造船至邺，高道悦曰：“从驾群僚，听将妻累，舟楫之间，更无阻隔，士女杂乱，内外不分。”《北齐书》：裴泽与妻魏氏恩好甚笃，每从驾，其妻亦至，时人以为健妇夫半。是魏、齐以来，从驾官原听带家累，并不自隋始。至如李克用破黄巢还，上源驿之难，以刘夫人计谋得保军还。又唐庄宗先得符道昭妻侯氏，专宠军中，谓之夹寨夫人，出兵四方，常以相从。后得刘氏，又爱之，下魏博，战河北，十馀年未尝高主离左右。是克用父子行军皆带妻子也。又庄宗在杨刘，将趋郓，下令军中，尽归其家属于魏。则军士亦得带妻子在军矣。
唐初武功之盛《唐书·土蕃传赞》谓：唐初四裔有弗率者，皆移兵讨之，蹶其牙、犁其庭而后已。《渤海传赞》又谓：薄海内外，尊天子为天可汗。蕃夷君长，待唐玺乃能国，一不宾辄遭夷缚。可想见当日武功之盛、幅员之大也。今按太宗时，李靖击突厥，擒颉利可汗；而突利可汗先已来降，封北平郡王；车鼻可汗不入朝，右骁卫高侃讨斩之。侯君集击高昌，俘其王智盛，以其地为廷州。都支十姓可汗叛，裴行俭以计执之。又降突厥伏念可汗，尽平突厥余党，破突厥泥熟匐，得其首以归，盖嘉运又虏吐火仙骨啜可汗。李击灭薛延陀，降其可汗咄摩支，入朝授官，于是铁勒十一部皆归命。郭孝恪伐焉耆，虏其王。龙突骑施讨铁勒九姓，单骑入喻，铁勒遂缚伪叶护以降。后焉耆复立那支，阿史那社尔又击斩之。社尔又与契何力讨龟兹，擒其王诃梨布失毕。其将那利叛，又擒之，凡破五大城，谕降小城七百余。又讨西突厥，擒其酋处蜜时健俟斤以归。杨宏礼破处蜜，杀焉耆王，降及支，获龟兹、于阗王以归。薛仁贵讨契丹，擒其王阿卜固，又平九姓蕃。其尤奇者，浮屠玄奘自天竺归，太宗遣王元策至其国，其国发兵来拒。元策从者才数十人，皆殁于战。元策只身奔吐蕃，檄召邻国兵，破之，擒其酋阿罗那顺，降城邑五百八十所。此虽班超、傅介子亦不逮也！自破龟兹，始徙安西都护于其地，统于阗、碎叶、疏勒，号四镇。自擒车鼻可汗后，突厥尽为封疆臣，始置单于都护府，领狼山、云中、桑干三都督，苏农等二十四州。又置瀚海都护府，领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贺兰等八州。又置松漠都督府，统达稽、纥便等部。党项拓跋赤辞不朝，刘师立谕降之，又以松州为都督府。于是自河首积石以东皆为中国地。自铁勒十一部皆归，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所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皆号都督府，即故单于台置燕然都护府以统之。其后改燕然为瀚海都护府，领回纥，徙故瀚海都护于古云中城，号云中都护府。碛以北隶瀚海，碛以南隶云中。高宗、武后之世，余威犹振，苏定方大破贺鲁于伊丽水上，降其五弩失毕，遣将萧嗣业至石国，擒贺鲁唐，地遂极西海。而思结阙俟斤都曼拥所部及邻部葱岭等国为乱，定方又击擒之，葱岭以西皆定。又平百济，俘其王义慈及太子隆、次子泰等。李破高丽，执其王藏、其男建等，凡五部百七十六城，分其地为都督府者九，州四十二，县百，复置安东都护府，于是唐地又极东海矣（后仍遣藏与隆各还本国安辑余从）。武后时，犹命王孝杰击破土蕃，复取四镇，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而契丹孙万荣入寇，又地中斩之，传首东都。开元、天宝之世，高仙芝逾葱岭讨小勃律，降其王苏失利之，遂平其国，而大食等七十二国皆来附。又讨石国，虏其王以归。夫蒙灵讨突骑施，斩其王。莫贺达干回纥击突厥白眉可汗，传首京师，突厥毗伽可敦来降。程千里追阿布思，谕葛逻禄叶护执以献。《通鉴》谓是时声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羁縻之州八百，信乎幅员之盛，虽西汉不及也！及乎安史乱后，虽河北亦莽为盗区，终唐之世，不能复矣！
唐初多用蕃将史大奈，本西突厥特勒。冯盎，本高州土酋。阿史那社尔，本突厥处罗可汗之子。阿史那忠，本苏尼失之子。契何力，本铁勒莫贺可汗之孙。黑齿常之，本百济西部人。泉男生，本高丽盖苏文之子。李多诈，亦酋长之后。论弓仁，本土蕃族。尉迟胜，本于阗国王。尚可孤，本鲜卑别种。他如李光弼、浑、裴玢等，亦皆外蕃久居中国者。
唐制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唐一代，内外官轻重先后不同，有迥相悬绝者。太宗时，马周疏云：朝廷独重内官而轻刺史、县令，刺史多是武夫，或京官不称职者。边远之任，用人更轻。是贞观时已有重内轻外之弊。武后时李峤、唐休秦言：朝廷重内官，轻外职，每除授牧伯，皆再三披诉，所遣外任者，多是贬累之人。今请选贤者分典大州。王嗣立亦言：县令、刺史不加拣择，京官坐负及声称下者乃典州，吏部年老不善刀笔者乃拟县。卢怀慎亦言：比见官犯赃者任以江淮岭碛，粗示惩贬，其人内怀自弃，殉货掊克，益无悛心。以罪吏牧遐方，是谓惠奸而遗远。远州陬邑，何负圣化，而独受其恶政乎？明皇时，张九龄奏言：今刺史，京辅雄望之郡，犹少加选择，江淮、陇蜀、三河大府之外，由京官出者，或身有累，或政无状，用牧守为斥逐之地。或其先附会高位，及势衰，谓之不称京职，出以为州。武夫、流外，积资而得，不计其才。刺史尚尔，何论县令！古者刺史入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京师衣冠所聚，声名所出，从容附会，不勤而成，是大利在内而不在外也，智能之士安肯出为刺史县令哉？是时源乾曜以大臣子多任京职，俊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请以己子三人任京职者出二子于外，以示近始。诏褒之。《倪若水传》亦云：时天下承平，朝廷尊荣，人皆重内任。虽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谓下迁。班景倩自扬州采访使入为大理少卿，若水饯之于郊，顾左右曰：“班公是行若登仙，吾恨不得为驺仆。”可见唐初以至开元、天宝内重外轻之风也。及肃、代以后，京师凋敝，俸料寡薄，则有大反是者。《通鉴》：元载当国，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乃制俸厚外官而薄京官。京官不能自给，常从外官乞贷。杨绾、常兖虽奏加京官俸岁约十五六万缗，然风会所积，利常在外，京官之贫如故。《唐书·嗣曹王皋传》云：皋为秘书少监，上元中京师饥，斗米值数千。皋乞外官，不允，乃故抵微法，贬温州长史。《李泌传》亦云：是时州刺史月俸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官禄薄，自方镇入为八座，至谓罢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恨降谪之晚。崔裕甫任吏部员外郎，至求为洪州别驾。其节度使府宾佐有所忏者，荐为郎官。当迁台阁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李泌以为外太重，内太轻，请随官闲剧普增其俸，为窦参沮而止。此距开元、天宝时不及三四十年，而外重内轻相反一至于此，亦可以观世变也！
唐制升殿用宫女侍《文昌杂录》云：唐制，天子坐朝，宫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诗有“户外昭容紫袖垂，双瞻御坐引朝仪”之句。盖自武后临朝，女官随侍，后遂相沿为定制耳。《宋史》吕大防疏称：唐入阁图有昭容位，可见当日著为朝仪，至形之图画也。按《唐书》天二年十二月诏曰：宫妃女职，本备内任，今后每遇延英坐日，只令小黄门祗候引从，宫人不得出内，由此遂罢。则唐末始革除。
唐制吏部分东选南选唐制，吏部分为三铨：尚书一人曰尚书铨，侍郎二人曰中铨、东铨（见《五代史·姚ダ传》）。东铨亦曰东选。贞观元年以京师谷贵，始分人于雒州置选。至高宗开耀元年，以关外道途遥远，河雒天下之中，始诏东西二曹两都分简，即所谓东选也。《旧唐书·魏知古传》：帝令知古往东都知吏部尚书主选事，甚称职，手诏嘉之。又卢怀慎与知古分领东都选，苏晋与齐浣更典二都选。代宗广德二年，命杨绾知东京选，贾至知东都举，皆见《新唐书》。东选外又有南选，其铨选之地有数处。《旧唐书》高宗上元三年置南选，使简补交广黔等州官。《百官志》：岭南黔中三年一置选补使，号为南选。如《啖助传》：仲子陵典黔中选补，乘传过家。此置选于黔中者也。张九龄为桂州都督兼岭西按察选补使，柳泽为侍御史监岭南选，徐浩以都官郎中为岭南选补使，韦为桂管观察使，管内邑长三百余员，由吏部补者十之一，他皆使量才补之。此置选于岭南者也。至德元载，命崔涣宣慰江南兼知选举。《旧唐书》：兴元二年，刘滋以吏部侍郎往洪州知选举，时兵荒后，选人不能赴调，乃命滋江南典选，以便江岭之人。又李岘罢政为吏部尚书，知江淮选举，置铨洪州。此置选于江西者也。
唐时簿尉受杖《t斋闲览》引杜甫《赠高适》诗：“脱身簿尉中，始与捶楚辞。”韩退之《赠张功曹》诗：“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杜牧《寄侄阿宜》诗：“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皇皇。一语不中治，鞭捶身满疮。”以为唐之簿、尉有过，即受笞杖，犹今之胥吏也。不知唐制更不止此。《新唐书·刘晏传》：晏为转运使，代宗尝令考所部官，五品以上辄系劾，六品以下杖然后奏，则不特薄尉矣。又张镐杖杀刺史闾邱晓，严武杖杀梓州刺史章彝，则节度使并可杖杀刺史矣。杨炎为河西节度使掌书记，以县令李太简尝醉辱之，炎令左右反接，榜二百几死，则节度书记并可杖县令矣。《旧唐书》本纪：元和元年，观察使韩皋杖安吉令孙致死，罚一月俸料。《新唐书》：穆宁为转运使，杖死沔州别驾，坐贬平集尉。是虽有降罚处分，然以杖之至死故稍示罚，而长官得杖僚属之制自在也。《裴耀卿传》：刺史杨犯赃，诏杖六十，流古州。耀卿言：“刺史、县令异诸吏，今使裸躬受笞，事太逼辱。”又御史蒋挺坐法，诏决杖朝堂。张廷奏曰“士可杀，不可辱。廷臣有罪当杀之，其馀或夺俸，或收赎可也。”广州都督裴先抵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刑不上大夫，若罪应死即斩，不宜廷辱，以卒伍待。”是其时朝臣皆以为言，然卒不闻停此制也。而t斋但据杜、韩诗谓唐时簿尉受杖，此犹未详考耳。按百官受杖，本起于汉光武。《后汉书·申屠刚传》：光武时，尚书近臣乃至捶扑牵曳于前，刚每极谏。《宋均传》：均每删疑事，上以为有奸，收郎缚格将杖之。《钟离意传》：明帝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伏床下，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又司农上事，误以十为百，帝召郎将笞之。意自引罪，即解衣就格，帝乃免之。《左雄传》：大司农刘据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捶扑。雄上言：“九卿大臣，行有玉之节，孝明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顺帝从而改之，于是九卿无遭扑者。是杖罚官僚实始于光武，明帝至有加之九卿者，顺帝始停之。而《魏书·何夔传》：魏武性严急，掾属公事，往往如杖，惟夔常畜毒药，以死自誓，故终不见辱。则官僚受杖，魏武又尝行之。《后魏书》：陈建在州贪暴，文成帝遣使罚杖二十。皮怀喜在州以饮酒废事，孝文帝遣使决以杖罚。《高允传》：魏初法严，朝士多见杖罚。允历事五帝，五十馀年，初无谴咎。《北齐书》：唐邕以从事中郎封长业征官钱违限，杖二十。《隋书》：燕荣为幽州总管，性严酷。元宏嗣除幽州长史，惧为所辱。文帝知之，敕荣曰：“宏嗣杖十以上，皆须闻奏。”荣乃因事笞之，每笞不满十，而一日之中，或至三四。又赵仲卿镇平凉，鞭笞长吏，辄至二百。《卢思道传》：思道请朝臣犯笞罪，得以赎论。文帝从之。是思道未请以前，朝臣笞罪犹的决也。此又北朝及隋时杖罚之制。惟南朝稍异。按《齐书·陆澄传》：郎官旧坐杖，皆有名无实，明帝用法严，尚书郎有杖罚者，因萧琛言依旧不行。是南朝杖罚之制稍轻于北朝也。唐制盖沿北朝及隋故耳。宋时此风渐少，然《宋史》：明稿知并州，时边任多纨子弟，镐择其尤不职者杖之。是亦未尝无的杖之制。《理宗本纪》：淳二年，诏今后州县官有罪，诸帅毋辄加杖责。禁杖官吏，至烦明诏，是其时帅府本可杖官吏也。金、元二朝，此风尤盛。文惟简记金国上自宰执，下至制司簿尉，有罪者皆杖责。州县官有罪，则差天使至彼杖之，名曰监断。《金史》：海陵杖张浩、萧玉曰：“大臣决责，痛如朕躬，事不得己，汝等悉之。”世宗元妃李氏葬时，都水监高杲治道不如式，乌古论元忠杖之四十。上谓元忠曰：“六品官有罪当奏，乃擅决耶？”然亦未闻罪元忠也。《张行信传》：时监察御史杖罚多的决，因行信力争，乃论赎。洪皓《松漠纪闻》云：余至河阴，县令以病解，独薄出迎，不肯坐。乃因军饷失期，县令被挞柳条一百，簿亦受此罚，故疮不可坐。又《金史·蔡传》：为户部员外郎，以高元鼎事牵累，笞四十。官赎外仍的决，则郎署卿监亦不免矣。《宣宗纪》：诏州县官虽积阶至三品，坐乏军储，听行部者决谴。《归潜志》：赵秉文为术虎高琪所恶，奏摄南京转运司，果误粮草，当杖。宣宗曰：“学士岂当耶？”琪奏非此不足示惩，遂杖四十，秉文大恨。则又因军兴催饷严急也。哀宗时，高琪又立法，职官有犯皆的决。许古谏，不从。则非误军饷者亦杖矣。元初比金制尤甚。《元史·世祖本纪》：诏军士所过，毋得挞辱官吏。是军士亦尝殴官也。《桑哥传》：尝以检刷文簿笞御史四人，自后御史赴省部，掾令史皆与之抗礼。《赵孟ぽ传》：桑哥专政，六曹后至者被笞。孟ぽ后至，断事官亦引受笞。叶李解之，乃免。是御史、学士亦例受杖也。孟ぽ又尝奉命至江南，责行省壅滞钞法，诏凡左右司及诸路官，许竟加笞责。是外台官亦例受杖也。至元二十年，桑哥败，世祖以其挞御史，虽命省台论其罪，然大德七年，成宗又禁诸王附马毋辄杖州县官。可见官吏受杖之例仍未停止。《阎复传》：复奏云：“古者刑行不上大夫，今郡守之贵，以征租受杖，非所以励廉隅也。”则元时官吏杖罚之制，更烈于前代矣。前明又有廷杖之制。洪武中，杖死永嘉侯朱亮祖，以其父子鞭死工部尚书夏祥也。则太祖已开其端，其后寝不复用。正统中奄竖擅权、窃以示威，于是殿陛行杖，遂为故事，并有荷校及罚跪之法。黄尊素疏云：“正统、正德中，廷杖及王振、刘瑾为之，嘉靖、万历时，廷杖乃张璁、严嵩、张居正为之。”今按《明史》，亦有不尽出于权奸者。正统中，尚书刘中敷，侍郎吴玺、陈常，祭酒李时勉，司业赵琬，或荷校，或受杖，因皆王振所为。成化中，以科道不劾马文升，杖给事中御史李俊等二十九人各二十，又杖刑部郎林俊，固皆汪直所为。正德中，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等劾刘瑾，各杖三十，杨源再，杖六十；蒋钦继上疏，每疏杖六十，凡三疏，遂杖死，此固瑾所为。嘉靖中，周怡、沈炼、杨继盛以劾严嵩被杖；徐应丰、叶经为嵩所构，被杖死；厉汝进、查宗彝、徐养正、刘起宗、刘禄以劾严世蕃被杖；嵩复以河套事激帝怒，杖给事中御史于庭，此固嵩所为。万历中，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邹元标皆以论张居正夺情事被杖，此固居正所为。外此如景泰中廖庄、章纶、钟同之被杖，则以请复沂王为太子也。成化中章懋、黄仲昭、庄昶之被杖，则以谏元夕张灯也。崔升、王纯之被杖，则以请用王恕及谏罢王恕也。吴文度又破杖，则以论妖僧纪晓也。张泰之被杖，则以谏万贵妃干政也。姜昂之被杖，则以劾李孜省也。董之被杖，则以请罢商辂也。正德中以谏南巡杖舒芬等一百七人，杖黄巩等二十九人，死者凡十一人。其时瑾已死，则江彬等为之也。嘉靖中以争大礼杖丰熙等百三十四人，死者十六人。其时张璁未当国，则固帝自为之也。张选之被杖，则以谏遣郭勋代享太庙，其时嵩亦尚未柄用，则亦帝自为之也。他如杨爵、杨最之杖死，则以谏服丹药也。周天佐、浦钅宏之被杖，则以救杨爵也。刘魁之被杖，则以谏造雷殿也。乌从谦之杖死，则谏斋醮也。杨久绳、纯巽言之被杖，则以胡膏诬其薄修元品物也。何光裕、龚恺之被杖，则以劾史道、仇鸾也。甚至公卿大臣亦多不免，如总督郭宗皋、翟鹏，巡抚陈耀、朱方，皆以边事被杖。刑部侍郎彭黯、左都御史屠侨、大理卿沈良才，以议丁汝夔狱缓被杖。耀、方毙杖下，黯、侨、良才等杖毕仍趣令治事。林俊言：成化时杖一二臣，率容厚棉重毡叠裹，逆瑾擅权，始令去衣，嘉靖时尤多杖毙。自古百僚之受辱，无有过前明者。其始权奸窃柄，创此刑以胁制朝士，其后习为故事，人主逞其一时之怒，用之于殿廷而以为固然。朝廷既失刑，而殊杖者转因以得名，凡拜杖出国门者，海内士大夫咸希风景慕，不以为辱而以为荣，于是国法不足敌公论矣。至大吏之杖僚属，虽非令甲。然亦间有行之者。正统中，王来为山西左参政，以公事杖死县令不职者十，逮下狱。景泰中，赵荣出勘河道，尝挞辱官吏，三司上章劾之。成化中，李裕为副都史，欲振台纲，御史有过，或遭挞。雍泰为山西按察使，以太原知府尹珍不避道，召而跪之，珍不服，竟笞珍。后泰抚宣府，又以大杖决参将李稽。嘉靖中，胡缵宗以事笞阳武知县王联。萧鸣凤为广东提学，以愤挞肇庆知府郑章。虽皆以违制被劾，然亦见国法纵弛，外僚恃势，竟敢有行之者。今武弁犹有杖罚之例，而文职则否，所全士大夫廉耻多矣。唐时国史听随任修撰宋子京修《唐书》，司马温公修《通鉴》，皆修前代书，随任修撰，固无碍也。唐时则国史亦有听人随任修辑者。《旧唐书》：吴兢出为荆州司马，时国史未成，诏许以史稿自随。萧嵩领国史，奏遣使者就兢取其书，得六十余篇。张说为天兵大使，敕许以国史稿即军中论撰。及说致仕，又诏在家修史。令狐亘撰《代宗实录》未就，会贬外，诏听在外成书。元和中，其子上之。沈传师修《宪宗实录》未成，出为湖南观察使，监修杜元颖援张说、令狐亘之例，请以史稿残课付传师即官下成之，诏可。然国史听人携带，究非慎重之道。故张说修史于家，李元言：“史馆在禁中，所以秘严之也。请勒说以书就馆，参会撰录。”吴兢修《唐春秋》未就，乞官给笔札，太臣奏国史不宜在外，乃诏兢赴馆撰录。而刘子玄修国史，会天子在洛，将西还，子玄自乞留东都。或言不宜，乃驿召至京。
唐时王爵之滥古来王爵之滥，未有如唐中叶以后之甚者。唐初如李靖、李、尉迟敬德、秦叔宝等战功，皆只封公，其膺王爵，惟外番君长内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怀化郡王，以及群雄中有来降者，如高开道封北平郡王，罗艺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馀人，于是王爵始贱。中宗复位，遂亦封敬晖、张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韦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然不久皆革除。开元以来，无复此事，直至天宝末，安禄山封北平郡王，哥舒翰封西平郡王，火拔归仁封燕山郡王，于是又有圭爵之制，然亦尚未滥也。自肃宗起兵灵武，其时府库空竭，专以官爵赏功，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皆听临事注授，有至异姓王者。及德宗奉天之难，危害万状，爵赏尤殷。尝授浑诏书千余，自御史大夫实封五万户以下，募士击贼。又赐笔，使量功署诏，不足则署衣以授。是时王爵几遍天下，稍有宣力，无不王者矣。大概肃宗以后，封王者凡有数种。其以大功封者，如郭子仪、李光弼、李晟、马燧、浑，其最著者也。其功绩不必甚大而亦封王者，如河阳怀州之战，光弼为统帅，而列将白孝德以擒刘龙仙封，侯仲庄以擒安太清封，郝廷玉以擒徐璜玉封；刘辟之平也，高崇文为统帅，而裨将郦定进、高霞寓俱封；他如陈利贞以救睢阳封，柏良器以救宁陵封，曹华以拔凌云栅封，王智兴以取隶州封，张子良以擒李封，卫伯玉以破李归仁封，刘海宾以斩刘文喜封是也。并有不必战功而亦封王者，如辛云京但守太原，李国臣但从光弼守河阳，李元谅但守华山，段秀实但历佐三节度府是也。甚至奉天之难，杜希全以兵来赴即封，朱忠亮以四十骑至亦封，李维简以三十骑至亦封，冯河清以军仗至亦封，贾隐林只身至亦封是也。有自贼中自拔来归而封者，乌承劝史思明降，不听，脱身走归而封，薛嵩为史朝义将，来归而封，李洧为淄青将，以徐州降而封。或虽未能自拔，但送款即封者，如阿史那承庆、安守忠皆自安庆绪所先送款而封，李忄登从李希烈所上表归朝而封是也。有贼将来降而先封者，如史思明初降即封，田承嗣、李怀仙皆史朝义部将，朝义败，始乞降而亦封；刘悟本，李师道将，反兵擒师道降亦封是也。有藩镇跋扈，不得已而封之者，如朱滔、朱希彩、朱克融、李纳、田悦、田绪、何简之类是也。有藩镇兵盛，欲其立功而先封者，如李希烈未叛前，欲其讨梁崇义而即封，吴少诚未叛前，以献计防崇义而亦封是也。甚至符之封，以其父令奇死田悦之难，而王其子以慰之。路应之封，以其尝有恩于李泌，而封王以酬之。益可见王爵之不甚爱惜也。考其时封王者，不必皆高官显秩，如王虔休封王时方为李抱贞都虞候，张孝忠封王时方为李宝臣所属易州刺史，王武俊初封王时亦为宝臣牙将，陈楚封王时方为张茂昭牙将，史宪诚祖道德、父周洛及宪诚三世俱封王，而俱为田氏牙将，段秀实、谷从政封王时俱不过刺史，伊慎封王时官不过别驾，李惟简封王时官不过太子谕德。甚至高固本浑家奴也，而亦封王。裴玢本论惟明亻兼力也，而亦封王，仍为论惟明坊牙将。《通鉴》谓是时军中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得计爵之高下，至有僮仆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如故者。今按郭子仪麾下宿将数十，皆王侯贵重，子仪颐指若部曲，家人亦以仆隶视之。李光弼为元帅时，仆固怀恩已封大宁郡王，河阳之战稍退缩，光弼即令斩首，怀恩惧，遂致死于敌。而张巡守雍州，不过一真源令，其下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可见是时爵命虽荣，人皆不以为贵，即身受者亦不以为荣，故大将军告身才易一醉。爵赏驭人之柄，于是乎穷。此亦可以观世变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