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三皇五帝《大戴礼·五帝德》及史迁《五帝本纪》，皆专言五帝而不言三皇。然三皇之号见于《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不得谓三代以前无此称也。第未有专指其名者，其见于秦博士所议，但云天皇地皇、人皇而已。孔妄国《书序》乃以优牺神农、黄帝为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尧、舜为五帝。司马迁则以黄帝入五帝以内，而无少昊。郑康成依《运斗枢》注《尚书·中候》则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帝鸿、金天、高阳、高辛、唐虞为五帝。司马贞因之作《三皇本纪》，亦以伏牺、女娲、神农为三皇。孔颖达注《尚书》最尊安国，故其驳郑注谓女娲但修伏牺之道，无所改作，不得列于三皇。既不数女娲，则不可不取黄帝为三皇。又曰：安国之意以月考，春曰太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黄帝，依次以为三皇；秋曰少昊，冬曰颛顼，自此以下合之高辛、尧、舜乃为五帝耳。然颖达又云：诸儒说三皇，或数燧人，或数祝融，以配牺农，其五帝皆自轩辕，不数少昊。《帝系本纪》、《家语》又皆以少昊即黄帝之子青阳，是颖达虽尊安国，亦未敢竟以黄帝入三皇之内，少昊列五帝之中，而显与史记相戾也（唐天宝中祀三皇则伏羲、神农、黄帝，五帝则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盖用颖达之说）。宋五峰胡氏直断以孔子《系词》所述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元人胡一桂又从而引伸之，谓《孔子家语》自伏羲以下皆称帝，《易大传》、《春秋内、外传》有黄帝、炎帝之称，《月令》有帝太昊、帝炎帝、帝黄帝之文，可见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本皆称帝，秦以前未尝列之于三皇也。其三皇之号，终不可泯，则仍以秦博士所谓天皇、地皇、人皇者当之，而不必附会其人。此论较为直捷。然近日王西庄之谓：《系词》以羲神为上古圣人，黄帝、尧、舜为后世圣人，则羲、农宜为皇，黄帝宜为帝。惟三皇中少一人，则司马贞据康成说，以女娲充数，亦未为无据。西庄最尊郑学，故持论如此。要之，去古愈远，载籍无稽，传闻异词，迄无定论。又如《三皇纪》谓炎帝神农氏，则神农即炎帝也，而谯周《古史考》则以炎帝与神农为二人。《史记》黄帝姓公孙，名轩辕，则轩辕即黄帝也，而罗泌《路史》又以轩辕与黄帝为二人。岐说纷纭，学者固未便臆断矣。尧、舜之禅不同舜受终文祖，摄位之后，又二十八载，尧乃徂落，《舜典》所记甚明。禹受命于神宗，若帝之初，亦是当舜在日即已摄位也。乃禹摄后，舜作何位置，及享寿又若干，典谟俱不载，但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何也！盖舜之禅与尧之禅不同，尧禅后竟全以天下付舜，而己一无所与，故舜摄位后，察玑衡，类上帝，辑瑞巡狩，封山浚川，一切皆行天子之事。舜则虽命禹摄位，而身尚临御。故禹既摄之后，其征苗也，犹奉命而出，及班师，又劝舜修德以来之。可知传位虽有成命，尚不同尧之退处养闲。直至苍梧之崩，犹在帝位，故书云“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也。盖尧禅时已耄而倦勤，舜禅时尚康强无恙。观于过百之岁，犹远陟江汉，其矍铄可见，故不敢以付托有人，遂自暇逸而爱闲谢事耳。东、西周武王定鼎于郏辱阝，周公营以为都，是为王城，则河南也。周公又皆下都，以迁殷顽民，是为成周，则洛阳也。平王东迁，定都于王城，其时所谓西周者，丰镐也，东周者，王城也。及王子朝之乱，敬王徙都成周，《公羊传》曰：王城者何？西周也。成周者何？东周也。则是时王城为西周，而成周为东周矣。及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是为河南桓公。桓公之孙惠公，又自封其少子班于巩，号曰东周，则此东周又自西周之王城分出，而并非敬王所都之成周矣。分封于巩者曰东周，而河南惠公本在王城，则仍西周之号，此东周、西周皆在河南，而周王之都于成周自若也。《战国策》所谓周王者，都于成周之王也。所谓东周君、西周君者，则河南之都于王城及分封于巩者也。东周谓韩王曰：西周者，故天子之国也。曰故天子国，明乎是时西周已非天子所都也。显王二年，赵与韩分周为二，于是东、西各为列国者，即河南之东、西周也。而显王抱空名，尚在成周，直至赧王始灭，则仍是敬王所迁之东周也（说见《吕氏大事记》）。故高诱《战国策》仍以东周列于首，盖以敬王所迁之东周在此，故首篇即载秦王求九鼎一事，明乎鼎虽在西周，而王则在东周，鼎乃王之鼎，西周不得而主之也。鲍彪不知敬王以后周王常都东周，而改以西周为首，所以致吴师道等之纷纷辩驳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说蔡九峰注《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周建子矣，而《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则寅月起数，周未尝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记》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则腊为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则寅月起数，秦亦未尝改也。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继书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郦山，先书十月、十一月，而继书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为正朔，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汉初仍秦正，亦书曰元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仍不改也。以此知《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见厥祖”，其后复辟，亦所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毫。两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礼，明是商改建丑之岁首，而云十二月，则仍以寅月起数，至丑月则十二月耳，非以丑月为正月也。蔡传又于《泰誓》“十有三年春”注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也。则并谓春夏秋冬四序，周时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类稿》云：《史记》秦、汉纪年皆以十月起，渐次及于正月，而当闰之岁，归余于终，又皆为后九月。可见秦及汉初但改岁首，而未改月次，盖以建亥之月为正朔，而建寅之月仍为正月也。
改正朔即改月次之说《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国传云：此周之孟春也。孔颖达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统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发师，至二月甲子咸刘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即周正建子之月也。
《诗》：维暮之春。郑康成注亦以为周之季春。
《周礼·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也。“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时以周正月为正月，夏正月为正岁也。
《杂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节气仍旧，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朱子注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按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为季夏，四月为六月也。
《吕氏春秋》：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日。高诱注云：秦以十月为正月，故于是月受明年历日。是吕氏月令虽从夏正，而已见秦以十月为正月也。
《史记·秦本纪》每年皆以十月起，而叙汉高初为汉王，纪元之始，亦即曰汉元年十月，次叙十一月项羽破函谷关，十二月羽至戏。《汉书》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齿降魏，正月张耳等立赵王歇为赵王，而终之以后九月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婴降，下云春正月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颜师古注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改历之后记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则十月即正月。今此正月，实当时所谓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书大传》言：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殷以十二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迈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
蔡邕《月令问答》云：孟夏，《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
《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熊朋来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也。
以上二说，各有所据，然则何所折衷？曰：当以孔子《春秋》为断。《春秋》所书非时之变异，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见者证之。如隐九年春三月大雨震电，《左传》云：书失时也。杜注：夏之正月，未可雷电，故书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无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应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应冰而不冰，故书也。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何关于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将获之麦及初种之苗俱为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菽，大豆也，周十月为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则菽已久收，岂为霜杀乎？且其时霜正应时，何足为异乎？由此以观，则周改建子为正朔，即以子月为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数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随月数而改可知也。周以既建子为正月，则秦改建亥为正朔，亦即以亥月为正月可知也。则《史记》、《汉书》于秦及汉初纪年皆从十月起，师古谓迁等以夏正追叙前事者，信不谬也。太初改历，本史迁及洛下闳建议，故既改从夏正之后，遂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汉之春正月为冬十月也。不然，则岂有一岁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数者乎？孔安国亦系汉武时人，身经太初改历，见从前承秦旧制，以亥月为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为正月，而于《尚书·泰誓》注之。由此可定蔡传所谓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说，究属臆见。然何以《小雅》四月维夏、《论语》暮春者及《吕氏月令》之类，周、秦亦有夏正错见也？曰：吾固于前说备论之矣。子为天统，丑为地统，寅为人统，古来原有此三正，更迭为用。故《甘誓》已有”怠弃三正“之语，初不自三代始。商、周虽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悖〕，如《尚书大传》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后，听其仍用国宗旧朔也。民间稼穑之事，盖亦听以夏正从事。夫迨失习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复颁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虽行周正于上，民间自行夏正于下。至战国而列国，亦无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错见于经书也。太初改朔之后，史迁不特以夏正改叙秦、汉事。按《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传传》则以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马贞《索隐》谓《公羊》用周正，而《史记》则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属之明年。其后称孔子卒七十二岁，亦少一年也。则史迁叙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县田汝成谓郡县不始于秦，而引《左传》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事在周敬王八年，以为秦未置郡县以前之明证。此盖据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为秦置郡县之始故在敬王后也。不知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及五鄙为县之制，见于《周礼》，则置县本自周始。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而未及于侯国。若侯国之置县，则实自秦始，而非列国先有此制也。《史记》秦武公十年伐わ、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盖因周制王畿内有县，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县，以为畿内地）。按秦武公十年乃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十八年。则列国之置县莫先于此，安得以百七十馀年以后晋人置县之事以为先于秦耶？惟《国语》管仲对齐桓有十乡为县之说，齐桓与秦武同时，则齐与秦之置县未知孰先孰后。然考之《管子》书，但有轨、里、连、乡、邑、率之类，无所谓县者，则《国语》所云十乡为县之说，或后人追记之讹，而齐桓时尚无县制（《管子·山国篇》有某县之田若干之语）。则置县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辨也。《国语》晋惠公许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实有郡县。”其时列国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为明证。自后列国之有县，盖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设县亦最早。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有“夷于九县”之语（注谓庄十四年楚灭息，十六年灭郑之类）。又庄王灭陈，杀夏征舒，因县陈。则秦武公置县后不久楚亦设县也。秦、晋相近，故晋之设县亦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为县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后，则不得谓设县不自秦始也。惟设郡之始，秦不经见。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汉中地，始置汉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纳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后，故吴师道谓：或者山东诸侯先变古制，而秦效之。然据晋惠公所云“君自有郡县”之语在鲁僖九年，则有郡亦莫先于秦，不得谓设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时县大而郡小，战国以后则郡大而县小。《左传》赵鞅与郑战，誓于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注引《周书·作雒篇》曰：千里百县，县有郡。此县大于郡之证也（据此则郡亦周制）。《国策》甘茂曰：宜阳大县，名为县，其实郡也。尉缭曰：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史记》魏纳上郡十五县。此郡大于县之证也。吕氏《大事记》亦云：春秋时郡属于县，战国时县属于郡。此又郡县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汉时，凡受学者皆赴亦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自武帝向用儒学，立五经博士，为之置弟子员。宣帝因之，续有增置。于是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欧阳、大、小夏侯之《书》，齐、鲁、韩之《诗》，普庆〔应是“庆普”〕、大、小戴之《礼》，严氏、颜氏之《公羊春秋》，瑕丘江公之《梁春秋》，皆在太学。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兴，起太学博士舍。肃宗又诏选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顺帝时，更修黉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人，士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汉书·翟方进传》：方进欲至京师受业，其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后汉书·光武纪》：帝初之长安受《尚书》。杨终年十三为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周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左氏传》。申屠蟠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张衡入京师，游太学，遂诵五经。魏朗亦诣太学受五经。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鲁恭年十六，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闭户讲诵。包咸少时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魏应诣博士受业，习《鲁诗》。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学馆，招子弟为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阳，立学校；任延为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孙皆诣学受业；李忠为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盖犹沿周制。《唐书》魏玄同疏曰：周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而命之曰：“慎简乃僚。”此令其自择下吏也。《周官》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则掌兴贤诏事，是分任群臣而统以数职也。汉时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则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则牧守自置之。按《汉书·高五王传赞》：汉初，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群卿以下，汉独为置丞相而已。是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惩吴、楚之祸，乃罢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则其令渐严；然二千石以下犹得置，故《通鉴》谓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国自置吏之故事也。《后汉书》：和帝问陈宠：“在郡何以为理？”对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属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属，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谓：汉时惟三辅许兼用他郡之人。按《汉书·循吏传》：黄霸，淮阳人，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辅郡得用他郡人，其馀则否。京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请，尤可见掾属无不用本郡人也。魏、晋、六朝犹仍牧守置吏之制。《后周书·苏绰传》云：今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时尚然。《隋书》：刘炫对牛弘谓：往者州惟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今则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据此，则天下官员尽归部选之制，实自隋始也。唐时亦尚兼用汉制。沈既济疏云：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传》云：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吏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观察所置矣。顾宁人引之，以为古时置吏得人，皆由于此。然此亦矫枉过正之论。吏归部选，则朝廷之权不下移；若听长官辟置，无论末俗浇漓，夤缘贿赂之风必甚，即其中号为贤智者，亦多以意气微恩致其私感。观史策所载，属吏之于长官已有君臣分谊，降及后世，若行之不变，未有不成党援门户、背公向私者。春秋时，晋杀栾盈，令栾氏之臣勿从。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隶栾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鲁昭公攻季孙氏，孟孙、叔孙谋救之。叔孙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孙与无季孙于我孰利？”皆曰：“无季孙则无叔孙。”曰：“然则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败。是春秋时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东汉，气节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论衡》云：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郡将挝杀无辜，英引为己罪，代将死。章为郡功曹，从太守讨贼，为贼所迫，亦代将死。《后汉书》：臧洪为太守张超所置功曹，超遣诣幽州，中道为袁绍所留，以洪为东郡太守。会曹操围超，洪乞师于绍以救超，绍不许，超竟破灭。洪乃与绍绝，绍兴兵围之。至城破被执不悔，卒以死殉。公孙瓒初为刘太守郡吏，太守坐事徙日南，瓒祭先人冢，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今与先人辞于北。”遂随太守往（亦见《魏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郡吏郅恽起而言曰：“延资性贪邪，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直从曲，此既无君，亦复无臣！”则并显然有君臣之称矣。刘表遗从事韩嵩诣许，欲以观虚实。嵩曰：“若至京师，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更可见未仕于朝者犹为私臣也。甚至有为举主及长官持服者。荀爽为司空袁逢所辟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鸾为太守向苗所举孝廉，除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官奔丧，终三年。此为举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诛，故人莫敢至者，独属吏桓典收敛归葬，服丧三年。刘质以冤死，王允为质吏，独随至京，送丧还其家，终三年乃归。此为长吏持服者也。《后魏书》：公孙邃为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诏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殊觉寥寥，可齐衰三月。则感恩知已、私自制服之例，且上达朝听，至发诏为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讠延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刺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可见六朝犹沿汉时长官得自置吏之制，而为所置者辄有君臣之分，抱节者虽能周旋患难，究何益于公家？桀黠者且至倾心于其主，如庆远等出死力以抗朝廷，此又长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宁人但见后世选法不尽得人，而以为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复用者。唐时固亦尝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韦皋在蜀，幕僚虽官显，不使入朝，即署为属州刺史，竟有终身不得见天子者。不特此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李光弼为副知留后事，白敏中为宁节度使，亦表蒋伸为副，是节度副使亦得由藩镇自置矣。安禄山之能叛，岂非以数年前请以蕃将易汉将，故得广树腹心，一朝举事，争为效力，遂至倾陷两京，唐祚几覆！故德宗晚年，方镇副ヘ多自选于朝，防一日有变，则就授以节制，盖深虑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渐也。
汉初分郡之大汉初设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员较小。自京兆、冯翊、扶风所统外，如河东、太原、上党、云中、雁门、代郡、定襄，则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内、陈留、颍川、汝南、南阳、魏郡，则今之河南省也；齐、燕之地亦仿此。计今一省之地，汉时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国在其间，原不甚稀阔。若会稽郡，则几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则即今之湖北一省：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则今之湖南一省；庐江、九江、豫章三郡，则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四郡，则今之广东、西二省；辽东、辽西、玄菟、乐浪四郡，则今之关东及高丽一国。盖其时蛮夷之地，甫经开辟，人户稀少，赋税讼狱亦皆轻减，故疏阔如此（《懒真子录》亦云：汉郡之大，只以会稽一郡考之，县二十有六，吴即苏州也，乌伤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阴即越州也，由拳即秀州也，太末即衢州也。乌程湖州也，余杭杭州也，鄞四明也。以此考之，即今浙东、西之地乃汉一郡耳）。至三国时，则渐分裂，如《吴志》孙策自领会稽太守，以朱治为吴郡太守，则汉时会稽一郡之地已分为二。又《夏侯玄传》万户之县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上令长如故，则其地之小益可见矣。
汉时陵寝徙民之令汉制：天子即位，即营陵寝，而徙富民以实之。《汉书》：景帝五年作阳陵，募民徙陵，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置茂陵，赐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为母起云陵，募徙者，赐钱田宅。盖其时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则渐及富民矣。宣帝时募吏民资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以水衡钱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资百万以上者，则并及于达官矣。元帝筑寿陵乃勿徙，诏曰：安士重迁，民之性也，今使其弃坟墓，破产失业，非计也，今所为陵，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士乐业。成帝作初陵，继又改新丰戏乡为昌陵，又徙郡国豪杰资五百万以上者。哀帝作义陵，始又诏勿徙。今按《主父偃传》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上从之。似此议创于偃。然《车千秋传》：其先齐诸田，徙长陵。则高祖陵已徙民矣。《史记》籍孺、闳孺皆徙安陵，则惠帝陵亦徙民矣。今见于列传者：朱云，鲁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陵。何并之，祖父平舆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当、郑崇之祖父皆以资百万徙平陵。萧望之，兰陵人；史丹，鲁人；尹翁归，平阳人；韩延寿，燕人；冯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有一家而数徙者，《金敞传》所谓近臣皆随陵为园邸也。张汤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辄随陵凡三徙，复还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韦贤以昭帝时徙平陵，其子玄成别徙杜陵。张敞之祖徙茂陵，敞又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汉制，人君即位，即营陵寝，固是先事储备。然多入贡赋，以实其中，则立法甚谬。《晋书》：建兴中盗发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索曰：“汉陵中物何多耶？”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国长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赤眉乱取陵物，不能尽，今犹有委积珠玉。此霸、杜二陵犹是俭者耳。”按《史记·孝文纪》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金银铜锡为饰。刘向谏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为式。而《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晋书·索传》又有此盗发霸陵金玉之事，则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书》虞世南亦谓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三分贡赋，以一入之，后赤眉入长安，取之累月不尽。盖汉制本如是也。此则徒以耗天下之财，而转召摸金、发丘之祸矣。大臣有罪多自杀《史记·宁成传》：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者。盖其时大臣多自贵重，不肯屈辱于狱吏故也。仲长统谓：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自裁之端，自是以来，遂以成俗。按贾谊疏：大臣有重罪，则白冠缨（丧服也），水如剑，造请室而请罪（示以自刎也）。武帝初，以文学进用赵绾、王臧。窦太后不好儒，乃阴求绾、臧罪，召案，绾、臧即日自杀。张汤被罪，上使赵禹责汤，汤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对簿为？”汤乃自杀。后上知汤为三长史所陷，尽诛三长史。而丞相庄青翟亦与三长史有谋，青翟亦自杀。李广失律，召对簿，广不肯对簿，自杀。李蔡以丞相侵庙n地，当下吏，亦自杀。周阳由与郡守胜属公相讦，胜屠公义不受刑，乃自杀。萧望之被收入狱，呼朱游曰：“游！趣和药来！”遂饮鸩死。朱博为丞相，坐事，当诣廷尉，乃自杀。冯参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诣廷尉，乃自杀。后汉司徒刘芳策免，自杀。窦宪收印绶，即日自杀。杨震罢归，行至城西夕阳亭，饮鸩自杀。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体，宁轻生以免辱，亦一时风尚使然也。后遂有以此为例，而逼令死于家者。《翟方进传》：成帝赐册曰：“今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车，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即以丞相不起闻。此赐死法也，亦见卫宏《汉官旧仪》。按赐牛酒，本朝廷所以优大臣告病之礼。《史记·公孙弘传》：弘以病乞骸骨，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疾瘳，仍起视事是也。今赐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终，又以全大臣之体也。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汉书》：义纵为定襄守，掩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兄弟私用入视者亦二百馀人，一切捕鞫，坐以谋为死罪解脱，尽杀之，共四百馀人。尹赏为长安令，治狱，穿地深数丈，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狱。捕得少年恶子数百人，尽入狱，数日发视，皆相枕籍死。何并为长陵令，侍中王林卿犯法，并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并至，轩其头，悬都亭下。《后汉书》：史弼为河东太守，当举孝廉，中常侍侯览遣诸生赍书属之，弼即付狱拷死。董宣为北海相，有大姓公孙丹造宅，卜者以为当有死者，丹乃杀路人，置尸舍下以厌之。宣即收丹父子，杀之。其亲党三十馀人操兵称冤，宣又尽杀之。可见当时守令杀人，不待奏报也。不特此也，严延年为涿郡守，遣掾赵绣按乡豪高氏，绣为轻重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若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白轻时，索其怀，得重劾，即收入狱，杀之。李膺为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赃无道，惧膺威严，逃还让第，藏于合柱中，膺破柱出杀之。桥玄为汉阳太守，上わ令皇甫真有赃罪，玄收考，竟笞死于市。王宏为恒农太守，有事宦官买爵者，虽二千石亦拷杀之。则并可专杀职官矣。又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倚中官势犯法，南阳、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杀之。杜诗为待御史，安集洛阳，将军萧文纵兵暴掠，敕晓不改，遂格杀广。则并可专杀中官及武臣矣。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置驿，奏请所捕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报二日而至，所诛杀流血十馀里。盖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丽于常法者，不奏也。《元后传》：绣衣御史暴胜之奏杀二千石，诛千石经以下。是诛二千石须奏，诛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汉制，戟即为斧钺，故凡列戟者，即得专生杀（见《后汉书·郭躬传》）。魏晋六朝则以持节为重。《南齐书》：王敬则枉杀路氏，氏家诉冤，上责敬则：“人命至重，何以不启闻？”敬则曰：“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谓应得杀人。”是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故累朝虽有诏申禁，如宋孝武诏：非临阵不得专杀，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须报乃行，违者以杀人论罪。告戒未尝不严切也。然《南史》吉翰为刺史典签，欲活一囚，因翰八关斋日上其事。翰明日谓典签曰：“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当代任其罪。”乃收典签杀之。是刺史并得杀签帅矣。沿及隋、唐，尚仍旧制。《隋书·陈孝意传》：太守苏威欲杀一囚，孝意力谏不听，乃解衣请先受死，威乃释囚。是隋时刺史亦得杀人也。《唐书》：刘仁轨为陈仓尉，有折冲都尉鲁宁暴横，仁轨榜杀之。太宗以其刚正，擢为咸阳丞。《封氏闻见记》：崔立为雒县，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向来县令以下受其馈，皆与之平交。立倒任，陈氏犹以故态见，立命伍伯曳之杖死。陈氏子弟相率号哭，围塞阶屏，立一一收录，尽杀之。是唐时县令、县尉犹得专杀人也。至于军旅之际，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众狂易，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使者纳诏不敢也，乃斩众以徇。兵马使张用济赴军逗留，光弼亦斩以徇。真源令张巡守雍丘，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以力不敌贼，劝巡降。巡设天子画像于堂，遂斩六人。张镐按军河南，以刺史闾丘晓不救睢阳，致张巡陷没，亦杖杀晓。此更因军事严切，不可以常法论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宋史·本纪》：太祖尝曰：“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朝廷不问。自今诸州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遂著为令，自此诸州大辟皆上刑部审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略问数语，即命斩之。王诏知汝州，有铸钱卒骂大校，诏即斩以徇。舒为临海尉，有使酒骂后母者，命执之，不服，即斩之。是宋时州县亦尚有专杀之例也。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汉自孝文帝遗诏以日铁月，遂著为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丧。《汉书·翟方进传》：方进遭母忧，自以备位宰相，不敢逾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即起视事是也。其有欲行丧者，则必须奏请。《后汉书·赵熹传》：熹遭母忧，乞身行丧，明帝不许，遣使者为释服。《桓焉传》：焉为太傅，以母忧自乞，诏以大夫行丧逾年即夺服。《桓郁传》：郁亦以母忧乞身，诏以侍中行服。邓骘遭母忧，乞身行服，章连上，乃许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刘恺传》：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朝，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其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诏下公卿议，多以为不便。恺独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谓宜以身先之，而议者谓不便，是犹浊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从之。然《赵岐传》：岐为司空掾，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又《荀爽传》：爽奏曰：“孝文皇帝过自谦抑，故遗诏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丧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以后行丧之制又废。考安帝建光元年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桓帝永兴二年又听刺史、二千石行丧服，延熙二年复断此制，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惟其有不服丧之制，而士大夫有独行己见、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铫期传》：期父卒，服丧三年，乡里称之是也。并有以兄弟丧而去官者，如杨仁为什邡令，以兄丧去官；谯玄为太常丞，以弟服去官是也。（《晋书》：郑默为大鸿胪，遭母丧，旧制，既葬还职。默恳终丧，遂改去，定令大臣终丧，自默始。又华e都督河北诸军事，父病辄还，仍遭丧。旧例，葬讫复任，e固辞忤旨。是晋时大臣亦不行三年丧，至郑默奏请始定终丧之制也。）
两汉、六朝谥法汉以来谥法，皆与其官爵并称，大者则曰某王，次曰某侯，盖犹春秋、战国之遗法也。《汉书》：霍去病谥景桓侯，周绁谥贞侯，靳歙谥肃侯，傅宽谥景侯之类。其时凡赐谥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称伯、子、男者。六朝时，则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别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谥忠武王，刘秀之谥忠成公，王弘谥文昭公，王俭谥文宪公，沈庆之谥忠武公，王敬弘谥文贞公，徐勉谥简肃公，王茂谥忠烈公，褚渊谥文简公，刘π谥昭公，王广之谥壮公，柳庆远谥忠惠侯，萧颖达谥康侯，曹世宗谥壮侯，吕安国谥肃侯，萧景先谥忠侯，刘善明谥烈伯，萧赤斧谥懿伯，沈君理谥敬子，沈君高谥祁子，陆缮谥安子，沈炯谥恭子，陆杲谥简子，庚杲谥贞子，凡谥皆连爵并称，非如后世但赐某谥也。又《裴子野传》：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谥，字野以令望特赐谥贞子。陶弘景赐谥贞白先生，刘赐谥贞简先生。《北史》：李谧赐谥贞静处士。此则官位例不及谥，而出于特恩者，乃后世特赐谥之始也。《后汉书》：夏恭卒，诸儒私谥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佥曰宜为贞节先生。陈实卒，海内赴吊者三万馀人，共谥为文范先生。此又后世私谥之始也。然私谥究非礼，故荀爽尝著论正之，见《后汉书》爽本传。又《宋史》：张载卒，门人欲谥为明诚夫子。司马光曰：《礼记》言古者生无爵，死无谥。《檀弓》书礼所由失，谓士之有诔，自县贲父始。曾子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惟天子则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犹为非礼，况弟子而诔其师乎？孔子殁，哀公诔之，不闻弟子复为之谥也。”是温公亦以私谥为非礼，与爽同。
按《左传》：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则古人之谥，有在将死时者（按：《国语》楚共王将葬议谥，子囊谥之曰共，则古法上谥必在将葬，商臣于成王之死而即谥之，乃悖逆之为，非常例也。）。卫灵公出奔，北宫喜及析朱Θ复之，灵公赐喜谥曰贞子，赐Θ谥曰成子。则又有生前定谥者。楚共王临卒，谓诸臣曰：“我死，请为灵若厉。”盖自谦也，则又有生前自谥者。又古谥法多用一字，间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静之类也。并有用三字者，如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谥法率用二字，盖便于其子孙之称也。《唐书》：吕卒，博士独孤及谥曰肃。严郢以故事宰相谥皆二名。及谓：“义在美恶，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晋重耳谥曰文，冀缺、宁俞、随会谥曰武，二名之谥非古也。汉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以一名不尽其善，故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之谥。唐兴，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爱君忘身，近贞，二者不可偏废，故曰文贞。萧端直，近贞；性多猜，近褊，故曰贞褊。若迹无异称，则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皆当时宰相，谥不过一名。而曰故事当二名，殊所未闻。”乃不改。后郑瑜卒，博士徐复谥曰文献。李巽谓：“二谥非古。”复谓：“二谥，周、汉以来有之：威烈、慎静，周也；文终、文成，汉也。”乃诏从复议。此后世二名之谥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尝专著其美而讳其恶。秦、汉以上不具论，《晋书》：陈准死，太常议谥。嵇绍曰：“谥所以垂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准宜谥曰缪。”何曾卒，议者以其食日万钱，谥曰缪丑。谢石卒，范宏之议以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墨襄公。《宋书》：何勖谥荒公。《南史》：萧子显卒，请谥，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谥曰骄。”萧卒，谥替侯。沈约卒，谥隐侯。徐陵卒，谥章伪侯。周敷为周迪所欺被害，谥曰脱。《北史》：郑羲卒，尚书奏：“《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乃谥为文灵。魏于忠谥武丑。穆崇死，请谥，太祖览《谥法》述义不克曰丁，遂谥为丁公。后周薛善谥缪。宇文直谥刺。《唐书》：许敬宗卒，博士以其弃子荒徼，嫁女蛮中，谥曰缪。其孙讼之，始改谥蔡，宋庆礼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谥曰专。他如李程谥缪，房式谥倾，马畅谥纵，韩宏谥隐，韦绶谥通丑，于ν谥厉，高璩谥刺，裴延龄谥缪。元载初谥曰荒，德宗改为成纵。杨炎初谥肃愍，孔驳之，乃改平厉。宋夏竦初谥文正，司马温公驳之，因改谥文庄。陈执中卒，韩维上疏，请谥荣灵。是唐、宋时谥犹兼美恶也。近代有谥者，但于美谥之中稍存轻重，而无复加以恶谥者。盖古时三品以上，例皆赠谥，而其人之贤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无褒贬。近代大臣身殁，其应赠谥与否，礼部必先奏请，请而得谥，其人必为朝廷所眷惜之人，其谥自有褒无贬也。（谥之最丑者莫如炀。《左传》、《史记》所载不具论，汉惟东平王云、长沙王旦，元魏初有纥那追谥曰炀帝。陈后主死于隋，赠长城公，谥曰炀。此外则隋炀帝、金海陵炀王，皆名实相称。惟后周齐王宪，身为贤王而冤死，死后亦谥曰炀，此最枉者。）
汉、唐食封之制秦、汉时，列侯无封国者曰关内侯。其有封地，则即食某地之户，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犹然。《史记》：吴、楚七国反时，列侯当从征者，其封邑皆在关东，欲贷子钱，而子钱家以胜败未可知，不肯贷。此汉时封邑食租之大概也（《后汉书》注，封邑每户输二百）。《唐书》霍王元轨常遣国令督封租，令请贸易取赢，王曰：“汝当正吾失，反诱吾以利耶？”《王嗣立传》：中宗时恩降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县，皆据天下上腴，随土所宜，牟取利入，为封户者，急于军兴。嗣立极言其弊，请以丁课尽送大府，封家谐左藏支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宋务光亦言：“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国赋少于侯租，入家倍于输国。乞以封户均余州，并附租庸使岁送，停封使，息驿传。”是征租者并乘驿矣。《宋传》：武三思封户在河东，遭大水。奏灾地皆蠲租。有谄三思者，谓谷虽坏而蚕桑故在，请以代租。为所折。《张廷传》：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封户在河南北，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虽水旱得以蚕折。廷固争得免。可见唐时封户之受困，虽国赋不至此也。宪宗时始定实封，节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实封百户，岁给绢八百匹、绵六百两；不兼宰相者每百户给绢百匹；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十五匹。盖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征，而一概尽给于官矣。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汉武实将立昭帝为太子，先赐其母钩弋夫人死，盖惩吕后之祸也。元魏则遂以此为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将立为太子，乃赐其母刘贵人死。道武谓明元曰：“昔汉武帝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使外家为乱也。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祖，为长久计。”明元哀泣不自胜。《道武刘皇后传》云：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必先赐死。后以此法薨。刘皇后即刘贵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即位，转奉乳母窦氏为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为宫嫔，生献文帝，将立为太子，冯太后依故事，令其条记南是只弟临决，拊胸恸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袭前事，亦因冯太后意，仍依旧制惨死。惟世宗灵后胡氏孕肃宗时，宫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诸王公，不愿生太子，独胡氏言：“天子岂可无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劝后为计，后不听，尝誓云：“所怀是男，将为长子，子立身死，所不辞也。”乃生肃宗，后竟不赐死。肃宗立，尊为皇太后，遂临朝称制，恣行秽浊，并鸩肃宗，而魏随以亡，后亦为尔朱荣沉于河而死。子贵母死，本属矫枉过正。汉之马、邓，宋之章献、宣仁，何尝不有功于国家？乃必使人主先绝其天性之亲。则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义，何以君临天下？卒之防患虽严，而偶一破例，前此数代之冤祸，即中于此一人以报之，驯至破家亡国。是知灭绝天性以防祸者，未有不转召祸也！元魏族诛之法最惨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汉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于晁错，武帝于郭解、主父偃等，犹皆族诛。沿及三国、六朝，此刑不废，而元魏尤最惨。卫王仪之弟觚使于燕，为所杀。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浩之诛也，清河崔氏无远近皆死，又波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则母党、妻党及女家俱诛矣。其时浩等百二十人皆族，赖高允谏，故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言，当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颐、崔模与浩叙族，因浩平日常轻其家世，模曰：“桃简（浩小名）止可轻我，岂合轻周儿（颐小名）？”此语流闻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宽以远来疏族，亦得免。可见当时族诛之令，果系同族，皆不免也。刑罚之滥，至此极矣！迨孝文帝始减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门，门诛者止其身。常员与常禽可诬谤朝政，有司奏夷五族，诏罪止一门，稍轻减矣（孝文时崔挺谏曰：“一人有罪，延及合门，则司马牛受桓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不亦哀乎！”故帝减其制）。然一人犯法，累及门族，仕宦时未必共享其福，诛戮时乃共受其祸，揆诸罪人不孥之义，可痛心也！卒之河阴之役，诸元为尔朱氏歼灭几尽。北齐文宣帝又以光武中兴为王莽杀诸刘不尽，乃大杀元氏子孙。本纪谓杀三千馀人，《元韶传》谓死者七百二十馀人，岂非当日族诛之报耶！后世惟谋反者门诛，谋叛者其孥仅流徙，可谓仁至义尽矣。（唐李反，伏诛，诏削一房属籍。宰相问蒋：“一房自大功乎？”曰：“大功，之从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勋乎？”曰：“期可乎？”曰：“期者，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尽削其子乎？乃止一身及其子息。是门房亦尚无定制也。）元魏百官无俸北魏之制，百官皆无禄。高允在世祖时，犹令诸子樵采以自给。至孝文帝始班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又《于忠传》：高祖以国用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至忠得政，始复之。是制禄后又有减削也。《北齐文宣纪》：自魏孝庄后，百官绝禄，文宣即位，始复给焉。则于忠复额俸之后，孝庄时又停，直至齐文宣再给也。
华林园有三处六朝时，华林园凡有三处。其在洛阳者，裴松之《魏志注》云：本东汉之芳林园，魏明帝青龙三年于其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群臣皆负土成山，树松柏竹木于其上，捕山禽杂兽于其中。及齐王芳即位，以芳字犯讳，乃改为华林。后北魏孝文帝迁洛，又葺之。《魏书·崔长文传》：孝文帝迁洛，命长文营购华林园。又《茹皓传》：皓领华林诸作，为山于天渊池西，采北邙佳石，徙竹汝颍，颇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华林园，听讼于都亭。八月，又幸华林，亲录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讲武于华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孝昌二年，诏直言敢谏之士尺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尔朱兆破元颢，孝庄帝渡河，先入居华林园。又南安王正为相州刺史，帝饯之于华林都亭，诏并赋诗，不能者听射。北海王详常别住华林园西隅，宣武帝每潜至其处肆饮终日。杨椿告老，孝庄帝宴于华林园，下御座执手流涕。《杨津传》：咸阳王禧反，宣武帝驰入华林园，惟津不同逆。《高肇传》：宣武引见肇于华林，肇惶惧，举动失仪。此洛阳之华林园也。其在邺都者，《晋载记》：石虎使张群发近郡男妇十六万、车十万，运土筑华林苑于邺北，又凿北城引水以灌之，盖仿洛阳之华林园而为之。其后东魏迁邺，仍以为游幸之所。孝静帝天平四年，幸华林园理讼。元象元年，幸华林都堂听讼。又尝宴高澄于华林园。北齐孝昭帝篡位时，令平秦王高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斩蛾永乐。武成帝宠其子俨，以为中丞大司徒使以卤薄仪卫导之出，帝与胡后在华林东门隔幕观之。北邺中之华林园也。其在建业者，《金陵新志》云在台城内，本吴旧宫苑也。晋南渡后，仿洛阳园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听讼于华林园。少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文帝又筑景阳山于华林园。齐东昏于华林设市，所谓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于华林园总集释典。简文帝游华林，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此建康之华林园也。三处皆有华林园，阅史者几致淆惑，故分析于此。盖其始本自洛阳有华林园，因而晋南渡后以吴时旧宫苑仿之，于是有建康之华林。石虎都邺，亦仿洛阳规制，于是有邺都之华林。古时宫苑多有仿旧名而为之者。如长安有乐游原，乃汉宣帝建乐游庙于其地，因有此名。后隋文帝既迁长安于故城北二十馀里，而唐时太平公主筑池观于乐游原上，则必非汉时乐游旧地可知，地改而名仍旧也。又金陵亦有乐游苑。《建康实录》：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乐游苑。顾野王《舆地志》所谓覆舟山在乐游苑内是也。汉武帝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师。而金陵之玄武湖亦号昆明池。《太平御览·京都记》：齐武帝习水军于其中，号曰昆明池。沈约《登覆舟山》诗所谓“南瞻储胥馆，北望昆明池”是也。
周、秦改正朔不改月次辨改正朔不改月次之说蔡九峰注《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云：商、周、秦皆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周建子矣，而《诗》言“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则寅月起数，周未尝改也。秦建亥矣，而《史记》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腊曰嘉平。夫腊必建丑月也，秦以亥正，则腊为三月，而云十二月者，则寅月起数，秦亦未尝改也。至三十七年书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十一月行至云梦，继书七月丙寅始皇崩。九月葬郦山，先书十月、十一月，而继书七月、九月者，知其以十月为正朔，而寅月起数，未尝改也。汉初仍秦正，亦书曰元年冬十月，则正朔改而月数仍不改也。以此知《商书》“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奉嗣王见厥祖”，其后复辟，亦所以十二月朔奉嗣王归于毫。两大事俱以十二月行礼，明是商改建丑之岁首，而云十二月，则仍以寅月起数，至丑月则十二月耳，非以丑月为正月也。蔡传又于《泰誓》“十有三年春”注云：此春乃建寅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冬不可以为春，寒不可以为暖也。则并谓春夏秋冬四序，周时亦同夏正，以寅月起也。
郎瑛《七修类稿》云：《史记》秦、汉纪年皆以十月起，渐次及于正月，而当闰之岁，归余于终，又皆为后九月。可见秦及汉初但改岁首，而未改月次，盖以建亥之月为正朔，而建寅之月仍为正月也。
改正朔即改月次之说《泰誓》：十有三年春。孔安国传云：此周之孟春也。孔颖达云：所以知周之孟春者，案《三统历》以殷之十二月武王发师，至二月甲子咸刘商王，故知彼十二月即周正建子之月也。
《诗》：维暮之春。郑康成注亦以为周之季春。
《周礼·大司徒》：正月之吉始和布教于邦国都鄙。注云：周正月朔日也。“正岁令于教官”，注云：夏正月朔日也。是周时以周正月为正月，夏正月为正岁也。
《杂记》：正月日至，七月日至。是节气仍旧，而月已改也。
《孟子》：七八月之间旱。朱子注亦云：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于太庙。按在孟夏四月，而言季夏六月，是以孟夏为季夏，四月为六月也。
《吕氏春秋》：季秋之月为来岁受朔日。高诱注云：秦以十月为正月，故于是月受明年历日。是吕氏月令虽从夏正，而已见秦以十月为正月也。
《史记·秦本纪》每年皆以十月起，而叙汉高初为汉王，纪元之始，亦即曰汉元年十月，次叙十一月项羽破函谷关，十二月羽至戏。《汉书》亦曰：秦二年十月沛公攻胡陵，十一月攻薛，十二月雍齿降魏，正月张耳等立赵王歇为赵王，而终之以后九月怀王以沛公为砀郡长。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沛公兵至霸上，子婴降，下云春正月项羽阳尊怀王为义帝。颜师古注曰：“凡此诸月号，皆太初改历之后记事者用夏正追改之，非实当时本称也。以十月为岁首，则十月即正月。今此正月，实当时所谓四月也。
《白虎通》引《尚书大传》言：夏以孟春月为正，殷以季冬月为正，周以仲冬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殷以十二月为正，周以十一月为正。夏以十三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三月。殷以十二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二月。周以十一月为正，即名正月，不名十一月。洪迈曰：十三月者，承十二月而言，即正月也。
蔡邕《月令问答》云：孟夏，《月令》曰蛰虫始震，在正月也。
《后汉书·陈宠传》曰：天正建子，周以为春。熊朋来说曰：阳生于子，即为春；阴生于午，即为秋也。
以上二说，各有所据，然则何所折衷？曰：当以孔子《春秋》为断。《春秋》所书非时之变异，不一而足，今姑摘其最易见者证之。如隐九年春三月大雨震电，《左传》云：书失时也。杜注：夏之正月，未可雷电，故书也。桓八年冬十月雨雪，十四年春无冰。十月乃夏正之八月，不应雪而雪，春乃夏正之冬，应冰而不冰，故书也。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何关于秋？正以周之秋乃夏正之五月，故将获之麦及初种之苗俱为大水所害也。定元年冬十月陨霜杀菽。菽，大豆也，周十月为夏八月，故菽在田而遭霜害；若夏之十月，则菽已久收，岂为霜杀乎？且其时霜正应时，何足为异乎？由此以观，则周改建子为正朔，即以子月为正月可知也。不惟月数改，而春、夏、秋、冬四季之名亦随月数而改可知也。周以既建子为正月，则秦改建亥为正朔，亦即以亥月为正月可知也。则《史记》、《汉书》于秦及汉初纪年皆从十月起，师古谓迁等以夏正追叙前事者，信不谬也。太初改历，本史迁及洛下闳建议，故既改从夏正之后，遂以夏正追叙前事，而以秦、汉之春正月为冬十月也。不然，则岂有一岁之首即以冬十月起数者乎？孔安国亦系汉武时人，身经太初改历，见从前承秦旧制，以亥月为正月，故知周亦必以子月为正月，而于《尚书·泰誓》注之。由此可定蔡传所谓商周但改正朔而不改月之说，究属臆见。然何以《小雅》四月维夏、《论语》暮春者及《吕氏月令》之类，周、秦亦有夏正错见也？曰：吾固于前说备论之矣。子为天统，丑为地统，寅为人统，古来原有此三正，更迭为用。故《甘誓》已有”怠弃三正“之语，初不自三代始。商、周虽改建丑、建子，而三正仍自兼行不特〔悖〕，如《尚书大传》所云王者存二代之后，听其仍用国宗旧朔也。民间稼穑之事，盖亦听以夏正从事。夫迨失习用既久，周室衰微，不复颁朔，遂但知有夏正，而并忘本朝之正朔。故朝廷虽行周正于上，民间自行夏正于下。至战国而列国，亦无不用夏正矣。此所以夏正、周正之错见于经书也。太初改朔之后，史迁不特以夏正改叙秦、汉事。按《史记》鲁襄公二十二年孔子生，而《公羊传传》则以为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司马贞《索隐》谓《公羊》用周正，而《史记》则用夏正，故以周正之十一月属之明年。其后称孔子卒七十二岁，亦少一年也。则史迁叙周事，并用夏正追改矣。
郡县田汝成谓郡县不始于秦，而引《左传》晋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事在周敬王八年，以为秦未置郡县以前之明证。此盖据秦孝公用商鞅变法，集小乡邑聚为县，及秦并天下，置三十六郡，以为秦置郡县之始故在敬王后也。不知四甸为县，四县为都及五鄙为县之制，见于《周礼》，则置县本自周始。盖系王畿千里内之制，而未及于侯国。若侯国之置县，则实自秦始，而非列国先有此制也。《史记》秦武公十年伐わ、冀戎，初县之；十一年初县杜、郑（盖因周制王畿内有县，故仿之，每得一地，即置县，以为畿内地）。按秦武公十年乃周庄王九年、鲁庄公六年，其事在敬王前一百七十八年。则列国之置县莫先于此，安得以百七十馀年以后晋人置县之事以为先于秦耶？惟《国语》管仲对齐桓有十乡为县之说，齐桓与秦武同时，则齐与秦之置县未知孰先孰后。然考之《管子》书，但有轨、里、连、乡、邑、率之类，无所谓县者，则《国语》所云十乡为县之说，或后人追记之讹，而齐桓时尚无县制（《管子·山国篇》有某县之田若干之语）。则置县之自秦武始，更不待辨也。《国语》晋惠公许赂秦穆公以河外列城五，曰：“君实有郡县。”其时列国俱未有此名，而秦先有之，尤为明证。自后列国之有县，盖皆因秦制而仿之。秦、楚相近，故楚之设县亦最早。庄王伐郑，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有“夷于九县”之语（注谓庄十四年楚灭息，十六年灭郑之类）。又庄王灭陈，杀夏征舒，因县陈。则秦武公置县后不久楚亦设县也。秦、晋相近，故晋之设县亦较先，如分祁氏、羊舌氏之田为县是也。然皆在秦武公后，则不得谓设县不自秦始也。惟设郡之始，秦不经见。惠文君十三年，秦取汉中地，始置汉中郡。而惠文十年，魏已纳上郡，是魏有郡在前，秦有郡在后，故吴师道谓：或者山东诸侯先变古制，而秦效之。然据晋惠公所云“君自有郡县”之语在鲁僖九年，则有郡亦莫先于秦，不得谓设郡不自秦始也。惟古时县大而郡小，战国以后则郡大而县小。《左传》赵鞅与郑战，誓于众曰：“克敌者上大夫受县，下大夫受郡。”注引《周书·作雒篇》曰：千里百县，县有郡。此县大于郡之证也（据此则郡亦周制）。《国策》甘茂曰：宜阳大县，名为县，其实郡也。尉缭曰：秦之强，诸侯譬如郡县之君。《史记》魏纳上郡十五县。此郡大于县之证也。吕氏《大事记》亦云：春秋时郡属于县，战国时县属于郡。此又郡县大小不同之源流也。
两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汉时，凡受学者皆赴亦师。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自武帝向用儒学，立五经博士，为之置弟子员。宣帝因之，续有增置。于是施、孟、梁丘、京氏之《易》，欧阳、大、小夏侯之《书》，齐、鲁、韩之《诗》，普庆〔应是“庆普”〕、大、小戴之《礼》，严氏、颜氏之《公羊春秋》，瑕丘江公之《梁春秋》，皆在太学。成帝末，增弟子至三千人。光武中兴，起太学博士舍。肃宗又诏选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顺帝时，更修黉序千八百五十室，梁太后诏大将军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学。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人，士之向学者，必以京师为归。《汉书·翟方进传》：方进欲至京师受业，其后母怜其幼，随之长安，织屦以给。《后汉书·光武纪》：帝初之长安受《尚书》。杨终年十三为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诣京师受业。周磐少游京师。学《古文尚书》、《左氏传》。申屠蟠始与济阴王子居同在太学。张衡入京师，游太学，遂诵五经。魏朗亦诣太学受五经。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鲁恭年十六，与母及弟丕俱居太学，闭户讲诵。包咸少时受业长安，师事博士右师细君。魏应诣博士受业，习《鲁诗》。如此之类，不一而足。盖其时郡国虽已立学，如文翁之治蜀，修起学馆，招子弟为官童子；宋均之令辰阳，立学校；任延为武威太守，立校官，令掾吏子孙皆诣学受业；李忠为丹阳太守，起学校，习礼容。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太学为盛，故士无有不游太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
郡国守相得自置吏汉时郡国守相皆自置吏，盖犹沿周制。《唐书》魏玄同疏曰：周穆王以伯ぁ为太仆正，而命之曰：“慎简乃僚。”此令其自择下吏也。《周官》太宰内史并掌爵禄废置，司徒、司马则掌兴贤诏事，是分任群臣而统以数职也。汉时诸侯自置吏四百石以下，其傅相大臣则朝廷置之，州郡掾吏、督邮、从事则牧守自置之。按《汉书·高五王传赞》：汉初，诸侯得自置御史大夫、群卿以下，汉独为置丞相而已。是诸侯并得置御史大夫等官也。杜佑《通典》云：景帝惩吴、楚之祸，乃罢御史大夫以下不令置。武帝又诏凡王侯吏职秩二千石者，不得自置。则其令渐严；然二千石以下犹得置，故《通鉴》谓自置四百石吏也。此侯国自置吏之故事也。《后汉书》：和帝问陈宠：“在郡何以为理？”对曰：“臣任功曹王涣以简贤选能。”鲍宣为豫州牧，郭钦奏其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置吏乃二千石之职，州牧且不得而侵之也。此郡守自置掾属之故事也。又郡守置掾属，并皆用本郡之人。杜氏《通典》谓：汉时惟三辅许兼用他郡之人。按《汉书·循吏传》：黄霸，淮阳人，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如淳曰：三辅郡得用他郡人，其馀则否。京房为魏郡太守，自请得除用他郡人。以欲用他郡人而特奏请，尤可见掾属无不用本郡人也。魏、晋、六朝犹仍牧守置吏之制。《后周书·苏绰传》云：今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是宇文周时尚然。《隋书》：刘炫对牛弘谓：往者州惟置纲纪，郡置守丞，县置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今则大小之官，悉由吏部。据此，则天下官员尽归部选之制，实自隋始也。唐时亦尚兼用汉制。沈既济疏云：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传》云：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吏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观察所置矣。顾宁人引之，以为古时置吏得人，皆由于此。然此亦矫枉过正之论。吏归部选，则朝廷之权不下移；若听长官辟置，无论末俗浇漓，夤缘贿赂之风必甚，即其中号为贤智者，亦多以意气微恩致其私感。观史策所载，属吏之于长官已有君臣分谊，降及后世，若行之不变，未有不成党援门户、背公向私者。春秋时，晋杀栾盈，令栾氏之臣勿从。其臣辛俞行曰：“三世仕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自臣之祖，世隶栾氏，于今三世矣，敢忘其死而叛其君乎！”鲁昭公攻季孙氏，孟孙、叔孙谋救之。叔孙之御者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有季孙与无季孙于我孰利？”皆曰：“无季孙则无叔孙。”曰：“然则救之。”于是撞西北隅而入，昭公遂败。是春秋时家臣之徇其主而忘公家已如此，降及东汉，气节相矜，并至有甘以身殉者。王充《论衡》云：会稽孟章父英为郡决曹掾，郡将挝杀无辜，英引为己罪，代将死。章为郡功曹，从太守讨贼，为贼所迫，亦代将死。《后汉书》：臧洪为太守张超所置功曹，超遣诣幽州，中道为袁绍所留，以洪为东郡太守。会曹操围超，洪乞师于绍以救超，绍不许，超竟破灭。洪乃与绍绝，绍兴兵围之。至城破被执不悔，卒以死殉。公孙瓒初为刘太守郡吏，太守坐事徙日南，瓒祭先人冢，曰：“昔为人子，今为人臣。当诣日南，今与先人辞于北。”遂随太守往（亦见《魏志》）。太守欧阳歙欲举督邮繇延，主簿将引延上，郡吏郅恽起而言曰：“延资性贪邪，明府以恶为善，主簿以直从曲，此既无君，亦复无臣！”则并显然有君臣之称矣。刘表遗从事韩嵩诣许，欲以观虚实。嵩曰：“若至京师，天子假一职，则成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不能复为将军死也。”更可见未仕于朝者犹为私臣也。甚至有为举主及长官持服者。荀爽为司空袁逢所辟有道，不应，及逢卒。爽制服三年。桓鸾为太守向苗所举孝廉，除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官奔丧，终三年。此为举主持服者也。王吉被诛，故人莫敢至者，独属吏桓典收敛归葬，服丧三年。刘质以冤死，王允为质吏，独随至京，送丧还其家，终三年乃归。此为长吏持服者也。《后魏书》：公孙邃为青州刺史，卒，佐吏疑所服，诏曰：主簿近代相承服斩，过葬便除，可如故事。自余无服，殊觉寥寥，可齐衰三月。则感恩知已、私自制服之例，且上达朝听，至发诏为定令矣。《南史》：宋武陵王讠延反，或劝其长史范义出走，义曰：“吾人吏也，吏不可以叛君。”《柳庆远传》：梁武初为雍州刺史，辟庆远为别驾。庆远谓人曰：“天下方乱，定霸者其在吾君乎？”因尽诚协赞，遂成帝业。可见六朝犹沿汉时长官得自置吏之制，而为所置者辄有君臣之分，抱节者虽能周旋患难，究何益于公家？桀黠者且至倾心于其主，如庆远等出死力以抗朝廷，此又长官得自置吏之流弊也。宁人但见后世选法不尽得人，而以为不如古制，抑知古制有不可复用者。唐时固亦尝兼用辟吏之法，然如韦皋在蜀，幕僚虽官显，不使入朝，即署为属州刺史，竟有终身不得见天子者。不特此也，朔方节度使安思顺表李光弼为副知留后事，白敏中为宁节度使，亦表蒋伸为副，是节度副使亦得由藩镇自置矣。安禄山之能叛，岂非以数年前请以蕃将易汉将，故得广树腹心，一朝举事，争为效力，遂至倾陷两京，唐祚几覆！故德宗晚年，方镇副ヘ多自选于朝，防一日有变，则就授以节制，盖深虑威柄下移，易致尾大之渐也。
汉初分郡之大汉初设郡，所重者中原之地，故布置密而幅员较小。自京兆、冯翊、扶风所统外，如河东、太原、上党、云中、雁门、代郡、定襄，则今之山西省也；河南、河内、陈留、颍川、汝南、南阳、魏郡，则今之河南省也；齐、燕之地亦仿此。计今一省之地，汉时本有八九郡，兼有王侯国在其间，原不甚稀阔。若会稽郡，则几及今之江、浙二省；南郡、江夏二郡，则即今之湖北一省：桂阳、武陵、零陵三郡，则今之湖南一省；庐江、九江、豫章三郡，则今之江西一省；南海、郁林、苍梧、合浦四郡，则今之广东、西二省；辽东、辽西、玄菟、乐浪四郡，则今之关东及高丽一国。盖其时蛮夷之地，甫经开辟，人户稀少，赋税讼狱亦皆轻减，故疏阔如此（《懒真子录》亦云：汉郡之大，只以会稽一郡考之，县二十有六，吴即苏州也，乌伤即婺州也，毗陵即常州也，山阴即越州也，由拳即秀州也，太末即衢州也。乌程湖州也，余杭杭州也，鄞四明也。以此考之，即今浙东、西之地乃汉一郡耳）。至三国时，则渐分裂，如《吴志》孙策自领会稽太守，以朱治为吴郡太守，则汉时会稽一郡之地已分为二。又《夏侯玄传》万户之县名之郡守，五千以上名之都尉，千户以上令长如故，则其地之小益可见矣。
汉时陵寝徙民之令汉制：天子即位，即营陵寝，而徙富民以实之。《汉书》：景帝五年作阳陵，募民徙陵，户赐钱二十万。武帝初置茂陵，赐徙者户钱二十万、田二顷。昭帝为母起云陵，募徙者，赐钱田宅。盖其时仅徙民而不皆富人也。帝又徙三辅富人平陵，则渐及富民矣。宣帝时募吏民资百万以上徙于昭帝平陵，以水衡钱为起第宅。宣帝自作杜陵，徙丞相下将军、列侯、吏二千石、资百万以上者，则并及于达官矣。元帝筑寿陵乃勿徙，诏曰：安士重迁，民之性也，今使其弃坟墓，破产失业，非计也，今所为陵，勿置县邑，使天下咸安士乐业。成帝作初陵，继又改新丰戏乡为昌陵，又徙郡国豪杰资五百万以上者。哀帝作义陵，始又诏勿徙。今按《主父偃传》偃奏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杰兼并之家，皆可徙茂陵，内实京师，外消奸猾。”上从之。似此议创于偃。然《车千秋传》：其先齐诸田，徙长陵。则高祖陵已徙民矣。《史记》籍孺、闳孺皆徙安陵，则惠帝陵亦徙民矣。今见于列传者：朱云，鲁人；魏相，定陶人，皆徙平陵。何并之，祖父平舆人，以吏二千石徙平陵。平当、郑崇之祖父皆以资百万徙平陵。萧望之，兰陵人；史丹，鲁人；尹翁归，平阳人；韩延寿，燕人；冯奉世，潞人，皆徙杜陵。又有一家而数徙者，《金敞传》所谓近臣皆随陵为园邸也。张汤本居杜陵地，子安世在武、昭、宣世辄随陵凡三徙，复还杜陵。杜周徙茂陵，至延年又徙杜陵。韦贤以昭帝时徙平陵，其子玄成别徙杜陵。张敞之祖徙茂陵，敞又徙杜陵。此皆徙民故事也。按汉制，人君即位，即营陵寝，固是先事储备。然多入贡赋，以实其中，则立法甚谬。《晋书》：建兴中盗发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索曰：“汉陵中物何多耶？”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供赋三分其一入之。武帝享国长久，比崩，而茂陵不能容物。赤眉乱取陵物，不能尽，今犹有委积珠玉。此霸、杜二陵犹是俭者耳。”按《史记·孝文纪》言治陵皆以瓦器，不得用金银铜锡为饰。刘向谏昌陵疏亦言：孝文薄葬，足以为式。而《汉书·张汤传》有人盗发孝文园瘗钱，《晋书·索传》又有此盗发霸陵金玉之事，则文帝陵藏物亦已多。《唐书》虞世南亦谓汉家即位之初，便营陵墓三分贡赋，以一入之，后赤眉入长安，取之累月不尽。盖汉制本如是也。此则徒以耗天下之财，而转召摸金、发丘之祸矣。大臣有罪多自杀《史记·宁成传》：是时九卿罪死即死，少被刑者。盖其时大臣多自贵重，不肯屈辱于狱吏故也。仲长统谓：贾谊感绛侯之困辱，因陈大臣廉耻之分，开自裁之端，自是以来，遂以成俗。按贾谊疏：大臣有重罪，则白冠缨（丧服也），水如剑，造请室而请罪（示以自刎也）。武帝初，以文学进用赵绾、王臧。窦太后不好儒，乃阴求绾、臧罪，召案，绾、臧即日自杀。张汤被罪，上使赵禹责汤，汤不服。禹曰：“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对簿为？”汤乃自杀。后上知汤为三长史所陷，尽诛三长史。而丞相庄青翟亦与三长史有谋，青翟亦自杀。李广失律，召对簿，广不肯对簿，自杀。李蔡以丞相侵庙n地，当下吏，亦自杀。周阳由与郡守胜属公相讦，胜屠公义不受刑，乃自杀。萧望之被收入狱，呼朱游曰：“游！趣和药来！”遂饮鸩死。朱博为丞相，坐事，当诣廷尉，乃自杀。冯参以中山太后弟被累诣廷尉，乃自杀。后汉司徒刘芳策免，自杀。窦宪收印绶，即日自杀。杨震罢归，行至城西夕阳亭，饮鸩自杀。此皆不肯屈下失大臣体，宁轻生以免辱，亦一时风尚使然也。后遂有以此为例，而逼令死于家者。《翟方进传》：成帝赐册曰：“今赐君上尊酒十石，养牛一，君审处焉。”方进即日自杀。如淳曰：丞相有大罪，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车，赐上尊酒十斛，牛一头，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即上病，使者还未白事，尚书即以丞相不起闻。此赐死法也，亦见卫宏《汉官旧仪》。按赐牛酒，本朝廷所以优大臣告病之礼。《史记·公孙弘传》：弘以病乞骸骨，赐告治病，牛酒杂帛，居数月，疾瘳，仍起视事是也。今赐大臣死亦用之，使若病终，又以全大臣之体也。刺史守令杀人不待奏《汉书》：义纵为定襄守，掩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兄弟私用入视者亦二百馀人，一切捕鞫，坐以谋为死罪解脱，尽杀之，共四百馀人。尹赏为长安令，治狱，穿地深数丈，以大石覆其口，名为虎狱。捕得少年恶子数百人，尽入狱，数日发视，皆相枕籍死。何并为长陵令，侍中王林卿犯法，并急追之，林卿令奴冠其冠自代。并至，轩其头，悬都亭下。《后汉书》：史弼为河东太守，当举孝廉，中常侍侯览遣诸生赍书属之，弼即付狱拷死。董宣为北海相，有大姓公孙丹造宅，卜者以为当有死者，丹乃杀路人，置尸舍下以厌之。宣即收丹父子，杀之。其亲党三十馀人操兵称冤，宣又尽杀之。可见当时守令杀人，不待奏报也。不特此也，严延年为涿郡守，遣掾赵绣按乡豪高氏，绣为轻重两劾，欲先白其轻者，若延年意怒，乃出重劾。延年逆知其意，俟其白轻时，索其怀，得重劾，即收入狱，杀之。李膺为司隶校尉，中常侍张让弟朔为野王令，贪赃无道，惧膺威严，逃还让第，藏于合柱中，膺破柱出杀之。桥玄为汉阳太守，上わ令皇甫真有赃罪，玄收考，竟笞死于市。王宏为恒农太守，有事宦官买爵者，虽二千石亦拷杀之。则并可专杀职官矣。又小黄门赵津、南阳大猾倚中官势犯法，南阳、太原二郡守案其罪杀之。杜诗为待御史，安集洛阳，将军萧文纵兵暴掠，敕晓不改，遂格杀广。则并可专杀中官及武臣矣。王温舒为河内太守，始至，令郡具私马五十匹，置驿，奏请所捕豪猾，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得报二日而至，所诛杀流血十馀里。盖豪猾族刑非常法，故特奏，若罪之丽于常法者，不奏也。《元后传》：绣衣御史暴胜之奏杀二千石，诛千石经以下。是诛二千石须奏，诛千石以下不待奏也。按汉制，戟即为斧钺，故凡列戟者，即得专生杀（见《后汉书·郭躬传》）。魏晋六朝则以持节为重。《南齐书》：王敬则枉杀路氏，氏家诉冤，上责敬则：“人命至重，何以不启闻？”敬则曰：“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谓应得杀人。”是六朝凡刺史持节者亦皆得专杀。故累朝虽有诏申禁，如宋孝武诏：非临阵不得专杀，其罪人重辟，皆先上，须报乃行，违者以杀人论罪。告戒未尝不严切也。然《南史》吉翰为刺史典签，欲活一囚，因翰八关斋日上其事。翰明日谓典签曰：“卿意欲活此囚，但囚罪重，卿欲活之，便当代任其罪。”乃收典签杀之。是刺史并得杀签帅矣。沿及隋、唐，尚仍旧制。《隋书·陈孝意传》：太守苏威欲杀一囚，孝意力谏不听，乃解衣请先受死，威乃释囚。是隋时刺史亦得杀人也。《唐书》：刘仁轨为陈仓尉，有折冲都尉鲁宁暴横，仁轨榜杀之。太宗以其刚正，擢为咸阳丞。《封氏闻见记》：崔立为雒县，有豪族陈氏为县录事，向来县令以下受其馈，皆与之平交。立倒任，陈氏犹以故态见，立命伍伯曳之杖死。陈氏子弟相率号哭，围塞阶屏，立一一收录，尽杀之。是唐时县令、县尉犹得专杀人也。至于军旅之际，更不待言。李光弼以侍御史崔众狂易，收系之，会使者至，拜众御史中丞，光弼曰：“众有罪已前系，今但斩侍御史；若使者宣诏，亦斩中丞。”使者纳诏不敢也，乃斩众以徇。兵马使张用济赴军逗留，光弼亦斩以徇。真源令张巡守雍丘，有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以力不敌贼，劝巡降。巡设天子画像于堂，遂斩六人。张镐按军河南，以刺史闾丘晓不救睢阳，致张巡陷没，亦杖杀晓。此更因军事严切，不可以常法论也。直至有宋，州郡不得专杀之例始严。《宋史·本纪》：太祖尝曰：“五代诸侯跋扈，枉法杀人，朝廷不问。自今诸州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遂著为令，自此诸州大辟皆上刑部审覆。然《宋史》李及知秦州，有禁卒白昼攫妇人金钗于市，吏执以来。及方观书，略问数语，即命斩之。王诏知汝州，有铸钱卒骂大校，诏即斩以徇。舒为临海尉，有使酒骂后母者，命执之，不服，即斩之。是宋时州县亦尚有专杀之例也。汉时大臣不服父母丧汉自孝文帝遗诏以日铁月，遂著为令，凡公卿大臣皆不行父母丧。《汉书·翟方进传》：方进遭母忧，自以备位宰相，不敢逾制，遂三十六日而除，即起视事是也。其有欲行丧者，则必须奏请。《后汉书·赵熹传》：熹遭母忧，乞身行丧，明帝不许，遣使者为释服。《桓焉传》：焉为太傅，以母忧自乞，诏以大夫行丧逾年即夺服。《桓郁传》：郁亦以母忧乞身，诏以侍中行服。邓骘遭母忧，乞身行服，章连上，乃许也。直至元初中，始改令持服。《刘恺传》：旧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丧，由是并废丧礼。元初中，邓太后朝，诏长吏以下不为亲行服者，不得典城选举。其时有上言牧守宜同此制者，诏下公卿议，多以为不便。恺独奏曰：“刺史一州之表，二千石千里之师，谓宜以身先之，而议者谓不便，是犹浊其源而欲清其流也。”太后乃从之。然《赵岐传》：岐为司空掾，议二千石得去官为亲行服。又《荀爽传》：爽奏曰：“孝文皇帝过自谦抑，故遗诏以日易月。今公卿大臣，政教所瞻，而父母丧不得奔赴，何以教天下？”是元初以后行丧之制又废。考安帝建光元年复断大臣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桓帝永兴二年又听刺史、二千石行丧服，延熙二年复断此制，是终汉之世，行丧不行丧迄无定制。惟其有不服丧之制，而士大夫有独行己见、持服三年者，遂以之得名。如《铫期传》：期父卒，服丧三年，乡里称之是也。并有以兄弟丧而去官者，如杨仁为什邡令，以兄丧去官；谯玄为太常丞，以弟服去官是也。（《晋书》：郑默为大鸿胪，遭母丧，旧制，既葬还职。默恳终丧，遂改去，定令大臣终丧，自默始。又华e都督河北诸军事，父病辄还，仍遭丧。旧例，葬讫复任，e固辞忤旨。是晋时大臣亦不行三年丧，至郑默奏请始定终丧之制也。）
两汉、六朝谥法汉以来谥法，皆与其官爵并称，大者则曰某王，次曰某侯，盖犹春秋、战国之遗法也。《汉书》：霍去病谥景桓侯，周绁谥贞侯，靳歙谥肃侯，傅宽谥景侯之类。其时凡赐谥者，本皆列侯，故皆云某侯，而未有称伯、子、男者。六朝时，则又按其官位之大小而分别王、公、侯、伯、子。如王琳谥忠武王，刘秀之谥忠成公，王弘谥文昭公，王俭谥文宪公，沈庆之谥忠武公，王敬弘谥文贞公，徐勉谥简肃公，王茂谥忠烈公，褚渊谥文简公，刘π谥昭公，王广之谥壮公，柳庆远谥忠惠侯，萧颖达谥康侯，曹世宗谥壮侯，吕安国谥肃侯，萧景先谥忠侯，刘善明谥烈伯，萧赤斧谥懿伯，沈君理谥敬子，沈君高谥祁子，陆缮谥安子，沈炯谥恭子，陆杲谥简子，庚杲谥贞子，凡谥皆连爵并称，非如后世但赐某谥也。又《裴子野传》：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谥，字野以令望特赐谥贞子。陶弘景赐谥贞白先生，刘赐谥贞简先生。《北史》：李谧赐谥贞静处士。此则官位例不及谥，而出于特恩者，乃后世特赐谥之始也。《后汉书》：夏恭卒，诸儒私谥曰宣明君。朱穆父卒，穆与诸儒考依古义，谥曰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复与门人共述其体行，谥曰文忠先生。范冉卒，大将军何进移书陈留太守，累行论谥，佥曰宜为贞节先生。陈实卒，海内赴吊者三万馀人，共谥为文范先生。此又后世私谥之始也。然私谥究非礼，故荀爽尝著论正之，见《后汉书》爽本传。又《宋史》：张载卒，门人欲谥为明诚夫子。司马光曰：《礼记》言古者生无爵，死无谥。《檀弓》书礼所由失，谓士之有诔，自县贲父始。曾子曰：贱不诔贵，幼不诔长，惟天子则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犹为非礼，况弟子而诔其师乎？孔子殁，哀公诔之，不闻弟子复为之谥也。”是温公亦以私谥为非礼，与爽同。
按《左传》：楚太子商臣弑成王，先谥之曰灵，不瞑；曰成，乃瞑。则古人之谥，有在将死时者（按：《国语》楚共王将葬议谥，子囊谥之曰共，则古法上谥必在将葬，商臣于成王之死而即谥之，乃悖逆之为，非常例也。）。卫灵公出奔，北宫喜及析朱Θ复之，灵公赐喜谥曰贞子，赐Θ谥曰成子。则又有生前定谥者。楚共王临卒，谓诸臣曰：“我死，请为灵若厉。”盖自谦也，则又有生前自谥者。又古谥法多用一字，间有二字者，如考烈、慎静之类也。并有用三字者，如贞惠文子是也。然大概用一字居多。近代谥法率用二字，盖便于其子孙之称也。《唐书》：吕卒，博士独孤及谥曰肃。严郢以故事宰相谥皆二名。及谓：“义在美恶，不在多名，文王、周公、晋重耳谥曰文，冀缺、宁俞、随会谥曰武，二名之谥非古也。汉萧何、张良、霍去病、霍光以一名不尽其善，故有文终、文成、景桓、宣成之谥。唐兴，魏徵以王道佐时，近文；爱君忘身，近贞，二者不可偏废，故曰文贞。萧端直，近贞；性多猜，近褊，故曰贞褊。若迹无异称，则易以一字，故杜如晦、王、陈叔达、温彦博、岑文本皆当时宰相，谥不过一名。而曰故事当二名，殊所未闻。”乃不改。后郑瑜卒，博士徐复谥曰文献。李巽谓：“二谥非古。”复谓：“二谥，周、汉以来有之：威烈、慎静，周也；文终、文成，汉也。”乃诏从复议。此后世二名之谥之所始也。又古人易名之典，必核其人之生平，未尝专著其美而讳其恶。秦、汉以上不具论，《晋书》：陈准死，太常议谥。嵇绍曰：“谥所以垂不朽，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准宜谥曰缪。”何曾卒，议者以其食日万钱，谥曰缪丑。谢石卒，范宏之议以因事有功曰襄，贪以败官曰墨，宜谥墨襄公。《宋书》：何勖谥荒公。《南史》：萧子显卒，请谥，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谥曰骄。”萧卒，谥替侯。沈约卒，谥隐侯。徐陵卒，谥章伪侯。周敷为周迪所欺被害，谥曰脱。《北史》：郑羲卒，尚书奏：“《谥法》博文多见曰文，不勤成名曰灵。”乃谥为文灵。魏于忠谥武丑。穆崇死，请谥，太祖览《谥法》述义不克曰丁，遂谥为丁公。后周薛善谥缪。宇文直谥刺。《唐书》：许敬宗卒，博士以其弃子荒徼，嫁女蛮中，谥曰缪。其孙讼之，始改谥蔡，宋庆礼卒，太常以其好巧自是，谥曰专。他如李程谥缪，房式谥倾，马畅谥纵，韩宏谥隐，韦绶谥通丑，于ν谥厉，高璩谥刺，裴延龄谥缪。元载初谥曰荒，德宗改为成纵。杨炎初谥肃愍，孔驳之，乃改平厉。宋夏竦初谥文正，司马温公驳之，因改谥文庄。陈执中卒，韩维上疏，请谥荣灵。是唐、宋时谥犹兼美恶也。近代有谥者，但于美谥之中稍存轻重，而无复加以恶谥者。盖古时三品以上，例皆赠谥，而其人之贤否不同，故考行易名，不能无褒贬。近代大臣身殁，其应赠谥与否，礼部必先奏请，请而得谥，其人必为朝廷所眷惜之人，其谥自有褒无贬也。（谥之最丑者莫如炀。《左传》、《史记》所载不具论，汉惟东平王云、长沙王旦，元魏初有纥那追谥曰炀帝。陈后主死于隋，赠长城公，谥曰炀。此外则隋炀帝、金海陵炀王，皆名实相称。惟后周齐王宪，身为贤王而冤死，死后亦谥曰炀，此最枉者。）
汉、唐食封之制秦、汉时，列侯无封国者曰关内侯。其有封地，则即食某地之户，而自遣人督其租。至唐犹然。《史记》：吴、楚七国反时，列侯当从征者，其封邑皆在关东，欲贷子钱，而子钱家以胜败未可知，不肯贷。此汉时封邑食租之大概也（《后汉书》注，封邑每户输二百）。《唐书》霍王元轨常遣国令督封租，令请贸易取赢，王曰：“汝当正吾失，反诱吾以利耶？”《王嗣立传》：中宗时恩降食邑者众，封户凡五十四州县，皆据天下上腴，随土所宜，牟取利入，为封户者，急于军兴。嗣立极言其弊，请以丁课尽送大府，封家谐左藏支给，禁止自征，以息重困。宋务光亦言：“滑州七县，而分封者五。国赋少于侯租，入家倍于输国。乞以封户均余州，并附租庸使岁送，停封使，息驿传。”是征租者并乘驿矣。《宋传》：武三思封户在河东，遭大水。奏灾地皆蠲租。有谄三思者，谓谷虽坏而蚕桑故在，请以代租。为所折。《张廷传》：宗楚客、纪处讷、武延秀、韦温等封户在河南北，讽朝廷诏两道蚕产所宜，虽水旱得以蚕折。廷固争得免。可见唐时封户之受困，虽国赋不至此也。宪宗时始定实封，节度使兼宰相者每食实封百户，岁给绢八百匹、绵六百两；不兼宰相者每百户给绢百匹；诸卫大将军每百户给三十五匹。盖至是始改制，封家不得自征，而一概尽给于官矣。元魏子贵母死之制汉武实将立昭帝为太子，先赐其母钩弋夫人死，盖惩吕后之祸也。元魏则遂以此为定制。道武帝晚而生明元，将立为太子，乃赐其母刘贵人死。道武谓明元曰：“昔汉武帝立其子而杀其母，不令妇人与国政，使外家为乱也。汝当继统，故吾远同汉祖，为长久计。”明元哀泣不自胜。《道武刘皇后传》云：魏故事，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必先赐死。后以此法薨。刘皇后即刘贵人也。又明元帝杜后亦如此。世祖即位，转奉乳母窦氏为皇太后。文成帝妃李氏初为宫嫔，生献文帝，将立为太子，冯太后依故事，令其条记南是只弟临决，拊胸恸哭而死。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帝仁恕，不欲袭前事，亦因冯太后意，仍依旧制惨死。惟世宗灵后胡氏孕肃宗时，宫廷中以故事惟祈生诸王公，不愿生太子，独胡氏言：“天子岂可无太子？何可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宗嗣乎？”同列又劝后为计，后不听，尝誓云：“所怀是男，将为长子，子立身死，所不辞也。”乃生肃宗，后竟不赐死。肃宗立，尊为皇太后，遂临朝称制，恣行秽浊，并鸩肃宗，而魏随以亡，后亦为尔朱荣沉于河而死。子贵母死，本属矫枉过正。汉之马、邓，宋之章献、宣仁，何尝不有功于国家？乃必使人主先绝其天性之亲。则已大悖乎孝治天下之义，何以君临天下？卒之防患虽严，而偶一破例，前此数代之冤祸，即中于此一人以报之，驯至破家亡国。是知灭绝天性以防祸者，未有不转召祸也！元魏族诛之法最惨夷三族，本秦之酷法，汉文帝始除收帑相坐律。然景帝于晁错，武帝于郭解、主父偃等，犹皆族诛。沿及三国、六朝，此刑不废，而元魏尤最惨。卫王仪之弟觚使于燕，为所杀。太祖平中山，收害觚者傅高霸、程同等，夷五族。崔浩之诛也，清河崔氏无远近皆死，又波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则母党、妻党及女家俱诛矣。其时浩等百二十人皆族，赖高允谏，故仅施之浩。世祖曰：“非允言，当有二三千人流血矣。”崔颐、崔模与浩叙族，因浩平日常轻其家世，模曰：“桃简（浩小名）止可轻我，岂合轻周儿（颐小名）？”此语流闻已久，二家始得免。崔宽以远来疏族，亦得免。可见当时族诛之令，果系同族，皆不免也。刑罚之滥，至此极矣！迨孝文帝始减令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者止一门，门诛者止其身。常员与常禽可诬谤朝政，有司奏夷五族，诏罪止一门，稍轻减矣（孝文时崔挺谏曰：“一人有罪，延及合门，则司马牛受桓之罚，柳下惠婴盗跖之诛，不亦哀乎！”故帝减其制）。然一人犯法，累及门族，仕宦时未必共享其福，诛戮时乃共受其祸，揆诸罪人不孥之义，可痛心也！卒之河阴之役，诸元为尔朱氏歼灭几尽。北齐文宣帝又以光武中兴为王莽杀诸刘不尽，乃大杀元氏子孙。本纪谓杀三千馀人，《元韶传》谓死者七百二十馀人，岂非当日族诛之报耶！后世惟谋反者门诛，谋叛者其孥仅流徙，可谓仁至义尽矣。（唐李反，伏诛，诏削一房属籍。宰相问蒋：“一房自大功乎？”曰：“大功，之从父昆弟。其祖神通有功，可昧其勋乎？”曰：“期可乎？”曰：“期者，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可尽削其子乎？乃止一身及其子息。是门房亦尚无定制也。）元魏百官无俸北魏之制，百官皆无禄。高允在世祖时，犹令诸子樵采以自给。至孝文帝始班俸禄，户增调三匹、谷二斛九升，以为官司之禄，以十月为首，每季一请。又《于忠传》：高祖以国用不足，百官之禄四分减一，至忠得政，始复之。是制禄后又有减削也。《北齐文宣纪》：自魏孝庄后，百官绝禄，文宣即位，始复给焉。则于忠复额俸之后，孝庄时又停，直至齐文宣再给也。
华林园有三处六朝时，华林园凡有三处。其在洛阳者，裴松之《魏志注》云：本东汉之芳林园，魏明帝青龙三年于其中起陂池，楫棹越歌。又《魏略》：明帝起土山于芳林园西北陬，使群臣皆负土成山，树松柏竹木于其上，捕山禽杂兽于其中。及齐王芳即位，以芳字犯讳，乃改为华林。后北魏孝文帝迁洛，又葺之。《魏书·崔长文传》：孝文帝迁洛，命长文营购华林园。又《茹皓传》：皓领华林诸作，为山于天渊池西，采北邙佳石，徙竹汝颍，颇有雅致。太和二十年二月，幸华林园，听讼于都亭。八月，又幸华林，亲录囚徒。二十二年八月，讲武于华林。孝明帝熙平元年，诏放华林野兽于山泽。孝昌二年，诏直言敢谏之士尺集华林东门，人别引见，共论得失。尔朱兆破元颢，孝庄帝渡河，先入居华林园。又南安王正为相州刺史，帝饯之于华林都亭，诏并赋诗，不能者听射。北海王详常别住华林园西隅，宣武帝每潜至其处肆饮终日。杨椿告老，孝庄帝宴于华林园，下御座执手流涕。《杨津传》：咸阳王禧反，宣武帝驰入华林园，惟津不同逆。《高肇传》：宣武引见肇于华林，肇惶惧，举动失仪。此洛阳之华林园也。其在邺都者，《晋载记》：石虎使张群发近郡男妇十六万、车十万，运土筑华林苑于邺北，又凿北城引水以灌之，盖仿洛阳之华林园而为之。其后东魏迁邺，仍以为游幸之所。孝静帝天平四年，幸华林园理讼。元象元年，幸华林都堂听讼。又尝宴高澄于华林园。北齐孝昭帝篡位时，令平秦王高归彦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斩蛾永乐。武成帝宠其子俨，以为中丞大司徒使以卤薄仪卫导之出，帝与胡后在华林东门隔幕观之。北邺中之华林园也。其在建业者，《金陵新志》云在台城内，本吴旧宫苑也。晋南渡后，仿洛阳园名而葺之。宋武帝永初二年四月，听讼于华林园。少帝于华林园为列肆，亲自酤卖。文帝又筑景阳山于华林园。齐东昏于华林设市，所谓至尊屠肉，潘妃沽酒。梁武帝命于华林园总集释典。简文帝游华林，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此建康之华林园也。三处皆有华林园，阅史者几致淆惑，故分析于此。盖其始本自洛阳有华林园，因而晋南渡后以吴时旧宫苑仿之，于是有建康之华林。石虎都邺，亦仿洛阳规制，于是有邺都之华林。古时宫苑多有仿旧名而为之者。如长安有乐游原，乃汉宣帝建乐游庙于其地，因有此名。后隋文帝既迁长安于故城北二十馀里，而唐时太平公主筑池观于乐游原上，则必非汉时乐游旧地可知，地改而名仍旧也。又金陵亦有乐游苑。《建康实录》：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乐游苑。顾野王《舆地志》所谓覆舟山在乐游苑内是也。汉武帝凿昆明池于上林，以肄舟师。而金陵之玄武湖亦号昆明池。《太平御览·京都记》：齐武帝习水军于其中，号曰昆明池。沈约《登覆舟山》诗所谓“南瞻储胥馆，北望昆明池”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