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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六章 家喻户晓包青天 下

    ?包拯任开封知府前,开封府衙门的办事流程大概是这样的:
    百姓要告状,先得请人写好状纸,然后带上状纸去衙门。衙门又不能随便进,要先将状纸交给看门人,由看门人往里递交。看门人交不交状纸,或者及不及时去交,这里面有门道儿,得看你会不会打点,或者打点多少。
    包拯初上任就发现了这个漏洞。他立即颁布昭示,允许百姓直接进衙门递交状纸,同时将衙门大门敞开。
    开封的惠民河也称蔡河,原本从开封经通许(今属hn直达淮河。为了便利水运,又从新郑引闵水汇入,使河水流量大增。本来是好事,惠民河却时常涨水为患。包拯亲自调查原因,一查之下,才知是中官世族修建园榭,侵占河道,使得河道堵塞,造成水患。包拯不怕得罪人,当即下令,将所有跨河修建的楼台、花园、水榭全部拆毁。
    担任三司使的张尧佐是张贵妃的叔父,而仁宗对张贵妃极其宠爱。张尧佐原本在基层任推官,在基层任推官、知县、知州。张贵妃得势以后,他进人京城,很快就当上了三司户部判官,户部副使。不久,又晋升龙图阁直学士的职衔、端明殿学士,正式担任三司使,成为掌管全国经济大权的重臣。张尧佐的升官之路,可谓扶摇直上,简直快过高铁飞机。他的升迁,也并不是凭政绩,而是靠张贵妃这个后宫的关系。
    张贵妃八岁进宫,模样儿很漂亮,人又聪明,善于迎合。仁宗即位后,便把她由一个普通的宫女,一步一步地提升为才人、修媛、美人、贵妃。在她刚当上贵妃的时候,害了一场病,她向仁宗皇帝说:“我资薄崇厚,承受不了这样的福气,所以遭了灾,害了这场病,我愿意贬为美人。”这话反而让仁宗极为受用,认为她是个不喜争的女子,对她越加宠爱起来。张贵妃父亲早逝,无依无靠,正是由叔父张尧佐抚养长大的。张贵妃迫切希望仁宗皇帝能够提拔张尧佐,提高自己的身份,满足她那争强好胜的虚荣心。仁宗皇帝贪恋张贵妃的美色,又由于四十多岁还没有儿子,对张贵妃便有求必应,张尧佐就是靠这种关系平步青云。
    面对这样的歪风邪气,有些人不敢讲话;有些人还打顺风旗、拍马屁。包拯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他决定向打老虎宣战。
    公元1050年六月,包拯第一次弹劾张尧佐。他说:“张尧佐是个庸才,很少建树,办事不力,颠倒是非,造成法制混乱,账目不清”。他建议仁宗将张尧佐调离三司,降职使用,或者改授其他闲散职务。
    这次弹劾,直如泥牛入海,没有消息。
    没过多久,包拯又上一奏,说:“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经相当严重,富裕的江淮两浙,又遭受早涝灾害,国库空虚,商旅不通,钱粮不足于自给。三司使应该好好算算账,把近几年的收人支出结算一下,让大家心里有数。国家的经济,内靠三司使,外靠转运使,要选有才能的人担此重任。如果用人不当,大家又都保持沉默,让事态继续发展,一天比一天严重,那就不好办了。”
    这份奏折送上去没有几天,包拯感到话没有讲完,又上了一个奏折。重申上述观点的同时,再次提出“张尧佐才能平庸,担任闲散职务还可以,怎好把财政大权交给他?这会误大事!”
    仁宗一如既往的沉默。
    过了一段时间,张尧佐不但没有免职,还升迁到比三司使更高的职位——宣徽南院使,另外还担任淮康军节度使、景灵宫使、同群牧制置使,一身四任。包拯面对越来越不利的形势,他决心冒更大的风险,把弹幼张尧佐的事进行到底。
    谏官陈旭、吴奎等人也和包拯一起对张尧佐提出弹幼,展开抨击。
    过了几天,未见动静,包拯决定趁热打铁,再次正面发动弹劫。他指出张尧佐一日而授四使,比之过去,史无前例,访之今日,人心不安,这不仅破坏了章典,损害皇上的威信,也损害了国家社稷的利益,万万使不得。
    仁宗仍然听不进这些意见。
    这时不仅唐介、张择行、吴奎群起参加弹幼,连平时很温和的御史中丞王举正也挺身而出,批评张尧佐恩宠过甚,使忠臣齿冷,义士心寒。如不采纳,请罢御史中丞之职。
    台谏已经发展到大臣要授乌纱帽了,然而,有张贵妃吹枕边风,从中说情,仁宗皇帝仍然下不了决心。
    王举正不得已亮出最后一张王牌,要求廷辩,也就是与仁宗当面净谏。这是希望改革吏风的仁宗皇帝给予谏官和大臣的最高权利。由于这是仁宗亲自给予的权利,不好马上反口,只好让廷辩照常进行。
    在这次廷辩当中,包拯作了长篇发言。群臣上朝的时候,有严格的规章制度,皇帝与大臣是要有一定的距离。
    包拯措词激烈,情绪激动,不断地移动脚步,渐渐缩短了与仁宗的距离。包拯正在恳切陈词的时候,一时不慎,唾沫溅到了仁宗的脸上。仁宗不得不用袍袖擦去唾沫,一怒罢朝回宫。满朝文武大臣,大惊失色,都为包拯捏着一把汗。
    仁宗皇帝回到宫中,张贵妃慌忙上前询问:“我叔父的事怎么样了?”仁宗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总是要我袒护你那位叔叔。可是你就不想想,朝廷上还站着一位包拯呀!”
    仁宗在朝臣面前受了委屈,但他没有一怒杀忠臣,泄私愤。他心里仍然明白,要为国家、为社稷着想,包拯是对的,是有道理的。自己的做法是有错误的。但是,他太爱张贵妃了,他希望满足她的愿望,讨她开心。仁宗是一个立志改革的皇帝,也是一个贪图享乐的皇帝,这就是矛盾的所在。
    聪明美丽的张贵妃慌忙跪下请求恕罪。她又从中疏通,张尧佐自动请辞,免去一些职务。可是,仁宗皇帝又玩了一个缓兵之计,只过了几个月又把宣徽使的重任委给了张尧佐。包拯又继续与吴奎联名上章,指出张尧佐贪欲过盛,不能逞其私欲,熏灼天下。
    等了四天,不见回音。包拯又连续上章,提醒仁宗,大恩不可频频给人,给多了就降低了君王的威信。群臣的舆论不能固执地违背,抵触过分了就会失去人心,造成****。
    这种一再地劝谏,终于说动了仁宗,张尧佐不再升迁。张贵妃又病死,外戚擅权的危险局面才算暂时缓解。
    要是包拯能一直活着该有多好!
    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五月,包拯在枢密院视事时,突然得病。同月二十四日),包拯病逝,终年六十四岁。仁宗亲临吊唁,并为他辍朝一日,追赠包拯为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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