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0章 汉文帝（完）
第130章 汉文帝（完）
秦朝。
嬴政几不可见地皱了皱眉。
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也并不算好，赵国为质，人间疾苦也是见识过的，可即便这样，他也决不能想象吸吮脓血——不管是自己给别人，还是别人、比如扶苏等给自己吸吮。
【刘启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随后又有人告发邓通曾经私自跑到境外铸钱，刘启把邓通下狱审问，发现情况属实，于是定案，不仅没收了邓通的所有财产，还让他欠债几亿万钱。
馆陶长公主赏赐钱财，官吏就随即没收用来还债，邓通身上连一只簪子都没有。
无奈，馆陶长公主只能派人给邓通衣食，让他勉强能糊口。邓通最终没有得到一个钱，死在所寄居的人家。】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和好大儿刘启默默对视，双方情绪都非常稳定。
父子两人都半天没有说话，最后刘恒率先把目光重新移回了天幕上，随后刘启也移开了目光——那个时候确实是邓通有罪啊，而且，吮吸脓血这事儿……
汉朝初年。
刘邦挑挑眉，似笑非笑：“这个叫刘启的小子，他的性格和手段……”可比刘恒这个父亲直白酷烈得多啊。这样的新帝，面对大汉当时的情况，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完全可以有所推断。
那就是，没多久就来上一场大手笔——就算不是如此，也绝对不是刘恒那般表面怀柔、暗中慢慢蚕食的方式了。
不过，这也是好事。
他可还没有忘记，天幕之前讲到贾谊的时候，提到的贾谊上书中大汉存在的种种问题。那些问题，他不认为刘恒在位期间能够基本解决，相反，多半还是要轮到这一位后继之君来扫清这些障碍。
明朝，永乐年间。
朱棣对于刘启的这件事情并不在意，只是从中联想到了后来刘启的风评：“早先时期，汉景帝尚且为明德遵业，可后来就变成了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还真是……”
他略略冷笑，指尖敲击着扶手。
不可否认，刘启确实在性格方面与刘恒并不相同，存在骄矜剽悍的一面，做的事情也贯彻了他的性格，基本上能不委屈就不委屈自己。但，这有什么问题吗？
对他的批判，一则集中在他削藩引动七国之乱上，一则在他废立皇后和太子上，再有就是在他诛杀大臣上。
但是，天地良心，这有什么错？！
即使自己就是藩王上位，朱棣也要为刘启削藩表示赞同，削藩就是削藩，政治就是政治，这和什么同姓宗族、兄弟之情，没有半毛钱关系。面对国家的大患，政治的危机，难道还要拘泥于小小私情吗？
再有就是废立皇后和太子，这件事确实不是很好，毕竟，非要强辩的话，皇后尚可说是天家私事，太子就绝不能算是什么简简单单小事，而是国本之事。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新任太子、日后的皇帝是孝武，足够出色。
而诛杀大臣……那些人难道不能算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吗？
朱棣越想，就越发联想到自己的风评上——自己的事迹，难道不会被那起子无德无才的小人们、没错，就是被他讨厌的江南那一窝文人，添加私货吗？
【后元七年六月初一，刘恒在未央宫驾崩，时年四十七岁。
他把自己一直坚持的节俭作风贯彻到了最后，在他留下的遗诏中，要求简葬薄葬，百姓官吏哭灵三天即可，且不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鬼神和饮酒食肉。
群臣为刘恒上谥号为文，加上汉朝惯例的孝字，是为孝文皇帝。
而太子刘启登基后，又以刘恒的圣德光辉为由，为孝文皇帝庙制作《昭德舞》。并以“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的原因，命令“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因而，刘恒成为了西汉少数有庙号的皇帝之一，庙号太宗。】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对于刘恒的节俭作风还是很敬佩的：“太宗皇帝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实乃王道也。”
当然，他敬佩归敬佩，让他这么做，他也确实是做不到的。
身为天子，该有的东西自然要有，大汉又不是困窘到了那等地步；再说了，薄葬简葬这件事情，他就根本不可能做到，他的帝陵早已开始修建，他可是怀揣着将其建成最宏大的帝陵的目标去的。否则，难道要让他在死后的世界不能像人间一样生活吗？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伸手揉了揉刘启的脑袋。
启儿的孝心他感觉到了，不用别的，也无需多么善待自己这个父皇遗留下来的宠臣，只要如天幕中这般，为自己昭彰功德、制定庙号，就已经是孝心的极大体现了。
刘启不以为意，这不是应该的吗？父皇在治理天下上，难道做得还不够好？不能配上一个太宗之名？
不过，天幕讲出了这些事情，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父子感情，自己还是很乐意的。
而“文”这个谥号，确实与父皇很相配：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
修德来远，坚强不暴，徽柔懿恭……
汉朝初年。
刘邦心情很愉快，他为自己这个好儿子高兴，也为大汉江山有这样一个执掌者而高兴，于是开怀畅饮，神采飞扬。
萧何和张良同样为之开怀，也将杯盏中的酒液一饮而尽。
【刘恒在位期间，与民休息，宽省刑狱，劝课农桑，减轻田租、赋役，弛山泽之禁，促进盐铁业发展、经济恢复。在政治上，采纳贾谊、晁错等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又通过种种政治怀柔妥协平衡等手段，打击了汉初一度操控政治风向的军功集团，将更多权力收归皇帝手中。
但刘恒受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汉朝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的性格作风，同样遗留了不少问题。
就如贾谊曾经指出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一般，刘恒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正是与他颁布的政策密切相关的。】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不等天幕讲述，刘恒自己就开始推断估量日后大汉存在的问题。
匈奴不用说，必然是问题之一，还是大问题。但除去匈奴外，剩下的问题多半都是内忧，是大汉内部的问题。
既然如此，诸侯王、特别是同姓宗王的势力扩大问题理当有一个位置；此外，还有什么？莫非是吏治问题？
刘恒暂时并没有想到国家经济方面的问题，毕竟，这时候对于经济的认识并不是非常完善。不论是刘恒刘启，还是大臣们，在他们眼中，刘恒减免赋税徭役，鼓励耕种，就已经是大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了——而这样的做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倒是贾谊这个人……
刘恒摇头，不若想办法让这个人宽一宽心，找医官给他看看，让他注意身体。毕竟，即使自己在位期间的朝堂形势不允许自己大举任用他，也可以把他留给太子嘛。
【匈奴的问题不用过多描述，这样一个汉朝的心腹大患，一直要等到汉武帝时期才能迎来一定程度上的结局。而刘恒虽然总体还是秉持和平政策，但马政、粮草等问题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发展下去，终有一天能够让汉朝的兵马与匈奴正面作战、兵锋直达匈奴王廷。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同样是老生常谈，那就是诸侯王。不过，与汉朝刚刚建立时的异姓诸侯王的威胁不同，经过几代皇帝，以及刘恒的政策后，局面已经变成了“天下怀安，不复忧异姓”。
是的，不复忧异姓。异姓诸侯王早已不再是中央、皇帝忧虑的问题，而取代异姓诸侯王、变成威胁第一的，则是庞大的同姓诸侯王团体。
在最初，他们确实帮助了刘恒进行制衡，但伴随着刘恒的宽容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同姓诸侯王们的力量越发庞大，且由于诸王成年、朝廷所派的太傅又多有年事已高、告老还乡的情形，同姓诸侯王们越发难以控制。】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赞同，那些同姓诸侯王们的胃口一日大过一日，野心都要直接蹦到明面上了，这不是严重威胁，什么才是？
就以他父皇在位期间的七国之乱来说，总有人借此指责刘启刻薄管恩、不顾亲情、挑起战争，但七国之乱真的只是因为刘启的削藩政策吗？
怎么可能！
就以为首的吴国为例，他们四处进行贿赂，让中央朝臣给他们打掩护；在封地上又铸造铜钱、贩卖盐铁，多年下来，早就有了反叛的力量了！
而有了反叛的力量，难道不会就此升起反叛之心吗？没有父皇的削藩政策，这些封国也迟早要反叛！
至于说指责刘启刻薄管恩、不顾亲情……这不是他大汉天子的基操吗？有什么值得专门拉出来批判的。
汉朝初年。
刘邦叹了口气：“所以，最终还是要走到郡县制的轨道上的。”他分封同姓宗王，不过是认为秦朝会如此快速的倾覆倒塌，和当时的秦朝宗室无力也有关系。于是，为了防止大汉面临同样的问题，才决定给那些同姓族人们分发爵位。
只是，他还是觉得——在天幕降临之前就觉得，还是郡县制更加合适，分封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再陷入同样的境地而已。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短时间内这些同姓诸侯王们确实有用，但时间一长，不仅没什么用了，反倒还变成了阻止自己进一步发展大汉的绊脚石。
【另一个方面，就是刘恒的经济政策。
一方面，刘恒减免赋税，以此鼓励农耕。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但它同样有着负面作用，那就是中央政府收到的税收少了，国库空虚。】
国库空虚。
看到这四个字，不知道多少个朝代中，负责赋税国库的官员们，以及饱受国库空虚困扰的皇帝们，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
国库空虚，多么可怕的事情！
【而刘恒这样宁肯顶着国库空虚的问题，也要施行这样的政策，无非是想要让民众的经济尽快回复，达成“藏富于民”的结果。
想法是很好的，落实上也确实落实了，毕竟，刘恒在位期间的人口增长就能够说明民间的经济恢复状况。
但是，这一个政策还要与另一个结合起来，那就是放款商人的限制，驰山泽之禁，让商人们能够参与买卖，其后又允许私铸钱币，允许商人大肆敛财……
这样的政策条件下，汉朝很快诞生了大批的豪富商贾，他们通过买卖，壮大自身，又通过贿赂联姻等方式，让自己能够与朝中官员搭上关系；同时，自己还成为了一方地头蛇，左右当地的政策经济。
而有了许多豪商富贾后，汉室原期望的“藏富于民”的结果，就被这些商贾们打断了，财富开始向少数人流通和集中。
而同样的经济政策作用在各地诸侯王身上，就是诸侯王们有了自己开挖矿产、铸造钱币的权力，通过这些事情的累积，又加上一些想要投机的豪商富贾们，以及部分想要改天换日的朝臣们，诸侯王的力量看起来也有些发展过头了。】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沉默，经过天幕这么一说，他也意识到了问题。
想要藏富于民，但是却也有可能会导致国库空虚的问题，而国库倘若太过空虚，显然是不利于治理天下、抵御外敌的。但这一点需要从长计议，毕竟，在当下的经济条件下，鼓励农耕、恢复生产始终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至于豪商富贾们，那是另外的问题，需要找一个不太影响商业流通、但又能够有效限制的方法来处理。一个关键在于，不能让这些人成为能够左右地方的力量，进而影响大汉政策的实行。
现在的重点在于诸侯王问题，刘恒心下思考，虽然自己确实是想要借同姓宗王们的力量来与军功集团相抗衡、让军功集团不能再如以往一般随意左右天子，但现在看来，是否应该对这些宗王们的权力、力量加以一些限制？而不是等到日后出现问题了，再开始想着如何解决。
不然，就如天幕中的这般情况，在启儿在位期间，必然会出现反叛之事，规模还要远胜自己在位时的这两个儿戏一般的反叛。
(本章完)
秦朝。
嬴政几不可见地皱了皱眉。
他小时候的生活环境也并不算好，赵国为质，人间疾苦也是见识过的，可即便这样，他也决不能想象吸吮脓血——不管是自己给别人，还是别人、比如扶苏等给自己吸吮。
【刘启一即位，首先便把邓通革职；随后又有人告发邓通曾经私自跑到境外铸钱，刘启把邓通下狱审问，发现情况属实，于是定案，不仅没收了邓通的所有财产，还让他欠债几亿万钱。
馆陶长公主赏赐钱财，官吏就随即没收用来还债，邓通身上连一只簪子都没有。
无奈，馆陶长公主只能派人给邓通衣食，让他勉强能糊口。邓通最终没有得到一个钱，死在所寄居的人家。】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和好大儿刘启默默对视，双方情绪都非常稳定。
父子两人都半天没有说话，最后刘恒率先把目光重新移回了天幕上，随后刘启也移开了目光——那个时候确实是邓通有罪啊，而且，吮吸脓血这事儿……
汉朝初年。
刘邦挑挑眉，似笑非笑：“这个叫刘启的小子，他的性格和手段……”可比刘恒这个父亲直白酷烈得多啊。这样的新帝，面对大汉当时的情况，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完全可以有所推断。
那就是，没多久就来上一场大手笔——就算不是如此，也绝对不是刘恒那般表面怀柔、暗中慢慢蚕食的方式了。
不过，这也是好事。
他可还没有忘记，天幕之前讲到贾谊的时候，提到的贾谊上书中大汉存在的种种问题。那些问题，他不认为刘恒在位期间能够基本解决，相反，多半还是要轮到这一位后继之君来扫清这些障碍。
明朝，永乐年间。
朱棣对于刘启的这件事情并不在意，只是从中联想到了后来刘启的风评：“早先时期，汉景帝尚且为明德遵业，可后来就变成了忌克少恩，无人君之量，刻薄任数，以诈力御下，还真是……”
他略略冷笑，指尖敲击着扶手。
不可否认，刘启确实在性格方面与刘恒并不相同，存在骄矜剽悍的一面，做的事情也贯彻了他的性格，基本上能不委屈就不委屈自己。但，这有什么问题吗？
对他的批判，一则集中在他削藩引动七国之乱上，一则在他废立皇后和太子上，再有就是在他诛杀大臣上。
但是，天地良心，这有什么错？！
即使自己就是藩王上位，朱棣也要为刘启削藩表示赞同，削藩就是削藩，政治就是政治，这和什么同姓宗族、兄弟之情，没有半毛钱关系。面对国家的大患，政治的危机，难道还要拘泥于小小私情吗？
再有就是废立皇后和太子，这件事确实不是很好，毕竟，非要强辩的话，皇后尚可说是天家私事，太子就绝不能算是什么简简单单小事，而是国本之事。但是，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因为新任太子、日后的皇帝是孝武，足够出色。
而诛杀大臣……那些人难道不能算是自寻死路、死有余辜吗？
朱棣越想，就越发联想到自己的风评上——自己的事迹，难道不会被那起子无德无才的小人们、没错，就是被他讨厌的江南那一窝文人，添加私货吗？
【后元七年六月初一，刘恒在未央宫驾崩，时年四十七岁。
他把自己一直坚持的节俭作风贯彻到了最后，在他留下的遗诏中，要求简葬薄葬，百姓官吏哭灵三天即可，且不禁止娶妻嫁女、祭祀鬼神和饮酒食肉。
群臣为刘恒上谥号为文，加上汉朝惯例的孝字，是为孝文皇帝。
而太子刘启登基后，又以刘恒的圣德光辉为由，为孝文皇帝庙制作《昭德舞》。并以“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的原因，命令“孝文皇帝庙宜为帝者太宗之庙”。
因而，刘恒成为了西汉少数有庙号的皇帝之一，庙号太宗。】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对于刘恒的节俭作风还是很敬佩的：“太宗皇帝躬俭省约，以惠休百姓，农不共贡，罪不收帑，宫不新馆，陵不崇墓，实乃王道也。”
当然，他敬佩归敬佩，让他这么做，他也确实是做不到的。
身为天子，该有的东西自然要有，大汉又不是困窘到了那等地步；再说了，薄葬简葬这件事情，他就根本不可能做到，他的帝陵早已开始修建，他可是怀揣着将其建成最宏大的帝陵的目标去的。否则，难道要让他在死后的世界不能像人间一样生活吗？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伸手揉了揉刘启的脑袋。
启儿的孝心他感觉到了，不用别的，也无需多么善待自己这个父皇遗留下来的宠臣，只要如天幕中这般，为自己昭彰功德、制定庙号，就已经是孝心的极大体现了。
刘启不以为意，这不是应该的吗？父皇在治理天下上，难道做得还不够好？不能配上一个太宗之名？
不过，天幕讲出了这些事情，进一步巩固了他们的父子感情，自己还是很乐意的。
而“文”这个谥号，确实与父皇很相配：道德博闻，慈惠爱民，愍民惠礼，赐民爵位，
修德来远，坚强不暴，徽柔懿恭……
汉朝初年。
刘邦心情很愉快，他为自己这个好儿子高兴，也为大汉江山有这样一个执掌者而高兴，于是开怀畅饮，神采飞扬。
萧何和张良同样为之开怀，也将杯盏中的酒液一饮而尽。
【刘恒在位期间，与民休息，宽省刑狱，劝课农桑，减轻田租、赋役，弛山泽之禁，促进盐铁业发展、经济恢复。在政治上，采纳贾谊、晁错等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和削藩的建议，削弱诸侯王势力，巩固中央集权；又通过种种政治怀柔妥协平衡等手段，打击了汉初一度操控政治风向的军功集团，将更多权力收归皇帝手中。
但刘恒受限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汉朝外部环境，以及自身的性格作风，同样遗留了不少问题。
就如贾谊曾经指出的“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一般，刘恒遗留下来的问题，也正是与他颁布的政策密切相关的。】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不等天幕讲述，刘恒自己就开始推断估量日后大汉存在的问题。
匈奴不用说，必然是问题之一，还是大问题。但除去匈奴外，剩下的问题多半都是内忧，是大汉内部的问题。
既然如此，诸侯王、特别是同姓宗王的势力扩大问题理当有一个位置；此外，还有什么？莫非是吏治问题？
刘恒暂时并没有想到国家经济方面的问题，毕竟，这时候对于经济的认识并不是非常完善。不论是刘恒刘启，还是大臣们，在他们眼中，刘恒减免赋税徭役，鼓励耕种，就已经是大大的推动经济发展的做法了——而这样的做法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倒是贾谊这个人……
刘恒摇头，不若想办法让这个人宽一宽心，找医官给他看看，让他注意身体。毕竟，即使自己在位期间的朝堂形势不允许自己大举任用他，也可以把他留给太子嘛。
【匈奴的问题不用过多描述，这样一个汉朝的心腹大患，一直要等到汉武帝时期才能迎来一定程度上的结局。而刘恒虽然总体还是秉持和平政策，但马政、粮草等问题已经开始着手解决，发展下去，终有一天能够让汉朝的兵马与匈奴正面作战、兵锋直达匈奴王廷。
那么，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同样是老生常谈，那就是诸侯王。不过，与汉朝刚刚建立时的异姓诸侯王的威胁不同，经过几代皇帝，以及刘恒的政策后，局面已经变成了“天下怀安，不复忧异姓”。
是的，不复忧异姓。异姓诸侯王早已不再是中央、皇帝忧虑的问题，而取代异姓诸侯王、变成威胁第一的，则是庞大的同姓诸侯王团体。
在最初，他们确实帮助了刘恒进行制衡，但伴随着刘恒的宽容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同姓诸侯王们的力量越发庞大，且由于诸王成年、朝廷所派的太傅又多有年事已高、告老还乡的情形，同姓诸侯王们越发难以控制。】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赞同，那些同姓诸侯王们的胃口一日大过一日，野心都要直接蹦到明面上了，这不是严重威胁，什么才是？
就以他父皇在位期间的七国之乱来说，总有人借此指责刘启刻薄管恩、不顾亲情、挑起战争，但七国之乱真的只是因为刘启的削藩政策吗？
怎么可能！
就以为首的吴国为例，他们四处进行贿赂，让中央朝臣给他们打掩护；在封地上又铸造铜钱、贩卖盐铁，多年下来，早就有了反叛的力量了！
而有了反叛的力量，难道不会就此升起反叛之心吗？没有父皇的削藩政策，这些封国也迟早要反叛！
至于说指责刘启刻薄管恩、不顾亲情……这不是他大汉天子的基操吗？有什么值得专门拉出来批判的。
汉朝初年。
刘邦叹了口气：“所以，最终还是要走到郡县制的轨道上的。”他分封同姓宗王，不过是认为秦朝会如此快速的倾覆倒塌，和当时的秦朝宗室无力也有关系。于是，为了防止大汉面临同样的问题，才决定给那些同姓族人们分发爵位。
只是，他还是觉得——在天幕降临之前就觉得，还是郡县制更加合适，分封只是为了让自己不再陷入同样的境地而已。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短时间内这些同姓诸侯王们确实有用，但时间一长，不仅没什么用了，反倒还变成了阻止自己进一步发展大汉的绊脚石。
【另一个方面，就是刘恒的经济政策。
一方面，刘恒减免赋税，以此鼓励农耕。这确实是一件好事，但它同样有着负面作用，那就是中央政府收到的税收少了，国库空虚。】
国库空虚。
看到这四个字，不知道多少个朝代中，负责赋税国库的官员们，以及饱受国库空虚困扰的皇帝们，都不由自主地打了一个寒战。
国库空虚，多么可怕的事情！
【而刘恒这样宁肯顶着国库空虚的问题，也要施行这样的政策，无非是想要让民众的经济尽快回复，达成“藏富于民”的结果。
想法是很好的，落实上也确实落实了，毕竟，刘恒在位期间的人口增长就能够说明民间的经济恢复状况。
但是，这一个政策还要与另一个结合起来，那就是放款商人的限制，驰山泽之禁，让商人们能够参与买卖，其后又允许私铸钱币，允许商人大肆敛财……
这样的政策条件下，汉朝很快诞生了大批的豪富商贾，他们通过买卖，壮大自身，又通过贿赂联姻等方式，让自己能够与朝中官员搭上关系；同时，自己还成为了一方地头蛇，左右当地的政策经济。
而有了许多豪商富贾后，汉室原期望的“藏富于民”的结果，就被这些商贾们打断了，财富开始向少数人流通和集中。
而同样的经济政策作用在各地诸侯王身上，就是诸侯王们有了自己开挖矿产、铸造钱币的权力，通过这些事情的累积，又加上一些想要投机的豪商富贾们，以及部分想要改天换日的朝臣们，诸侯王的力量看起来也有些发展过头了。】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沉默，经过天幕这么一说，他也意识到了问题。
想要藏富于民，但是却也有可能会导致国库空虚的问题，而国库倘若太过空虚，显然是不利于治理天下、抵御外敌的。但这一点需要从长计议，毕竟，在当下的经济条件下，鼓励农耕、恢复生产始终是要放在第一位的。
至于豪商富贾们，那是另外的问题，需要找一个不太影响商业流通、但又能够有效限制的方法来处理。一个关键在于，不能让这些人成为能够左右地方的力量，进而影响大汉政策的实行。
现在的重点在于诸侯王问题，刘恒心下思考，虽然自己确实是想要借同姓宗王们的力量来与军功集团相抗衡、让军功集团不能再如以往一般随意左右天子，但现在看来，是否应该对这些宗王们的权力、力量加以一些限制？而不是等到日后出现问题了，再开始想着如何解决。
不然，就如天幕中的这般情况，在启儿在位期间，必然会出现反叛之事，规模还要远胜自己在位时的这两个儿戏一般的反叛。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