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四一章 南洋印度贸易区（下）
这种大顺自有国情在此的情况，不只是在南洋表现出和之前的巨大差异，更是在锡兰印度这边表现得与众不同。
锡兰不属于南洋的范畴，也不是南洋贸易公司可以直接干预贸易的地方。
锡兰的宝石、肉桂、槟榔，实则算是皇帝的小金库。
大顺皇帝不算贸易公司的股份，还有两个小金库。
一个是高级的官窑瓷。
这些高级瓷，由外国的高级贵族提供图样，由实则是皇家垄断的官窑生产。
这里的高级贵族，指的不是那些中世纪就有的名门望族，如今是谁有钱谁高级。
这些专门外销的高级官窑瓷，为皇帝带来的不菲的收入。
西洋贸易公司也不可能去问皇帝收运费，实则皇帝就是白赚了这其中的差价。
再一个，就是锡兰了。
南洋的香料比较杂，商品比较乱。而锡兰，既是大顺前出印度的基地，也因为其出产的商品比较单一，而且还有一个“正统”的朝贡国。
大顺的传统藩属国理念，使得大顺和僧伽罗人的康提王国的关系，远胜于荷兰人与他们的关系。
康提的国王作为一个南印度来的外来户，可以想象，本地贵族的权势有多大。
国王选择振兴佛法，拉拢佛教僧侣，以教权压制贵族势力。
大顺这个非基督文明且和佛教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的出现，以及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使得僧伽罗国王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外援。
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是“天下”这个概念延伸。天下，说白了，就是说大顺的道德观，在“天下”这个范围内，是普适的。出了天下未必管用，但天下之内肯定要管用。
贵族分权国王？这在大顺天下内的道理观里，肯定是不对的。
于是，一个要出于对天下概念的维护、一个正好需要一个强力外援。
一个是取代了荷兰人的新“殖民者”、一个是南印度来的根基不稳的王族。
一个是高举着反基督大旗的东方宗教守护者、一个是需要重振佛法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始佛教国家。
亦算是一种天作之合。
至于所谓的民族主义反抗？更是没影的事。
历史上，僧伽罗民族的民族意识，恰恰产生于宗教。
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抗，催生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
是英国人要种茶叶，要拍卖僧侣的田产，使得僧侣阶层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利益，反对西方的基督教势力。
而在这之前，很难说僧伽罗人有自己的觉醒的民族意识。
毕竟，之前有国王，是被贵族以“不能够善待外国人”、“和海边的外国人发生冲突”等理由推翻的。
指望着一群融合了原始佛教、特色种姓制度的人，觉醒民族主义，也确实是难。
至于说本地贵族对外来者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当初“邀请”荷兰人来对抗葡萄牙人的重要原因，就是荷兰人当初给的香料报价更高。
直到等着荷兰人真正站稳了脚跟之后，这些贵族才发现他妈的葡萄牙人、荷兰人都一个鸟样。
才感叹：“送走了生姜、迎来了辣椒”。
而且荷兰人还他妈的吃独食，抓走肉桂种姓，非要自己搓肉桂以节省成本。
贵族心说我就指着这点肉挂挣钱呢，当初说好了，你们自己定了个高价，到时候买我们的，我们才欢迎你们赶走葡萄牙人。
现在你们居然不问我们买，竟想自己吃独食，抓走我们的搓肉桂种姓去自己生产？
至于说僧伽罗人的底层……用荷兰人的话，这叫“我们应该多重用中、低种姓的人，他们对高种姓的不满，胜过对我们这些外来者”
而另一个很可能主导民族主义觉醒的僧侣阶层，大顺和他们之间就更没啥冲突了。
一来大顺是泛信信仰，也并不搞强制改宗，再说也没法改，本身也对佛教不那么反感。
二来大顺又不准备吞掉僧伽罗王国种茶叶，自然不会去动僧侣阶层的田产。只要不动他们的田产，僧侣们就非常乐于与大顺接触。
主要是大顺不可能傻呵呵地跑去锡兰种茶叶，本国两湖、安徽、福建的茶叶有的是，干嘛跑到这里来种茶叶？
历史上英国人偷了茶种，锡兰的高山地形又特别适合种植茶叶，这才选择了大量引入泰米尔人来种茶叶。
而要种茶叶，就得吃掉寺庙的田产，寺庙的僧侣阶层自然是会为了自己的田产和英国人不共戴天的。
既然不需要在锡兰种茶叶，那么高山地区的僧侣土地，对大顺而言，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而接盘荷兰的海边平原地区……这里面也得“感谢”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宗教政策，尤其是葡萄牙的宗教狂热强制改信政策，使得一堆高种姓贵族的土地占有者都跑去山里了。
大量的空闲土地，足够大顺的移民使用。
当初也正是因为这些大量的空闲土地，才有了“巴达维亚华人迁徙锡兰做债务奴隶”的荷兰设想，因为他们发现泰米尔人的劳动效率不如华人，而锡兰的大量土地又被空置。
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锡兰的农业环境很特殊，华人是最契合的。
狮子国的名号，中国早有耳闻，两汉时候这里就有了文明国家，而且还是个标准的以“治水和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水稻种植业”国家。
以“治水和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水稻种植业”国家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使得僧伽罗一些民众习惯，在中国这个也有治水传统且要在锡兰沿海地区搞小农经济的外来者统治下，诡异的非常……合拍。
在沿海地区的僧伽罗人，非常适应大顺官员的统治模式。
非常适应在农闲时候服劳役修水利。
非常喜欢均田小农经济为主。
非常适应按时缴亩税的特色。
非常适应兴修水利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的西洋人很难理解的逻辑。
以及大顺虽然不是佛教国家，但当地华人至少见佛也拜，反正多拜拜没坏处。至少不像葡萄牙人一样，砸佛寺。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不只是基督教这种一神教，更是破坏了锡兰原有的灌溉系统、水利工程。
其破坏程度，基本上等同于宋朝黄河南迁，导致两淮从《禹贡》中的上上田，混成了现在这种帝国之癌的程度。
荷兰人眼里的锡兰，就是肉桂和宝石。
大顺眼里的锡兰，如果以马六甲做山海关，则锡兰就是沈阳。
进可攻、退可守，没了沈阳，山海关也是早晚的，这一点对有前朝教训的大顺而言，还是看的非常通透的。
是以大顺就不可能只盯着锡兰的肉桂和宝石，毕竟肉桂和宝石虽然值钱，但大顺皇帝是天朝皇帝：问他更喜欢商业利润？还是更喜欢去印度收土地税？
肯定还是土地税让皇帝更喜欢，这是一种惯性。
一个和黄河、长江、淮河搏斗了几千年的民族，来到锡兰这种需要和季风引起的水患搏斗的国度，当真是如鱼得水。
此时没有国家比大顺更懂治水，更懂什么叫灌溉农业，什么叫水利工程、什么叫小农经济的水稻农业。
如果把锡兰做明末时候的沈阳，对天朝而言，这种边境前出基地最熟悉的操作是什么？
自然是屯垦。
修水利、复灌溉、分小农、积累粮食，几乎是一气呵成、毫无滞涩。
让大顺的科举官员去管如安汶、班达之类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已然融入世界市场”的地方，他们还真未必管的明白。
他们确实管不明白，因为那些地方根本就不是小农经济，经济完全围绕着“卖香料、买粮食”的纯粹商品交易进行。
但锡兰就大为不同。
就算是大顺的科举官员，来锡兰当官，也一样可以玩得转。
因为要干的，就是大顺地方官的日常：治水、发劳役修河、组织劳力、征税、修水利。
而当地的百姓，也和班达、安汶、爪哇等地的百姓不一样。
这里的百姓对治水、发劳役修水利之类的事，也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是几千年的习惯。
说的难听点，就大顺官员的平均水平，既管不明白更先进一点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也管不明白更落后的村社不解体经济。
既头疼于类似于苏州府那样的织工齐行叫歇的未来，也头疼于土司贵族在本地拥有奴隶和绝对权力的过去。
但对管灌溉农业水利支撑的小农经济体系，有特别的心得。
官员对锡兰的百姓和旧制度，也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锡兰的最高种姓叫“高维加摩”，理论上这是最高种姓，包括王族之都是这个种姓的，而这个种姓的最大特权，是种地，而且占人口的六七成以上。
剩下的，打渔的卡拉瓦种姓，只能打渔，不能种地，世代不易；搓肉桂的萨拉加马种姓，只能搓肉桂，不能种地打渔，世代不易。
号称最高种姓的“高维加摩”，天下以农为上，是以为最高，高于工、商诸业。然而占人口的六七成，穷的租地主的地、富的田连阡陌、最高级的统治阶层理论上也算在这个种姓之内、最穷困的佃户也在这个种姓之内。
锡兰的佛教没有太多印度那边的奇葩故事，虽然也说什么佛祖涅槃重生之类的话，但这里的原始佛教僧人更喜欢辩论，辩论的时候却又基本上保持着“不语乱力怪神”的风格，且也非常喜欢玄之又玄的扯犊子。
虽然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但毕竟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是一个以灌溉农业、小农经济、水利集权政府为经济基础的族群。
这些经济基础决定了，大顺对统治这里，非常适应。
就像是大顺内部向来觉得，军改和海军证明了对付这种沿海细长国家有奇效之后，将来郡县化越南北部和朝鲜，会水到渠成，至少统治起来比在西域习惯多了。
不管是西爪哇还是锡兰，大顺都是统治优先，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物。
大顺的选择也非常简单。
选择直接管辖的四军镇中心地带，才不会去搞什么因地制宜呢。
如锡兰这样的，原本是水稻农业小农经济为主的，那就好说。
如西爪哇这样，我不是很懂这种村社原始状态，那就直接把它变成我比较熟悉、非常了解的社会形态。
……如果现实让我不熟悉，那就赶紧修改现实，而不是我去适应现实。
只不过大顺本来就是土地私有制、自由买卖、基本政府无干涉的放任主义政策——当然是被动的，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但凡有点强势政府的能力，也不至于国库收入和没有印度北美也不收税的英国差不多。
在国内确实引发了诸如土地兼、工商业不振、财富迅速集中之类的情况。
但在南洋，从商业利润的角度，却因为大顺自身的发达手工业，效果出奇的好。
虽然刘钰嘴上整天胡扯自由放任主义引申出的自由贸易体系，听起来和扯淡差不多。
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大顺现在的这种对欧洲贸易状态，恰恰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祖师爷斯密·亚当等一批英国最早的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最完美的中国贸易模式。
以后世整被打上“欧洲18世纪全面领先”这个思想钢印、打上“英国叩开中国国门就是为了自由贸易”这个思想钢印，来理解的18世纪对外贸易情况，是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
甚至完全不能理解18世纪，中国商品将欧洲逼成什么样了。
更不可能知道法国东印度公司，历史上没有刘钰给他们指点人参貂皮贸易这个点子，他们要绕路去南美走私以获取对华贸易的白银。
以至于有一条专门的法国——秘鲁——中国——好望角——法国的对华贸易白银走私航线。
大卫·休谟这样的哲学经济学大佬，在这个时代，这么评价过中国的手工业：
【前往中国的遥远路程，是一种天然的阻碍……】
【假使中国只近在我们身边，如法国或者西班牙，那么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会是中国的。】
为什么大卫·休谟会拿中国说事呢，因为在亚当·斯密之前，也就大约是这几年，英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大讨论。
这个讨论的中心，就是围绕着中英贸易的。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成功对欧贸易，更是直接加剧了英国的这场大讨论，使得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瞬间分出了胜负。
锡兰不属于南洋的范畴，也不是南洋贸易公司可以直接干预贸易的地方。
锡兰的宝石、肉桂、槟榔，实则算是皇帝的小金库。
大顺皇帝不算贸易公司的股份，还有两个小金库。
一个是高级的官窑瓷。
这些高级瓷，由外国的高级贵族提供图样，由实则是皇家垄断的官窑生产。
这里的高级贵族，指的不是那些中世纪就有的名门望族，如今是谁有钱谁高级。
这些专门外销的高级官窑瓷，为皇帝带来的不菲的收入。
西洋贸易公司也不可能去问皇帝收运费，实则皇帝就是白赚了这其中的差价。
再一个，就是锡兰了。
南洋的香料比较杂，商品比较乱。而锡兰，既是大顺前出印度的基地，也因为其出产的商品比较单一，而且还有一个“正统”的朝贡国。
大顺的传统藩属国理念，使得大顺和僧伽罗人的康提王国的关系，远胜于荷兰人与他们的关系。
康提的国王作为一个南印度来的外来户，可以想象，本地贵族的权势有多大。
国王选择振兴佛法，拉拢佛教僧侣，以教权压制贵族势力。
大顺这个非基督文明且和佛教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的出现，以及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使得僧伽罗国王找到了一个良好的外援。
大顺朝贡国体系内的礼法问题，是“天下”这个概念延伸。天下，说白了，就是说大顺的道德观，在“天下”这个范围内，是普适的。出了天下未必管用，但天下之内肯定要管用。
贵族分权国王？这在大顺天下内的道理观里，肯定是不对的。
于是，一个要出于对天下概念的维护、一个正好需要一个强力外援。
一个是取代了荷兰人的新“殖民者”、一个是南印度来的根基不稳的王族。
一个是高举着反基督大旗的东方宗教守护者、一个是需要重振佛法加强中央集权的原始佛教国家。
亦算是一种天作之合。
至于所谓的民族主义反抗？更是没影的事。
历史上，僧伽罗民族的民族意识，恰恰产生于宗教。
是佛教与基督教的对抗，催生了僧伽罗人的民族主义。
是英国人要种茶叶，要拍卖僧侣的田产，使得僧侣阶层联合一致保卫自己的利益，反对西方的基督教势力。
而在这之前，很难说僧伽罗人有自己的觉醒的民族意识。
毕竟，之前有国王，是被贵族以“不能够善待外国人”、“和海边的外国人发生冲突”等理由推翻的。
指望着一群融合了原始佛教、特色种姓制度的人，觉醒民族主义，也确实是难。
至于说本地贵族对外来者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当初“邀请”荷兰人来对抗葡萄牙人的重要原因，就是荷兰人当初给的香料报价更高。
直到等着荷兰人真正站稳了脚跟之后，这些贵族才发现他妈的葡萄牙人、荷兰人都一个鸟样。
才感叹：“送走了生姜、迎来了辣椒”。
而且荷兰人还他妈的吃独食，抓走肉桂种姓，非要自己搓肉桂以节省成本。
贵族心说我就指着这点肉挂挣钱呢，当初说好了，你们自己定了个高价，到时候买我们的，我们才欢迎你们赶走葡萄牙人。
现在你们居然不问我们买，竟想自己吃独食，抓走我们的搓肉桂种姓去自己生产？
至于说僧伽罗人的底层……用荷兰人的话，这叫“我们应该多重用中、低种姓的人，他们对高种姓的不满，胜过对我们这些外来者”
而另一个很可能主导民族主义觉醒的僧侣阶层，大顺和他们之间就更没啥冲突了。
一来大顺是泛信信仰，也并不搞强制改宗，再说也没法改，本身也对佛教不那么反感。
二来大顺又不准备吞掉僧伽罗王国种茶叶，自然不会去动僧侣阶层的田产。只要不动他们的田产，僧侣们就非常乐于与大顺接触。
主要是大顺不可能傻呵呵地跑去锡兰种茶叶，本国两湖、安徽、福建的茶叶有的是，干嘛跑到这里来种茶叶？
历史上英国人偷了茶种，锡兰的高山地形又特别适合种植茶叶，这才选择了大量引入泰米尔人来种茶叶。
而要种茶叶，就得吃掉寺庙的田产，寺庙的僧侣阶层自然是会为了自己的田产和英国人不共戴天的。
既然不需要在锡兰种茶叶，那么高山地区的僧侣土地，对大顺而言，一点吸引力都没有。
而接盘荷兰的海边平原地区……这里面也得“感谢”葡萄牙人以及荷兰人的宗教政策，尤其是葡萄牙的宗教狂热强制改信政策，使得一堆高种姓贵族的土地占有者都跑去山里了。
大量的空闲土地，足够大顺的移民使用。
当初也正是因为这些大量的空闲土地，才有了“巴达维亚华人迁徙锡兰做债务奴隶”的荷兰设想，因为他们发现泰米尔人的劳动效率不如华人，而锡兰的大量土地又被空置。
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锡兰的农业环境很特殊，华人是最契合的。
狮子国的名号，中国早有耳闻，两汉时候这里就有了文明国家，而且还是个标准的以“治水和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水稻种植业”国家。
以“治水和水利工程为主导的水稻种植业”国家是经济基础，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使得僧伽罗一些民众习惯，在中国这个也有治水传统且要在锡兰沿海地区搞小农经济的外来者统治下，诡异的非常……合拍。
在沿海地区的僧伽罗人，非常适应大顺官员的统治模式。
非常适应在农闲时候服劳役修水利。
非常喜欢均田小农经济为主。
非常适应按时缴亩税的特色。
非常适应兴修水利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之一的西洋人很难理解的逻辑。
以及大顺虽然不是佛教国家，但当地华人至少见佛也拜，反正多拜拜没坏处。至少不像葡萄牙人一样，砸佛寺。
葡萄牙人和荷兰人不只是基督教这种一神教，更是破坏了锡兰原有的灌溉系统、水利工程。
其破坏程度，基本上等同于宋朝黄河南迁，导致两淮从《禹贡》中的上上田，混成了现在这种帝国之癌的程度。
荷兰人眼里的锡兰，就是肉桂和宝石。
大顺眼里的锡兰，如果以马六甲做山海关，则锡兰就是沈阳。
进可攻、退可守，没了沈阳，山海关也是早晚的，这一点对有前朝教训的大顺而言，还是看的非常通透的。
是以大顺就不可能只盯着锡兰的肉桂和宝石，毕竟肉桂和宝石虽然值钱，但大顺皇帝是天朝皇帝：问他更喜欢商业利润？还是更喜欢去印度收土地税？
肯定还是土地税让皇帝更喜欢，这是一种惯性。
一个和黄河、长江、淮河搏斗了几千年的民族，来到锡兰这种需要和季风引起的水患搏斗的国度，当真是如鱼得水。
此时没有国家比大顺更懂治水，更懂什么叫灌溉农业，什么叫水利工程、什么叫小农经济的水稻农业。
如果把锡兰做明末时候的沈阳，对天朝而言，这种边境前出基地最熟悉的操作是什么？
自然是屯垦。
修水利、复灌溉、分小农、积累粮食，几乎是一气呵成、毫无滞涩。
让大顺的科举官员去管如安汶、班达之类的“经济完全殖民地化、已然融入世界市场”的地方，他们还真未必管的明白。
他们确实管不明白，因为那些地方根本就不是小农经济，经济完全围绕着“卖香料、买粮食”的纯粹商品交易进行。
但锡兰就大为不同。
就算是大顺的科举官员，来锡兰当官，也一样可以玩得转。
因为要干的，就是大顺地方官的日常：治水、发劳役修河、组织劳力、征税、修水利。
而当地的百姓，也和班达、安汶、爪哇等地的百姓不一样。
这里的百姓对治水、发劳役修水利之类的事，也习以为常，认为理所当然，这是几千年的习惯。
说的难听点，就大顺官员的平均水平，既管不明白更先进一点的商业资本主义体系、也管不明白更落后的村社不解体经济。
既头疼于类似于苏州府那样的织工齐行叫歇的未来，也头疼于土司贵族在本地拥有奴隶和绝对权力的过去。
但对管灌溉农业水利支撑的小农经济体系，有特别的心得。
官员对锡兰的百姓和旧制度，也有种莫名的熟悉感。
锡兰的最高种姓叫“高维加摩”，理论上这是最高种姓，包括王族之都是这个种姓的，而这个种姓的最大特权，是种地，而且占人口的六七成以上。
剩下的，打渔的卡拉瓦种姓，只能打渔，不能种地，世代不易；搓肉桂的萨拉加马种姓，只能搓肉桂，不能种地打渔，世代不易。
号称最高种姓的“高维加摩”，天下以农为上，是以为最高，高于工、商诸业。然而占人口的六七成，穷的租地主的地、富的田连阡陌、最高级的统治阶层理论上也算在这个种姓之内、最穷困的佃户也在这个种姓之内。
锡兰的佛教没有太多印度那边的奇葩故事，虽然也说什么佛祖涅槃重生之类的话，但这里的原始佛教僧人更喜欢辩论，辩论的时候却又基本上保持着“不语乱力怪神”的风格，且也非常喜欢玄之又玄的扯犊子。
虽然肯定还是不一样的。
但毕竟在殖民者到来之前，是一个以灌溉农业、小农经济、水利集权政府为经济基础的族群。
这些经济基础决定了，大顺对统治这里，非常适应。
就像是大顺内部向来觉得，军改和海军证明了对付这种沿海细长国家有奇效之后，将来郡县化越南北部和朝鲜，会水到渠成，至少统治起来比在西域习惯多了。
不管是西爪哇还是锡兰，大顺都是统治优先，垄断只是统治的副产物。
大顺的选择也非常简单。
选择直接管辖的四军镇中心地带，才不会去搞什么因地制宜呢。
如锡兰这样的，原本是水稻农业小农经济为主的，那就好说。
如西爪哇这样，我不是很懂这种村社原始状态，那就直接把它变成我比较熟悉、非常了解的社会形态。
……如果现实让我不熟悉，那就赶紧修改现实，而不是我去适应现实。
只不过大顺本来就是土地私有制、自由买卖、基本政府无干涉的放任主义政策——当然是被动的，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但凡有点强势政府的能力，也不至于国库收入和没有印度北美也不收税的英国差不多。
在国内确实引发了诸如土地兼、工商业不振、财富迅速集中之类的情况。
但在南洋，从商业利润的角度，却因为大顺自身的发达手工业，效果出奇的好。
虽然刘钰嘴上整天胡扯自由放任主义引申出的自由贸易体系，听起来和扯淡差不多。
但其实，某种程度上，大顺现在的这种对欧洲贸易状态，恰恰是自由贸易理论的祖师爷斯密·亚当等一批英国最早的经济学家所设想的最完美的中国贸易模式。
以后世整被打上“欧洲18世纪全面领先”这个思想钢印、打上“英国叩开中国国门就是为了自由贸易”这个思想钢印，来理解的18世纪对外贸易情况，是很难理解这个时代的。
甚至完全不能理解18世纪，中国商品将欧洲逼成什么样了。
更不可能知道法国东印度公司，历史上没有刘钰给他们指点人参貂皮贸易这个点子，他们要绕路去南美走私以获取对华贸易的白银。
以至于有一条专门的法国——秘鲁——中国——好望角——法国的对华贸易白银走私航线。
大卫·休谟这样的哲学经济学大佬，在这个时代，这么评价过中国的手工业：
【前往中国的遥远路程，是一种天然的阻碍……】
【假使中国只近在我们身边，如法国或者西班牙，那么我们所使用的一切都会是中国的。】
为什么大卫·休谟会拿中国说事呢，因为在亚当·斯密之前，也就大约是这几年，英国爆发了一场关于“自由贸易”还是“重商主义”的大讨论。
这个讨论的中心，就是围绕着中英贸易的。
大顺西洋贸易公司第一次成功对欧贸易，更是直接加剧了英国的这场大讨论，使得自由贸易和重商主义，瞬间分出了胜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