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五
天、地、水三官道家有所谓天、地、水三官者。《归震川集》有《三官庙记》，云：其说出于道家，以天、地、水为三元，能为人赐福赦罪解厄，皆以帝君尊称焉。或又以为始皆生人，而兄弟同产，如汉茅盈之类也。是震川初未尝考其由来。郎瑛亦但谓：天气主生，木为生候；地气主成，金为成候；水气主化，水为化候。其用司于三界，而以三时首月候之。故曰三元，三元正当三临官，故又曰三官。则瑛亦未究其出自何处。按《通志》有《三元醮仪》一卷，但不题撰人姓氏。《宣和画谱》有名画周《三官像图》，及唐末范琼、孙位、张素卿皆有之。又《东坡集》中有《水官》诗，乃大觉琏师以唐阎立本所画水官赠老泉，老泉作诗报之，兼命坡公属和者。然老泉诗徒摹写阎画，东坡亦第述立本之以画名家，而未著水官所自。惟宋景濂跋揭文安斯所撰《曲阿三官祠记》，谓汉熹平间，汉中张修为太平道，张鲁为五斗米道，其法略同，而鲁为尤甚。自其祖陵、父衡造符书于蜀之鹤鸣山，制鬼卒、祭酒等号，分领部众。有疾者令其自首，书名氏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上，其一埋之地，其一沉之水，谓之天、地、水三官。三官之名，实始于此云云。此最为得实。但裴松之《三国志注》引《典略》，谓为太平道者乃张角，为五斗米道者乃张修。《后汉书》及司马《通鉴》亦同。景濂乃谓修为太平道，鲁为五斗米道，不免小误。按松之所谓张修应是张衡，即张鲁父也，《典略》误耳。然张衡等但有三官之称，而尚未谓之三元，其以正月、七月、十月之望为三元日，则自元魏始。《魏书》孝文帝以太皇太后丧、诏令长至三元绝告庆之礼，是三元之名，魏已有之，盖其时方尊信道士寇谦之，三元之说盖即谦之等袭取张衡三官之说，而配以三首月为之节候耳。《册府元龟》：唐开元二十二年十月敕曰：道家三元诚有科戒，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日，都内人应有屠杀，令河南尹李适之勾当总与赎取，并令百姓是日停宰杀渔猎等。自今以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至十五，兼宜禁断。《旧唐书·武宗纪》：会昌四年正月，敕三元日各断屠三日。《宋史·方伎传》：苗守信精道术书，上言：三元日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各主录人之善恶，皆不可以断极刑事。下有司议行。此又三元之名之原委也。
东岳天齐《旧唐书》明皇封禅泰山，加号天齐。《宋史》大中详符元年封禅毕，诏加号泰山为仁圣天齐王。五年，又加天齐仁圣帝。元至元十八年，诏加天齐大生仁圣帝。天齐之名，盖本《史记·封禅书》“齐所以为齐，当天齐也”，故假借用之。以为峻极于天之意。然《封禅书》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齐，居临淄南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则泰山与天齐各为一祠，本不相涉。况天齐云者，谓当天之中，如天之脐也，今乃不顾其本义，但取其字之可通而剽剥附会之，盖出于张说之舞文也。
泰山治鬼东岳主发生，乃世间相传多治死者，宜胡应麟之疑也。然亦有所本。《老学庵笔记》谓杨文公“游岱之魂”一句出《河东记》韦齐休事，然骆宾王《代父老请封禅文》云：“就木残魂，游岱宗而载跃，”又在河东前矣。是放翁以骆文为最先也。其实后汉时已有此语。《后汉书·乌桓传》：其俗谓人死，则神游赤山，如中国人死者魂归岱山也。又《许曼传》：曼少尝疾病，乃谒太山请命。干宝《搜神记》：胡母班死，往见泰山府君，为之致书于河伯（此事亦见《三国志注》）。《三国志·管辂传》：辂谓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应璩《百一》诗云：“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裴松之注《三国》引《列异传》：蒋济子既死，梦于其母曰：“儿今为泰山伍伯，甚苦。有讴士孙阿将死，为泰山令，乞豫属之。”母以告济，济往托焉。未几阿果死。月余，济梦儿来言：“阿为令，使儿得转录事矣。”《博物志》：泰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知人生命。古乐府：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是泰山治鬼之说，汉、魏间已盛行。此又骆文所本，而放翁未引之，何也？（顾宁人云：哀、平之际，谶纬书出，有《遁甲开山图》泰山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父知死云云。谓泰山治鬼之说，盖起于西汉末。）又王僧孺致何炯书，亦有“还魂斗极，追气泰山”之语。《南史·沈攸之传》：沈僧昭少事天师，能记人吉凶，自云为泰山录事，幽司中有所收录，必僧昭署名。《北史·段晖传》：有童子与晖同学二年，将去，谓晖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归。”言终，腾虚而去。此又皆唐以前泰山故事也。宋《稗记》：崔公谊补莫州任丘簿，会地震，公谊任满，已挈家南行，夜宿，忽有人叩户云：“崔主簿系合地动压杀人，已收魂到岱，到家宜速。”崔自度必死，乃送其孥归寿阳，明日遂卒。《夷坚志》：孙默、石倪、徐楷相继为泰山府君。又吕辨老得一印，文曰“泰山府君之印”。王太守借观之，未几，王死。王素有善政，人以为必主岱岳也。张廿三既死，子幼，赘婿陈主其家事，而毙其子。已而张同一黄衣者向陈索命，顾黄衣者使执之。黄衣曰：“须先于泰山府君处下状。”藤迪功妻赵氏杀其妾陈馨奴，未几赵死而失其首。方捕治，而陈现形，提其头出示人曰：“我已诉岳帝，得报此仇，恐牵连无辜，故来明此事。”然则泰山治鬼，世果有其事也。
城阳王、秣陵尉顾宁人谓：六朝以前多祀城阳景王刘章，及蒋子文之祀最盛。按《后汉书》：樊崇起兵，军中有巫鼓舞祠城阳景王。巫言景王大怒，曰：“当作县官，何故作贼！”笑巫者辄病，于是乃立刘盆子为帝。又《魏书》城阳景王即汉朱虚侯章，以其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曹操为济南相，始禁之。是城阳之祀于北方显赫可知。《通鉴集览》：蒋子文，汉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伤额而死。吴先主时，其故吏遇之于途。子文曰：“我当为此土地神。”又附巫语：“当大启孙氏。”吴主乃为立庙，封中都侯。《晋书·载记》：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求助于钟山蒋侯，封以相国之号。《南史》：宋太子劭之逆，南谯王义宣起兵，至新亭，劭以辇迎蒋侯于宫内，拜大司马，封钟山郡王，使南平王铄造策文。又《宋书·礼志》：明帝加蒋侯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齐书》：东昏侯信蒋侯神，迎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云见神动辄启，并云降福治安之平，遂加位相国。后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如王者，设铠马甲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云“蒋侯出荡”。《梁书·曹景宗传》：武帝因祈雨不应，欲焚蒋帝庙，俄而雨注，帝遂到庙修谒。《陈书》：武帝即位，幸钟山祀蒋帝庙。又永定三年，久不雨，帝幸钟山祭蒋帝庙，是日遂雨。引蒋庙之显赫于钟山者也。《南史》：梁武起兵围郢城时，城中张元嗣等迎蒋侯于州厅祈福，铃铎昼夜不绝，使导从告陴巡行。魏军围钟离，城中乞蒋帝扶助，神报许。既而无雨，水顿长，遂挫敌。后见庙中人马脚尽湿。此蒋庙之遍于州郡者也。后魏任城王为扬州刺史，毁蒋子文之庙，可见扬州亦有此庙。宁人所谓六朝以来多祀此二神，信不妄也。然六朝时尚有伍子胥、项羽二神，亦香火最盛。项羽神之祀，宁人已叙及，亦尚未备，今更广录，并伍子胥之祀亦著于后。（按蒋庙，明初鸡鸣山十庙中尚存其一，永乐七年正月又进封为忠烈武顺昭灵嘉佑王，然民间已无祀之者。城阳景王，则并无有能知其姓名者矣。）
伍子胥神《史记》伍子胥死，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此子胥之祀之始也。王充《论衡》：吴王杀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人，故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其祠。《后汉书》：张禹为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当祀之。此两汉之祀伍庙也。《吴志》：孙侮慢明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烧庙而世俗谓之慢神，则其时庙祀之显赫可知。《隋书》：高劢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乃严为禁止。则六朝以后，伍庙显赫又可知。《唐书》：狄仁杰使江南，毁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不废。今按六朝以前所祀之神俱已湮没，而子胥庙，唐以后尚多崇祀，岂以梁公所未毁，遂得留耶？抑神之灵尚不泯耶？《北梦琐言》：闽王审知患海中石磅为舟楫害，梦吴安王（即子胥）许为开导，乃遣刘山甫祭奠，甫毕，忽风雷勃兴，海中有黄物长千百丈，奋跃攻击，三日既霁，则石港已通畅，乃名之曰甘棠港。《宋史》：马亮知杭州，会江涛大溢，亮祷伍员祠，明日潮却，出横沙数里。是伍相之神，久而益显也。《元史》大德三年，又加封忠孝威惠显圣王。
项羽神顾宁人《日知录》谓，六朝时吴兴项羽神最为显赫，而引《宋书·孔季恭传》：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厅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又《南齐书·李安民传》：太守到郡，必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厅事，又于厅事上设八关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云云。以为当时愤王之威灵如此。然不止此二事也。《南史·萧思话传》：吴兴卞山有项羽庙，土人名为愤王宫，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遂于厅事安床幕为神座，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以轭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萧惠明莅任，曰：“孔季恭尝为此郡，而未闻有灾。”遂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相向，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萧惠休从吴兴太守征为仆射，人谓惠休事项羽神甚谨，故得美迁。萧猷为吴兴太守，与项羽神交欢，恒饮至一斛，神亦有酒色。有祷必验。后为益州刺史，值齐狗儿乱，来发城，猷乃遥祝请救。有田夫道逢数百骑至，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是日遂破贼。合此数事观之，愤王之盛行于六朝，益可信矣。惟萧琛至郡著屐告厅事，闻室中有叱咤声，琛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厅，何也？”因迁之于庙，后竟无他。则神亦有时因人而屈。然陈武帝永定二年，至遣中书舍人韦鼎册之为帝，其显赫可想也。按张《耳目记》：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楚霸王项君将校等，略曰：“鸿名不可以缪假，神器不可以力争云云，檄到如律令。”遂除项羽庙及余神并尽，惟会稽禹庙在焉。亦见沈ㄈ《谐史》。又《封氏闻见记》亦谓狄公檄书责其丧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荐。然则项羽神唐初犹盛，其以狄梁公檄除之后，遂渐衰替耶？然《梁溪漫志》和州乌江县英惠庙即项羽神，灵响昭著。绍兴辛巳，敌犯淮南，过庙入祷，掷交数十，皆不吉，欲火焚其庙。俄有大虺见于神座，敌骇而出，移屯东去。郡上其事于朝，诏封为灵王，邦人益严事之。则宋南渡时亦尚著灵异也。衡岳借兵《癸辛杂识》有“衡岳借兵”一条。衡岳之庙，四门皆有侍郎神，惟北门主兵，朝廷每有兵事，则前期差官致祭。然其门亦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或云其主司乃张子亮也。张为湘南运判，死于官。丁卯、戊辰间，南北交兵，朝廷降香，神许启门三寸。臬使遂全门大启，旋以捷告，而庙旁数里居民皆被风灾。最后有声若雷，居民喜曰：“神归矣！”果遂帖息。沈作《寓简》亦云：衡山南岳庙，国家每大出兵，则遣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铁础，视出兵之数。凡出兵几万，则启门若干尺寸，法甚严，不得少差。事毕，又遣使告谢，举铁础塞门如故。自庙焚之后，础亦莫知所在矣。
关壮缪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若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浙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荆门当阳县之庙。（《独醒志》：李若水初为大名府元城尉，有村民持一书来，云：“梦金甲神人告我，到关大王庙侧，遇铁冠道士，以其书下李县尉。”《夷坚志》：明椿都统自立生祠于关王庙侧。是宋时关王庙亦已多。）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元史》：世祖尊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监坛。）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玄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夷坚志》涪江张桓侯庙，绍兴初，张魏公宣抚蜀中，有死卒更生，传神语，欲助顺。未几金娄室兀术连犯汉中，皆败去。魏公承制追封忠显王。则张桓侯之王封亦自宋始。）
又按宋牧仲《筠廓偶笔》载冯景所记解州断碑一事，谓壮缪生辰，世皆以为五月十三日，不知乃其子平生日也。康熙十七年，解州常平村人于昌者，读书塔庙，庙壮缪故居也。昼梦壮缪授以“易碑”二字，惊悟。适见浚井者得巨碑数段，昌合而读之，乃记壮缪之祖考讳字生卒。遂奔告州守王朱旦，朱旦因据碑作记。侯祖石磐公，讳审，字问之，和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宝池里，卒于桓帝永寿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讳毅，字道远，桓帝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长娶胡氏，灵帝光和元年戊午月十三日生子平云云。然则侯之生以六月二十四日也。亦见吴青坛《读书质疑》。按东汉人尚无别号，今既名审字问之，则石磐乃别号，一可疑也。名审则字问之，名毅则字道远，皆取《论语》、《中庸》之文。其时《中庸》杂在《礼记》中，何以两代名字恰用《中庸》、《论语》二书？二可疑也。壮缪尚有子曰兴，碑既载其兄，何不载其弟？三可疑也。壮缪没后，子孙在蜀，解州故乡尚属魏、晋，此碑何时何人所立，并不附见。四可疑也。冯景所记，其信然耶否耶？姑存之以备一说。
汉寿亭侯关壮缪斩颜良，曹操表为汉寿亭侯，见《三国志》。先主即位时，劝进表列名汉寿亭侯关羽、新亭侯张飞，更可证也。《宋书》：王镇恶以平刘毅功封汉寿县子，沈林子亦封汉寿人县伯。《南史》：蔡道恭梁瑚监中封汉寿县伯，又刘悛以汉寿邵荣兴六世同居，特表其门。是汉寿本地名，后人误以汉字属上，但称寿亭，是以洪容斋《随笔》力辨其非。王敬哉《冬夜笺记》亦谓汉寿二字不宜拆用。吴青坛《读书质疑》并称汉寿县在犍为，史称费被害于汉寿是也。然青坛亦未详考。按汉寿县本有二，费被害之地在蜀中，郭璞《尔雅注》云：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至梓潼、汉寿，此本广汉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蜀先主改名汉寿者（今为四川保宁府广元县）。曹操表封关公，则在建安五年，固无由预立此名。《续汉郡国志》：曹操表封关公，则在建安五年，固无由预立此名。关公所封，盖即此地。《三国·吴志》有潘，武陵汉寿人。《晋书》有潘京，亦武陵汉寿人。是武陵之有汉寿明甚。而熊方《后汉书年表》异姓侯内有寿亭侯关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龙关公所封汉寿在武陵之明证也。（寿亭上少一汉字，盖传写脱误。）惟刘禹锡有《汉寿亭春望》诗，自注在荆州刺史治。《名胜志》亦云荆州有汉寿城，是曹操表封关羽处。则似荆州又有一汉寿。按汉末武陵郡亦荆州所属，然刺史治所则不在此。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建城筑亭以志遗迹耳。至世之称寿亭，则已非一日。《大明会典》亦止称寿亭侯（明初，鸡鸣山建庙，只称寿亭侯。嘉靖十年，太常御黄芳奏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宋牧仲《筠廓偶笔》记大内有寿亭侯印，九纽连环四，翡翠烂然，傍有痕，似嵌宝石取去者。牧仲之父文康公尝印取一纸云。又许观《东斋记事》：绍兴中，洞庭渔人获一印，方仅二寸，制甚古，纽有连环四，两两相贯，上有一大环总之。渔者以为金，竞而讼于官。辨其文，乃“寿亭侯印”四字，遂留长沙官库。库吏见印上有光怪，白于官，乃送荆门玉泉寺关壮缪祠。淳熙四年，玉泉祠僧真慈将献之东宫，忽光焰四起。众皆惊，遂不复献云（亦见司马知白所作《关侯印记》）。按绍兴时所获古印已但称寿亭侯，则知世俗之讹公本号已久矣。乃本号已讹，而神灵犹式凭之，展转示异，一若不妨委曲迁就而终不能忘情于此者，何也？（按《后汉书》异姓侯有寿亭侯关羽，似关公初封即曰寿亭侯。然《蜀志》明言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后汉表盖传写脱误。）
天妃江汉间操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张燮《东西洋考》云：天妃，莆之湄洲屿人。五代时，闽都巡检林愿之第六女。生于晋天福八年，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后尝衣朱衣往来海上，里人虔祀之。宣和癸卯，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中流遇风，他舟皆溺，神独集路舟，得免。还奏，特赐庙号曰顺济。绍兴乙卯，海寇至，神驾风一扫而遁。封昭应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利。淳熙间加封灵惠。庆元、开禧、景定间累封助顺、显卫、英烈、协正、集庆等号。又《夷坚志》兴化军海口林夫人庙，灵异甚著，今进为妃云。则在宋时已封为妃也。《元史·祭祀志》：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又《续通考》云：至元十五年，封泉州神女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二十五年，加封广佑明著天妃。《七修类稿》亦谓：至元中显灵于海，有海运万户马合法忽鲁循等奏立庙，号天妃，顺帝又加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是天妃之名自有元始。何乔运《闽书》载妃生卒与张燮同，又谓生时即能乘席渡海，人呼为龙女。升化后，名其墩曰圣墩，立祠祀之。洪武五年，又以护海运有功封孝顺纯正孚济感应圣妃。则又有圣妃之称。《七修类稿》则云封昭应德正灵应孚济圣妃。《通考》：永乐中建天妃庙，赐名宏仁普济天妃，宫有御制碑，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日遣太常寺致祭。故今江湖间俱称天妃。天津之庙并称天后宫，相传大海中当风浪危急时，号呼求救，往往有红灯或神鸟来，辄得免，皆妃之灵也。窍意神之功效如此，岂林氏一女子所能？盖水为阴类，其象维女，地媪配天，则曰后，水阴次之，则曰妃，天妃之名，即谓水神之本号可，林氏女之说不必泥也。张学礼《使琉球记》又云：天妃姓蔡，闽海中梅花所人，为父投海身死，后封天妃，则又与张燮、何乔远所记不同矣。
成化间，给事中陈询奉命往日本。至大洋，风雨作，将覆舟，有二红灯自天而下，遂得泊于岛。若有人告曰：“吾辈为天妃所遣也。”又嘉靖中，给事中陈侃奉使封琉球，遇风将覆，举舡大呼“天妃”，亦见火光烛船，船即少宁。明日有粉蝶飞绕舟不去，黄雀立柁楼食米，顷刻风起，舟行如飞，晓至闽，午入浙之定海（俱见《七修类稿》）。吾乡陆广霖进士云：台湾往来神迹尤著，土人呼神为妈祖。尚遇风浪危急，呼妈祖，则神披发而来，其效立应。若呼天妃，则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时刻。妈祖云者，盖闽人在母家之称也。
金龙大王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大王庙。按《涌幢小品》：神姓谢，名绪，南宋人，元兵方盛，神以戚畹，愤不乐仕，隐金龙山，筑望云亭自娱。元兵入临安，赴江死，尸僵不坏。乡人瘗之祖庙侧。明祖兵起，神示梦当佑助。会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吕梁洪，士卒见空十有披甲者来助战，元遂大溃。永乐中，凿会通渠，舟楫过河，祷无不应，于是建祠洪上。隆庆间，潘季驯督漕河，河塞不流，为文责神。有书吏过洪，遇鬼伯，擒以见神。神诘之曰：“若官人何得无礼，河流塞，亦天数也。为我传语司空，吾已得请，河将以某日通矣。”已而果验。于是季驯事之甚谨。施愚山《斋杂记》亦载之。然则神之祀始于永乐中，而隆庆以后乃益盛欤？（本朝顺治二年十二月，封黄河神为显通济金龙四大王之神，运河神为延休显应分水龙王之神）。
祠山神俗祀祠山神，称为祠山张大帝。王州《宛委余编》引《酉阳杂俎》：天帝刘翁者恶张翁，欲杀之，张翁具酒醉刘翁，而乘龙上天代其位（亦见《诺皋记》）；及《殷芸小说》：周兴死，天帝召兴升殿，兴私问左右曰：“是古张天帝耶？”答曰：“古天帝已仙去，此是曹明帝耳”云云，以为张大帝之证。此特因一张字偶合，故引之以实其说，殊不知《酉阳杂俎》及《殷芸小说》固荒幻不经，即其所谓张天帝者，亦指昊天上帝言之，而于祠山无涉也。世俗荒怪之说，固无足深考，然其讹谬相仍，亦必有所由始。按程《三柳轩杂识》：广德祠山神姓张，避食，而引《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长兴县疏圣渎，欲通津文德，化身为，纵使阴兵，为夫人李氏所觇，其工遂辍，是以祀之避。宋稗所载更详，谓其神姓张名勃，乌程县人，役阴兵导河，欲通广德，自长兴县疏凿圣渎。先与夫人约：每饷至，鸣鼓三声，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见之。后夫人遗餐于鼓，鸦啄鼓鸣，王以为饷至，至则无有。已而夫人至，鸣鼓，王反不至。夫人遂亲至河所，见王为大豕，驱阴兵开浚。王见夫人自惭，工遂辍，而逃于县西五里横山之顶。居人思之，为立庙。夫人亦至县东二里，而化为石人，亦立庙。历汉、唐以来，庙祀不废云。詹仁泽曾樵又编辑广德横山神张王事迹，名《祠山家世编年》一卷，大略相同。《癸辛杂识》：广植守广德日，郡中祠山有埋藏会，植不信，用郡印印之其封。明日发视，无有焉。此祠山神之见于小说者也。《文献通考》：祠山神在广德，土人多以耕牛为献。南唐时听民租赁，每一牛出绢一匹，供本庙之费。其后绢悉入官。景德二年，知军崔宪请量给绢以葺庙宇，上曰：“此载在祀典，应官为修葺。”《宋史·范师道传》：广德县有张王庙，民岁祀神，杀牛数千。师道至，禁绝之。《黄震传》：通判广德军，旧有祠山庙，民祷祈者岁数十万，其牲皆用牛，并有自婴桎梏考掠以邀福者，震皆杖禁之。《明史·周瑛传》：瑛守广德，禁祀祠山。（闵文振《仰山脞录》谓：瑛著《祠山辨》以息好鬼之俗。）此祠山神之见于史志者也。合而观之，则祠山神之祀本起于广德，其所谓化猪通津，盖本《淮南子》禹化为熊通に辕之路，涂山氏见之，惭而化为石之事，移以附会于祠山。然俗所传祠山张大帝实本此，而非如州所云也。且祠山张大帝之称，乃近代流俗所传，而宋以来尚称张王，并未加以帝号。《夷坚志》：华亭胡家供事广德张王甚虔，其子妇惨妒，杖妾甚酷，妾潜缢，将死，梦有神撼之起，乃得解而救之，盖蒙神佑云。又毗陵胡容少年，过广德，谒张王庙求梦。夜梦入大殿宇，叩一吏，问以穷通。吏曰：“可至通直。”胡意殊不满，已而竟以通直致仕。陆放翁有《张王行庙》诗。高翥《菊涧小集》亦有诗，为辇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而作者，诗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元泰定帝加封曰普济；而王号如故，《明史·礼志》：祠山广惠张王勃以二月十八日祭。则所谓张大帝者，本流俗所称之帝，而拟之昊天上帝乎？州所云，殊为失考。余自黔归，江行以风水为命，舟人为余历数每日风报，多验。其中有所谓“祠山报”者，云：帝以二月八日下地，为三女营嫁，一嫁风，一嫁雪，一嫁雨，待食冻狗肉始上天，盖谓二月八日以后必多风雨雪，直至戍日乃止。验之果然。然则俚俗诞妄之说，固不足信，而以之候晴雨、验灾，则有不爽者。明祖鸡鸣山十庙，独不废此祀，其亦有所验欤？文昌神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州《宛委余编》谓即陷河神张恶子，而引其所著《化书》谓：本黄帝子，名挥，始造弦张罗网，因以张为氏。周时为山阴张氏子，以医术事周公，卒托生于张无忌妻黄氏为遗腹子，《诗》所称“张仲孝友”者也。以直谏为幽王所鸩，魂游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压死，蛇即其所化也。寻为汉帝子，曰赵王如意，为吕后所杀。魂散无归，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吕牟，即吕后之后身也。母戚夫人亦生于戚，嫁张翁，老无子，相与沥血石臼中，祝曰：“我无子，倘得一动物，亦遗体也。”自是感生为蛇。吕令有马，乃吕产后身，蛇辄食之。吕令怒，系张夫妇将杀之，蛇遂扬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今所谓陷河也。以所杀多，谴为池龙，受热沙小虫之苦。遇文殊，皈诚脱罪，复生于赵国张禹家，名勋，为清河令。卒，又生为张孝仲，时顺帝之永和间也。西晋末，复生于越隽张氏，年七十三入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阳，见姚苌。后苌入蜀，至梓潼岭，神谓之曰：“君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请其氏，曰：“张恶子也。”后苌即其地立张相公庙。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帝解佩赐之，还日赐遗无算。王中令铎有诗云：“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云云。按陷河事亦见《王氏见闻》及《穷神秘苑》、《太平广记》诸书，所载略同。《北梦琐言》亦谓：梓潼张亚子，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又云：隽州张生所养蛇，托生为伪蜀王建太子元膺，有蛇眼，竟以作逆诛。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亚子所责，言：“我在川，今始归，何以致庙宇荒秽若此！”据此，则所谓张恶子者，乃流转于人与蛇间一变幻不经之物耳，不知与“文昌”二字何与？又《续通考》云：剑州梓潼神张亚子，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顺济王。咸平中，王均为乱，官军进讨。忽有人登梯指贼大呼曰：“梓潼神遣我来，九月二十日城陷，尔等悉当夷灭！”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终以闻，改封英显王号。此见于祀典者，然亦与“文昌”二字无涉也。《明史·礼志》：弘治中，尚书周洪谟等议祀典云：“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恶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又《续通考》：嘉靖中，倪文毅请正祀典疏，亦本周洪谟之说，谓：“梓潼神，景泰五年始敕赐文昌宫，今宜祀于蜀，不宜立庙京师。至文昌星与梓潼无干，乃合而为一，诚出附会，所有前项祀典，伏乞罢免。”则亦谓梓潼之与文昌了不相涉也。然世以梓潼为文昌，则由来已久。按叶石林《崖下放言》记蜀有二举人，行至剑门张恶子庙，夜宿，各梦诸神预作《来岁状元赋》，甚灵异。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亦载此事。然则张恶子之显灵于科目，盖自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朱子语类》所谓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也。世人因其于科目事有灵异，无时遂以文昌帝君封之，前明又以文昌额其宫，而张恶子之为文昌帝君遂至今矣。明都《三余赘笔》则谓：梓潼乃四川地，四川上直参宿，参有忠良孝谨之象，其山水深厚，为神明所宅。或又谓斗魁为文昌六府，主赏功进爵，故科名之士多事之。此二说理虽较长，然皆从文昌二字立说，而于张恶子所以称文昌，则毫无干涉也。（《蜀志·秦宓传》：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都之说盖本此。）
灌口神《夷坚志》：永康军崇德庙，乃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监庙官。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岁至四万口。一羊过城，纳税钱五百，岁终可得钱二万千，为公家无穷利。当神之生日，郡人醵迎尽敬，官僚亦无不瞻谒者。按《独醒志》：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冰，秦时守其地，有龙为孽，冰锁之于离堆之下。故蜀人德之，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籍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每祭但一羊，不设他物，盖有自也。至顺元年，封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王。见《元史》本纪。
张仙世所称张仙像，张弓挟弹，似贵游公子，或曰即张星之神也。陆文裕《金台纪闻》云：后蜀主孟昶挟弹图，花蕊夫人携入宋宫，念其故主，尝悬于壁。一日，太祖诘之，诡曰：“此蜀中张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于是传之人间，遂为祈子之祀云。郎瑛《七修类稿》亦载此说。又王州《勘书图跋》：宋初降王，惟孟昶具天人相，见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为元哲，武士为赵廷隐。当时进御者以胜国故，不敢具其实，乃目为文皇耳。据此，则此像又有托之为唐太宗者。余谓此二说皆未必然。昶之入汴也，宋祖亲见之，花蕊果携其像，宋祖岂不能识别，而敢以诡辞对？至托为唐文皇，则更无谓，按高青邱有《谢海雪道人赠张仙像》诗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见赠，盖苏老泉尝祷之而得二子者，因赋诗以谢云。道人念我书无传，画图卷赠成都仙。云昔苏夫子，建之玉局祷甚虔，乃生五色两凤，和鸣上下相联翩。”然则此像本起于蜀中，闺阁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携以入宫，后人以其来自蜀道，转疑为孟昶像耳。按《苏老泉集》有《张仙赞》，谓张名远霄，眉山人，五代时游青城山成道。陆放翁《答宇文使君问张仙事》诗自注云：“张四郎常挟弹，视人家有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又《赠宋道人》诗云：“我来欲访挟弹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续通考》云：张远霄一日见老人持竹弓一、铁弹三来质钱三百千，张无靳色。老人曰：“吾弹能辟疫，当宝用之。”后老人再来，遂授以度世法。熟视其目有两瞳子。越数十年，远霄往白鹤山，遇石像，名四目老翁，乃大悟，即前老人也。眉山有远霄宅故址。李石诗云：“野草闲花不计年，亭亭双桧欲参天。读书却得骑驴老，买药来寻跨鹤仙。”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画张弓挟弹，乃正其生平事实，特未知何以为祈子之祀。胡应麟又谓：古来本有此张弓挟弹图，后人因此附会以张弓为张，挟弹为诞，遂流传为祈子之祀。此亦不加深考而为是臆说也。（按古者男子生悬弧矢，又祀高之礼，于所御者带以弓蜀，授以弓矢。此本是祈子之事，后人或缘此写为图，以为祈子之神像，遂辗转附会，而实以姓名耳。）
钟馗顾宁人谓：世所传钟馗，乃终葵之讹，其说本于杨用修、郎仁宝二人。仁宝《七修类稿》云：《宣和画谱·释道门》载六朝古碣得于墟墓间者，上有钟馗二字，则非唐人可知。《北史》：魏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意葵字传讹，而捉鬼之说起于此也。用修《丹铅杂录》云：唐人戏作《钟馗传》，虚构其事如毛颖、陶泓之类也。盖因尧钟葵字辟邪，遂附会画钟葵于门，以为辟邪之具。又宗懿妹名钟葵，后世因又有钟馗嫁妹图，但葵、馗二字异耳。（此事见沈括《笔谈》。皇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乃宗悫母郑夫人，宗悫有妹名钟馗。）《周礼·考工记》大圭“终葵首”注：齐人谓椎曰终葵，圭首六寸为椎，以下杀。《说文》：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谓为椎于杼上，明无所屈也。《礼记·玉藻》“天子”注亦同云云。是用修之说，较仁宝更详。则钟馗由尧终葵字辟邪之讹固属有因，而大圭之终葵何以转为人名之终葵，则未见的义。顾宁人乃引马融《广成颂》“挥终葵，扬玉斧”，谓古人以椎逐鬼，如大傩之执戈扬盾。此说近之。盖终葵本以逐鬼，后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为人名，流传既久，则又忘其为辟邪之物，而意其为逐鬼之人，乃附会为真有是食鬼之姓钟名馗者耳。胡应麟《笔丛》、朱国桢《涌幢小品》亦引尧终葵字辟邪以为钟馗本辟邪之物，然俱不如宁人引马融颂之融贯也。至用修谓唐人戏作《钟馗传》，则不详载在何书。今按《天中记》引《唐逸史》：明皇因┲疾昼卧，梦一小鬼盗太真香囊及上玉笛。上叱问之，奏曰：“臣乃虚耗也，能耗人家喜事成忧。”上怒，欲呼武士。俄见一大鬼，破帽蓝袍，角带朝靴，捉小鬼，刳其目，劈而啖之。上问：“尔何人？”曰：“臣终南进士钟馗也。武德中应举不第，触阶而死，得赐绿袍以葬。感恩发誓，为帝除虚耗妖孽之事。”言讫梦觉，而疾遂瘳，乃诏吴道子画之。道子沉思若有所睹，成图以进。上视之曰：“是卿与朕同梦也！”《唐逸史》不可见，《天中记》所载，斯其故事矣。亦见沈括《笔谈》。然此事不辨可知其妄也。后魏、北齐及周、隋间多有名钟葵者。魏献文帝时则有x罕镇将杨钟葵；又张衮之孙白泽本名钟葵，献文改名白泽；于劲亦字钟馗；孝文时有顿丘王李钟葵；北齐武成时有宦者宫钟葵；后主纬时有慕容钟葵，奔于周；隋炀时，汉王谅反，有大将乔钟葵；又隋宗室处纲之父名钟葵；又鱼俱罗与蜀将段钟葵讨平越隽蛮；唐时王武俊有将张钟葵，寇赵州，为康日知所杀。古人名字往往有取佛仙神鬼之类以为名者，张钟葵无论，若杨钟葵等系六朝人，俱在唐前，倘食鬼之钟馗系唐武德中进士，则杨钟葵等之命名，何由逆知后世有是辟鬼之神而取之也哉？则《天中记》之说真附会也。然唐时则钟进士食鬼之说盛行，甚至朝廷之上，每岁暮以钟馗与历日同赐大臣（此亦起于明皇，见沈括《笔谈》）。刘禹锡有《代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云：“图写威神，驱除群厉；颁行元历，敬授人时。”又《代李中丞谢表》云：“绘其神像，表去厉之方；颁以历书，敬授时之始。”至宋时犹然。神宗于禁中得道子所画钟馗，因镂板以赐二府。然则讹谬相沿，已非一日也。又苏易简《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用修亦以为即《考工记》“大圭终葵”之义，谓砚形锐其首如圭耳。据此则砚之锐者亦名钟馗，并不名终葵矣。胡应麟非之，以为附会。然钟馗列于《文房四谱》，则其为砚之形制，而非造为神像可知。至高江村《释考工记》注终葵谓蔓生之物，叶圆而厚，圭首之圆厚如之，故以生之物，吐圆而厚，圭首之圆厚如之，故以为名。此未免臆说。颜之推曰：北齐有一士，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尝出境聘东莱王韩，问：“玉杼上首终葵首当作何形？”答曰：“头曲圆，势如葵叶耳。”韩为忍笑。江村之云，毋乃类是。要之，但据《考工记》注槌曰终葵，再以马融所颁终葵逐鬼之物证之，自可了然，毋庸更多枝辞也。
王灵官道观内多塑王灵官像，如佛寺之塑伽蓝作镇山门也。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谓：永乐间有周思得者，以王元帅法显京师。元帅者世称灵官，天将二十六居第一位。文皇祷辄应，乃命祀于宫城西。宣德初拓之，额曰大德显灵宫。按《帝京景物略》及《列朝诗集》，文皇获灵官藤像于东海，朝夕礼之如宾客，所征必载。及金川河，舁不可动，就思得问之，曰：“上帝界至此也。”果有榆川之役。夫曰获藤像于东海，则古来已有是像，非至永乐中始创也。而倪岳《青溪漫稿》述道家之言：宋徽宗时，有西蜀人萨守坚，尝从林灵素传法，而王灵官则玉枢火府天将，又从守坚受符法者。永乐中敕建天将庙，宣德中改火德观，封萨为崇恩真君，王为隆恩真君，岁时遣官致祭。然则王元帅者，特有宋方士之流，林灵素已无他术，况又从而辗转受法者？乃其威灵至今不泯，世俗尊奉益盛，何也？弘治中，周洪谟议及嘉靖中倪文毅请正祀典疏皆云：道家之崇恩真君萨守坚，尝从林灵素传道，而隆恩真君则火府天将王灵官，又从萨真君授法。永乐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德，以灵官之法显于京师，乃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改庙为火德观，崇奉二真君。成化中改观曰宫，加显灵二字，递年四季换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再易以新制，珠玉锦绣，所费不资。每岁万寿节、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现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谓至矣。今就其议言之，萨真人之法皆林灵素所传，一时附会之说，本无可信，况近来附体降神者，乃充军顾珏、顾伦之父子，其为鄙亵尤甚，怪诞可知。但经累朝创建，难便废毁，所有前项祭祀俱应罢免，其四时袍服宜令本宫主持信依更期换，如法收贮，不必禁化，永为定例云。城隍神王敬哉《冬夜笺记》谓：城隍之名，见于《易》，所谓“城复于隍”也。又引《礼记》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水则隍也，庸则城也，以为祭城隍之始。固已，然未竟名之为城隍也。按《北史》：慕容俨镇郢城，梁大都督侯等舟师至城外。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俨于是顺人心祷之，须臾风浪大起，凡断其荻洪铁锁三次。城人大喜，以为神助，遂破等。《隋书·五行志》：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有赤蛇绕牛口。是城隍之祀盖始于六朝也。至唐则渐遍。《唐文粹》有李阳冰《缙云县城隍记》，谓：城隍神，祀典所无，惟吴越有之。是唐初尚未列于祀典。《张曲江集》有《祭洪州城隍神文》，杜甫诗有“十年过父老，几日赛城隍”之句，《杜牧集》有《祭城隍祈雨文》，则唐中叶各州郡皆有城隍。五代钱Α有《重修墙隍神庙碑记》，书大梁开平二年岁在武辰，顾宁人谓以城为墙，以戊为武，盖以朱全忠父名诚，曾祖名茂琳，故避其嫌名而改。陆放翁《宁德县城隍庙记》所谓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是也。《宋史》苏缄殉节邕州，后交人入寇，见大兵从北来，呼曰：“苏城隍来矣！”交人惧，遂归。又范旺守城死，邑人为设像城隍以祭。张南轩治桂林，见土地祠，令毁之，曰：“此祠不经，自有城隍在。”或问：“既有社，莫不须城隍否》”曰：“城隍亦赘也，然载在祀典。”是宋时已久入祀典也。洪景卢《夷坚志》：滑世昌所居应被火，而城隍救之。殿前程某部纲马济江，以不祭城隍神而马死过半。鄱阳城隍诞辰，士女多集庙下，命道士设醮。张通判之子病祟，乞路当可符法治之，俄有一金紫伟人至，路诘之曰：“尔为城隍神，知张氏有鬼祟，何不擒捉？”朱琮妾以妻王氏妒，至于自刎，遂为祟，朱请阁皂山道士禳之，道士牒付城隍庙拘禁。是时城隍之祀，一如郡县有司官，与今制大略相同矣。吴澄记江州城隍庙曰：江右列郡，以汉颍阴侯灌婴配食。（按查初白诗：今江西城隍即系灌婴，并非配食矣。）明太祖初封京师城隍为帝，开封、临濠、东平、和滁以王，府曰公，县曰侯。洪武三年去封号，但称某府县城隍之神。
韩昌黎为土地神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传为唐之韩昌黎，不知其所始。按《夷坚志》：湖州乌镇普静寺，本沈约父墓。约官于朝，尝每岁一归祭扫。其反也，梁武帝辄遣昭明太子远迎之。约不自安，遂迁葬其父于金陵，而舍墓为普静寺，故寺僧祀约为土地神。又《宋史·徐应镳传》：临安太学本岳飞故第，故飞为太学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昌黎盖亦仿此。
五圣祠钮玉樵谓：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梦兵卒千万罗拜乞恩。帝曰：“汝固多人，无从稽考，但五人为伍，处处血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庙祀之，俗谓之五圣庙。后遂树头花间、鸡埘豕圈，有灾殃，辄曰五圣为祟。本朝有汤公斌巡抚江南，奏毁之。其祸遂绝。《述异记》亦载：康熙八年，秀水县民郭季平为五圣所祟，丙寅江苏巡抚汤公奉除五圣淫祀，妖祸遂绝云云。然实未尽绝也。余少时见邻人王祥龙及俞奕千之女皆犯此祟，谓之神和病。男则有女鬼与合，女则有男鬼与合，来则必有泄精遗血之事。而山村野岸，尺五小庙所在有之，如汀州七姑子、建昌木神三郎之类。盖幽明之际，变幻无穷，固非令甲所能禁也。然玉樵谓起于明祖，则未必然。按《夷坚志》林刘举将赴解，祷于钱塘门外九里五圣行祠，遂登科为德兴尉。到任奠五显庙，知为五圣之祖祠也。则五圣之祠宋已有之。《七修类稿》又谓五通神即五圣也。然则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夷坚志》所载韩子师病祟，请客以符水治之，见五通神销金黄袍骑马而去。又医者卢生托宿赵喜奴家，共枕席，天明，但见所寝在五圣庙侧草露之上。《武林闻见》所载宋嘉泰中大理寺决一囚，数日后见形于狱吏，求为泰和楼五通神。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而陈友谅僭号亦在采石五通庙，则五圣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
晏公庙常州城中白云渡口，有晏公庙，莫知所始。及阅《七修类稿》，乃知明太祖所封也。时毗陵为张士城之将所据，徐达屡战不利。太祖亲率冯胜等十人往援，扮为商贾，顺流而下。江风大作，舟将覆，太祖惶惧乞神，忽见红袍者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谁也？”默闻曰：“晏公也！”及定天下后，江岸当崩，有猪婆龙在其下，迄不可筑。有老渔教炙猪为饵以钓之，瓮贯缗而下，瓮罩其项，其物二足，推拒不能爬于土，遂钓而出，岸乃可成。众问老渔姓名，曰“姓晏。”倏不见。明祖闻之，悟曰：“盖即昔救我于覆舟者也！”乃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吾常所以有此庙也。又《续通考》：临江府清江镇旧有晏公庙，神名戍仔，明初封为平浪侯。
常州忠佑庙常州有忠佑庙，祀司徒陈杲仁。相传南唐封为武烈帝，故今俗以帝号称之。而郡人刘宗浩辑为实录一书，谓公本晋陵人，在隋立功，授司徒。沈法兴，其妇翁也。大业末，法兴欲袭常州，惧公不敢动，乃诈以疾告。公不得已，往问疾，饮中毒，归而卒。后法兴方剽掠，公现形黑云中，发神矢毙之。唐初诏为立祠。乾符中以阴兵助裴璩讨贼王郢有功，封忠烈公。广明之乱，神力示现，贼不入浙西，加封感应。梁开平中，封福顺王。淮南杨氏封忠烈王。南唐时，钱ㄈ遣将来攻，公以阴兵驱黑牛触敌舰败去，乃册为武烈帝。宋又赐庙号曰忠佑。此司徒祠于常之始末也。.按《旧唐书》沈法兴为吴郡守，炀帝使与太仆丞元讨贼楼世干。会炀帝被弑，乃与将孙士汉、陈杲仁执起兵，又令杲仁破贼乐伯通。法兴自署江南道总管，闻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为司徒。是杲仁本隋将，与法兴通谋害其主帅，而司徒之官又法兴所授也。《新唐书》并不言承制，但云法兴以杲仁为司徒，则其为法兴党更不待言矣。然常之人所以崇祀者，实以自唐及五代、宋以来历著灵异，故累请褒封至帝号。今常州云车之制甲天下，相传像公空中破敌时神兵也。岂失节于生前，而独能反正于身后耶？抑郡人所传公为法兴所害者本是实事，而《新、旧唐书》所记不无讹谬耳？史册所载，往往有与传闻互异者，未必传闻皆伪而史册真也。
常州忠义祠常州有忠义祠，祀宋末守城死事诸臣。是时元兵至常，郡守赵与鉴先遁，郡人钱以城降，刘师勇复之。朝议以姚知常州事，王安节率兵守之，自夏及冬，拒守数月。伯颜驱城外居民运土填堑，土至，并人筑之。城破，官民尽杀无遗类，得免者仅七人（事见《续资治通鉴》）。常州屠戮之惨，自开辟以来未有也。（伯颜因常州拒守，至平江疑有备，乃不烦兵而下，因笑曰：“常州纸城铁人，平江铁城纸人。”）祠中神位首文天祥，时为安扶大使、知平江，遣兵来救者也。次姚，次王安节，一文臣，一武臣，皆城主也。次陈，郡人，为通判助守者也。次师勇，先复常州，后城陷遁去，卒死于闽中者也。次判官郡人胡应炎，次知武进县包圭，皆城破身死者也。次巡栓尹玉、麻土龙，即信国遣来援，士龙战死虞桥，玉战死五牧者也。次知无锡县阮应得（《郑所南集》作阮正己，其子亦从父投水死），常州破后，兵至无锡，亦殉节者也。次僧人万安、道士徐道明、巡检方允武、溧阳尉莫谦之，皆同守常州同死节者也。而元末守土死事之武进县令刘溶亦焉，从其类也。今以宋、元二史考之，尚有遗漏者。《陈传》：钱以城降，后有淮民王通居常州，阴以书约师勇为内应，师勇遂复常州。则王通宜增祀也。《伯颜传》：常州守判既降，师勇与张彦、王安节复之，彦寻被执于吕城，不能完节，固难从祀，而《安节传》常州既复，命安节与张詹共守，则张詹宜增祀也。《尹玉传》谓师勇复常州后，即赴平江，而《张世杰传》则云师勇守常州，城陷拔栅出走，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出，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惜其弟名不传，此亦宜增祀者也。《宋史》又谓：莫谦之，宜兴僧人，起义兵，没于战，赠武功大夫。则谦之官号所谓溧阳尉者宜改书也。《元史·刘良传》：良为常州万户府知事，张士诚来攻，城陷，良赴水死。武进县尹刘溶战于葛仙桥，亦死。是与溶同战死者尚有刘良，今溶既附祀，则良亦宜增祀也。
近日忠义祠内增入刘忠毅熙祚、马文肃世奇、王节愍章、金忠洁铉，皆明末死国难者。刘巡按湖南，死于永州。马、王、金官京师，死甲申之变。以之祀固宜，然实有不必者。此祠之建，本因宋末常州守土诸臣以身殉城，故血食于此。而祠创于前明，故并元末守常州死事之武进令刘溶亦附焉。凡以祀守常州殉节之人，非祀常州人之殉节于外者也。若并祀常州人之殉节于外者，则又不止此四公。即以明季而论，宜兴卢忠烈公象升，战死于钜鹿，南都亡后，其弟中书象观赴水死，从弟象同拒战死。又有王行俭，崇祯十年进士，守重庆府，张献忠之难被脔而死。吴炳，为永明王大学士，兵败，自缢于湘山寺。莫可及，为长沙照磨，摄宁乡县事，流贼破城，力战死，子若鼎、若钰亦遇害。史夏隆，为南昌推官，集兵守城，城破殉难（皆宜兴人）。无锡堵允锡，仕永明王，死于浔州。王孙兰，为韶州副使，流贼将至，城中人尽逃，乃自缢死。龚廷祥，弘光中为中书舍人，城破，步至武定桥赵水死（皆无锡人）。而江阳举人夏维新、武举黄略，诸生许用（《明史·侯峒曾传》内作许用，县志作许用德）、王华、吕九韶以守城死，贡生黄毓祺，出亡后仍抗节死。《阎应元传》内江阴死事之人更多，见《明史》第二百七十六卷。此皆常郡人也。刘、马四公既祀，则此十数公者不当增祀乎？若谓刘、马四公死流贼之难，其馀则多抗本朝，故不得与，然本朝修史已备书之，或专传，或附传，皆不没其实，则亦何不可增祀乎？况莫可及、王孙兰等亦皆死流贼之难者乎？若谓卢、堵数公皆常之属县人，故不祀于郡（堵允锡，《明史》作无锡人，《邵青门集》作宜兴人），然四公内马文肃亦无锡人，非郡城中武进人也，何取此舍彼乎？况武进人尚有薛闻礼、薛应玢，闻礼为黄陂典史，流贼所设伪官至，为士民杀死，闻礼令士民尽逃，独以身当之，为张献忠所杀。应玢摄龙州事，李自成来攻，城破，骂贼死。又吴钟峦，鲁王监国时为礼部尚书，兵败入昌国卫，抱孔子木主自焚死。钟峦之子名福之，亦举兵太湖中，据长白荡，为大清兵所执，杀于江宁。又何以不祀乎？且刘忠毅之弟永祚，守兴化，城破，仰药死。亲兄弟也，祀其一而遗其一，可乎？此当日增祀时不及详考，遂致挂一漏百，本欲表扬常州之忠节，而适以形常州忠节之少也。愚谓常州忠义祠内本不必增此四公，福王时南都建旌忠祠，马、王、金三公已在正祀之列。我世祖章皇帝又命所在给田七十亩建祠致祭（俱见《明史》），则马、王、金三公本有专祠，永州当亦有刘忠毅祠，若本郡则宜入乡贤，而不必混于守常州死事诸臣之内。既欲增祀此四人矣，则当于祠内隙地另建一堂，汇祀常州人之殉节于外者，而卢、堵诸公并列祀焉，庶不致贻笑于考据之疏也。
东岳天齐《旧唐书》明皇封禅泰山，加号天齐。《宋史》大中详符元年封禅毕，诏加号泰山为仁圣天齐王。五年，又加天齐仁圣帝。元至元十八年，诏加天齐大生仁圣帝。天齐之名，盖本《史记·封禅书》“齐所以为齐，当天齐也”，故假借用之。以为峻极于天之意。然《封禅书》八神祠，一曰天主，祠天齐，居临淄南郊；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则泰山与天齐各为一祠，本不相涉。况天齐云者，谓当天之中，如天之脐也，今乃不顾其本义，但取其字之可通而剽剥附会之，盖出于张说之舞文也。
泰山治鬼东岳主发生，乃世间相传多治死者，宜胡应麟之疑也。然亦有所本。《老学庵笔记》谓杨文公“游岱之魂”一句出《河东记》韦齐休事，然骆宾王《代父老请封禅文》云：“就木残魂，游岱宗而载跃，”又在河东前矣。是放翁以骆文为最先也。其实后汉时已有此语。《后汉书·乌桓传》：其俗谓人死，则神游赤山，如中国人死者魂归岱山也。又《许曼传》：曼少尝疾病，乃谒太山请命。干宝《搜神记》：胡母班死，往见泰山府君，为之致书于河伯（此事亦见《三国志注》）。《三国志·管辂传》：辂谓其弟曰：“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云：“常恐游岱宗，不复见故人。”应璩《百一》诗云：“年命在桑榆，东岳与我期。”裴松之注《三国》引《列异传》：蒋济子既死，梦于其母曰：“儿今为泰山伍伯，甚苦。有讴士孙阿将死，为泰山令，乞豫属之。”母以告济，济往托焉。未几阿果死。月余，济梦儿来言：“阿为令，使儿得转录事矣。”《博物志》：泰山，天帝孙也，主召人魂，东方万物始，故知人生命。古乐府：齐度游四方，各系泰山录。人间乐未央，忽然归东岳。是泰山治鬼之说，汉、魏间已盛行。此又骆文所本，而放翁未引之，何也？（顾宁人云：哀、平之际，谶纬书出，有《遁甲开山图》泰山在左，元父在右，元父知生，梁父知死云云。谓泰山治鬼之说，盖起于西汉末。）又王僧孺致何炯书，亦有“还魂斗极，追气泰山”之语。《南史·沈攸之传》：沈僧昭少事天师，能记人吉凶，自云为泰山录事，幽司中有所收录，必僧昭署名。《北史·段晖传》：有童子与晖同学二年，将去，谓晖曰：“吾泰山府君子，奉敕游学，今将归。”言终，腾虚而去。此又皆唐以前泰山故事也。宋《稗记》：崔公谊补莫州任丘簿，会地震，公谊任满，已挈家南行，夜宿，忽有人叩户云：“崔主簿系合地动压杀人，已收魂到岱，到家宜速。”崔自度必死，乃送其孥归寿阳，明日遂卒。《夷坚志》：孙默、石倪、徐楷相继为泰山府君。又吕辨老得一印，文曰“泰山府君之印”。王太守借观之，未几，王死。王素有善政，人以为必主岱岳也。张廿三既死，子幼，赘婿陈主其家事，而毙其子。已而张同一黄衣者向陈索命，顾黄衣者使执之。黄衣曰：“须先于泰山府君处下状。”藤迪功妻赵氏杀其妾陈馨奴，未几赵死而失其首。方捕治，而陈现形，提其头出示人曰：“我已诉岳帝，得报此仇，恐牵连无辜，故来明此事。”然则泰山治鬼，世果有其事也。
城阳王、秣陵尉顾宁人谓：六朝以前多祀城阳景王刘章，及蒋子文之祀最盛。按《后汉书》：樊崇起兵，军中有巫鼓舞祠城阳景王。巫言景王大怒，曰：“当作县官，何故作贼！”笑巫者辄病，于是乃立刘盆子为帝。又《魏书》城阳景王即汉朱虚侯章，以其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作倡乐。曹操为济南相，始禁之。是城阳之祀于北方显赫可知。《通鉴集览》：蒋子文，汉秣陵尉，逐贼至钟山，伤额而死。吴先主时，其故吏遇之于途。子文曰：“我当为此土地神。”又附巫语：“当大启孙氏。”吴主乃为立庙，封中都侯。《晋书·载记》：苻坚入寇，会稽王道子以威仪求助于钟山蒋侯，封以相国之号。《南史》：宋太子劭之逆，南谯王义宣起兵，至新亭，劭以辇迎蒋侯于宫内，拜大司马，封钟山郡王，使南平王铄造策文。又《宋书·礼志》：明帝加蒋侯爵位至相国大都督中外诸军事。《齐书》：东昏侯信蒋侯神，迎入宫，昼夜祈祷。左右朱光尚云见神动辄启，并云降福治安之平，遂加位相国。后又号为灵帝，车服羽仪，一如王者，设铠马甲仗千人，皆张弓拔白，出东掖门，云“蒋侯出荡”。《梁书·曹景宗传》：武帝因祈雨不应，欲焚蒋帝庙，俄而雨注，帝遂到庙修谒。《陈书》：武帝即位，幸钟山祀蒋帝庙。又永定三年，久不雨，帝幸钟山祭蒋帝庙，是日遂雨。引蒋庙之显赫于钟山者也。《南史》：梁武起兵围郢城时，城中张元嗣等迎蒋侯于州厅祈福，铃铎昼夜不绝，使导从告陴巡行。魏军围钟离，城中乞蒋帝扶助，神报许。既而无雨，水顿长，遂挫敌。后见庙中人马脚尽湿。此蒋庙之遍于州郡者也。后魏任城王为扬州刺史，毁蒋子文之庙，可见扬州亦有此庙。宁人所谓六朝以来多祀此二神，信不妄也。然六朝时尚有伍子胥、项羽二神，亦香火最盛。项羽神之祀，宁人已叙及，亦尚未备，今更广录，并伍子胥之祀亦著于后。（按蒋庙，明初鸡鸣山十庙中尚存其一，永乐七年正月又进封为忠烈武顺昭灵嘉佑王，然民间已无祀之者。城阳景王，则并无有能知其姓名者矣。）
伍子胥神《史记》伍子胥死，吴人怜之，为立祠于江上，命曰胥山。此子胥之祀之始也。王充《论衡》：吴王杀子胥，煮之于镬，乃以鸱夷橐投之江。子胥恚恨，驱水为涛以溺人，故会稽、丹徒、大江、钱塘、浙江皆立其祠。《后汉书》：张禹为扬州刺史，当过江行部，吏白江有伍子胥神，当祀之。此两汉之祀伍庙也。《吴志》：孙侮慢明神，遂烧大桥头伍子胥庙。烧庙而世俗谓之慢神，则其时庙祀之显赫可知。《隋书》：高劢为楚州刺史，城北有伍子胥庙，其俗敬神，祈者必以牛酒，至破产业。劢乃严为禁止。则六朝以后，伍庙显赫又可知。《唐书》：狄仁杰使江南，毁淫祠千七百所，惟夏禹、吴泰伯、季札、伍员四祠不废。今按六朝以前所祀之神俱已湮没，而子胥庙，唐以后尚多崇祀，岂以梁公所未毁，遂得留耶？抑神之灵尚不泯耶？《北梦琐言》：闽王审知患海中石磅为舟楫害，梦吴安王（即子胥）许为开导，乃遣刘山甫祭奠，甫毕，忽风雷勃兴，海中有黄物长千百丈，奋跃攻击，三日既霁，则石港已通畅，乃名之曰甘棠港。《宋史》：马亮知杭州，会江涛大溢，亮祷伍员祠，明日潮却，出横沙数里。是伍相之神，久而益显也。《元史》大德三年，又加封忠孝威惠显圣王。
项羽神顾宁人《日知录》谓，六朝时吴兴项羽神最为显赫，而引《宋书·孔季恭传》：先是吴兴频丧太守，云项羽神为卞山王，居郡厅事，二千石至，常避之。又《南齐书·李安民传》：太守到郡，必祀以轭下牛，安民奉佛法，不与神牛，著屐上厅事，又于厅事上设八关斋。俄而牛死，安民亦卒云云。以为当时愤王之威灵如此。然不止此二事也。《南史·萧思话传》：吴兴卞山有项羽庙，土人名为愤王宫，相承云羽多居郡厅事，遂于厅事安床幕为神座，前后二千石皆于厅拜，祠以轭下牛，而避居他室。及萧惠明莅任，曰：“孔季恭尝为此郡，而未闻有灾。”遂设筵榻接宾。数日，见一人长丈余，张弓挟矢相向，既而不见，因发背，旬日而卒。萧惠休从吴兴太守征为仆射，人谓惠休事项羽神甚谨，故得美迁。萧猷为吴兴太守，与项羽神交欢，恒饮至一斛，神亦有酒色。有祷必验。后为益州刺史，值齐狗儿乱，来发城，猷乃遥祝请救。有田夫道逢数百骑至，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是日遂破贼。合此数事观之，愤王之盛行于六朝，益可信矣。惟萧琛至郡著屐告厅事，闻室中有叱咤声，琛厉色曰：“生不能与汉祖争中原，死据此厅，何也？”因迁之于庙，后竟无他。则神亦有时因人而屈。然陈武帝永定二年，至遣中书舍人韦鼎册之为帝，其显赫可想也。按张《耳目记》：垂拱四年，安抚大使狄仁杰檄告楚霸王项君将校等，略曰：“鸿名不可以缪假，神器不可以力争云云，檄到如律令。”遂除项羽庙及余神并尽，惟会稽禹庙在焉。亦见沈ㄈ《谐史》。又《封氏闻见记》亦谓狄公檄书责其丧失八千子弟，而妄受牲牢之荐。然则项羽神唐初犹盛，其以狄梁公檄除之后，遂渐衰替耶？然《梁溪漫志》和州乌江县英惠庙即项羽神，灵响昭著。绍兴辛巳，敌犯淮南，过庙入祷，掷交数十，皆不吉，欲火焚其庙。俄有大虺见于神座，敌骇而出，移屯东去。郡上其事于朝，诏封为灵王，邦人益严事之。则宋南渡时亦尚著灵异也。衡岳借兵《癸辛杂识》有“衡岳借兵”一条。衡岳之庙，四门皆有侍郎神，惟北门主兵，朝廷每有兵事，则前期差官致祭。然其门亦不敢全开，以尺寸计兵数。或云其主司乃张子亮也。张为湘南运判，死于官。丁卯、戊辰间，南北交兵，朝廷降香，神许启门三寸。臬使遂全门大启，旋以捷告，而庙旁数里居民皆被风灾。最后有声若雷，居民喜曰：“神归矣！”果遂帖息。沈作《寓简》亦云：衡山南岳庙，国家每大出兵，则遣使祭告，用武士百人移铁础，视出兵之数。凡出兵几万，则启门若干尺寸，法甚严，不得少差。事毕，又遣使告谢，举铁础塞门如故。自庙焚之后，础亦莫知所在矣。
关壮缪鬼神之享血食，其盛衰久暂，亦若有运数而不可意料者。凡人之殁而为神，大概初殁之数百年则灵著显赫，久则浙替。独关壮缪在三国、六朝、唐、宋皆未有祀。考之史志，宋徽宗始封为忠惠公，大观二年加封武安王，高宗建炎二年加壮缪武安王，孝宗淳熙十四年加英济王，祭于荆门当阳县之庙。（《独醒志》：李若水初为大名府元城尉，有村民持一书来，云：“梦金甲神人告我，到关大王庙侧，遇铁冠道士，以其书下李县尉。”《夷坚志》：明椿都统自立生祠于关王庙侧。是宋时关王庙亦已多。）元文宗天历元年加封显灵威勇武安英济王。（《元史》：世祖尊崇佛教，用汉关壮缪为监坛。）明洪武中复侯原封，万历二十二年因道士张通玄之请，进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镇天尊、关圣帝君，又封夫人为九灵懿德武肃英皇后，子平为竭忠王，兴为显忠王，周仓为威灵惠勇公，赐以左丞相一员为宋陆秀夫，右丞相一员为张世杰，其道坛之三界馘魔元帅，则以宋岳飞代。其佛寺伽蓝，则以唐尉迟恭代。刘若愚《芜史》云：太监林朝所请也。继又崇为武庙，与孔庙并祀。本朝顺治九年，加封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今且南极岭表，北极塞垣，凡儿童妇女，无有不震其威灵者，香火之盛，将与天地同不朽。何其寂寥于前，而显烁于后，岂鬼神之衰旺亦有数耶？（《夷坚志》涪江张桓侯庙，绍兴初，张魏公宣抚蜀中，有死卒更生，传神语，欲助顺。未几金娄室兀术连犯汉中，皆败去。魏公承制追封忠显王。则张桓侯之王封亦自宋始。）
又按宋牧仲《筠廓偶笔》载冯景所记解州断碑一事，谓壮缪生辰，世皆以为五月十三日，不知乃其子平生日也。康熙十七年，解州常平村人于昌者，读书塔庙，庙壮缪故居也。昼梦壮缪授以“易碑”二字，惊悟。适见浚井者得巨碑数段，昌合而读之，乃记壮缪之祖考讳字生卒。遂奔告州守王朱旦，朱旦因据碑作记。侯祖石磐公，讳审，字问之，和帝永光二年庚寅生，居解州常平村宝池里，卒于桓帝永寿三年丁酉，享年六十八。子讳毅，字道远，桓帝三年庚子六月二十四日生侯。侯长娶胡氏，灵帝光和元年戊午月十三日生子平云云。然则侯之生以六月二十四日也。亦见吴青坛《读书质疑》。按东汉人尚无别号，今既名审字问之，则石磐乃别号，一可疑也。名审则字问之，名毅则字道远，皆取《论语》、《中庸》之文。其时《中庸》杂在《礼记》中，何以两代名字恰用《中庸》、《论语》二书？二可疑也。壮缪尚有子曰兴，碑既载其兄，何不载其弟？三可疑也。壮缪没后，子孙在蜀，解州故乡尚属魏、晋，此碑何时何人所立，并不附见。四可疑也。冯景所记，其信然耶否耶？姑存之以备一说。
汉寿亭侯关壮缪斩颜良，曹操表为汉寿亭侯，见《三国志》。先主即位时，劝进表列名汉寿亭侯关羽、新亭侯张飞，更可证也。《宋书》：王镇恶以平刘毅功封汉寿县子，沈林子亦封汉寿人县伯。《南史》：蔡道恭梁瑚监中封汉寿县伯，又刘悛以汉寿邵荣兴六世同居，特表其门。是汉寿本地名，后人误以汉字属上，但称寿亭，是以洪容斋《随笔》力辨其非。王敬哉《冬夜笺记》亦谓汉寿二字不宜拆用。吴青坛《读书质疑》并称汉寿县在犍为，史称费被害于汉寿是也。然青坛亦未详考。按汉寿县本有二，费被害之地在蜀中，郭璞《尔雅注》云：有水从汉中沔阳县南流，至梓潼、汉寿，此本广汉葭萌县，建安二十五年蜀先主改名汉寿者（今为四川保宁府广元县）。曹操表封关公，则在建安五年，固无由预立此名。《续汉郡国志》：曹操表封关公，则在建安五年，固无由预立此名。关公所封，盖即此地。《三国·吴志》有潘，武陵汉寿人。《晋书》有潘京，亦武陵汉寿人。是武陵之有汉寿明甚。而熊方《后汉书年表》异姓侯内有寿亭侯关羽，其下格注云武陵。此龙关公所封汉寿在武陵之明证也。（寿亭上少一汉字，盖传写脱误。）惟刘禹锡有《汉寿亭春望》诗，自注在荆州刺史治。《名胜志》亦云荆州有汉寿城，是曹操表封关羽处。则似荆州又有一汉寿。按汉末武陵郡亦荆州所属，然刺史治所则不在此。此盖后人因关公曾镇荆州，而建城筑亭以志遗迹耳。至世之称寿亭，则已非一日。《大明会典》亦止称寿亭侯（明初，鸡鸣山建庙，只称寿亭侯。嘉靖十年，太常御黄芳奏改称汉前将军汉寿亭侯。）宋牧仲《筠廓偶笔》记大内有寿亭侯印，九纽连环四，翡翠烂然，傍有痕，似嵌宝石取去者。牧仲之父文康公尝印取一纸云。又许观《东斋记事》：绍兴中，洞庭渔人获一印，方仅二寸，制甚古，纽有连环四，两两相贯，上有一大环总之。渔者以为金，竞而讼于官。辨其文，乃“寿亭侯印”四字，遂留长沙官库。库吏见印上有光怪，白于官，乃送荆门玉泉寺关壮缪祠。淳熙四年，玉泉祠僧真慈将献之东宫，忽光焰四起。众皆惊，遂不复献云（亦见司马知白所作《关侯印记》）。按绍兴时所获古印已但称寿亭侯，则知世俗之讹公本号已久矣。乃本号已讹，而神灵犹式凭之，展转示异，一若不妨委曲迁就而终不能忘情于此者，何也？（按《后汉书》异姓侯有寿亭侯关羽，似关公初封即曰寿亭侯。然《蜀志》明言曹操表封羽为汉寿亭侯，后汉表盖传写脱误。）
天妃江汉间操舟者，率奉天妃，而海上尤甚。张燮《东西洋考》云：天妃，莆之湄洲屿人。五代时，闽都巡检林愿之第六女。生于晋天福八年，宋雍熙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化去。后尝衣朱衣往来海上，里人虔祀之。宣和癸卯，给事中路允迪使高丽，中流遇风，他舟皆溺，神独集路舟，得免。还奏，特赐庙号曰顺济。绍兴乙卯，海寇至，神驾风一扫而遁。封昭应崇福。乾道己丑加封善利。淳熙间加封灵惠。庆元、开禧、景定间累封助顺、显卫、英烈、协正、集庆等号。又《夷坚志》兴化军海口林夫人庙，灵异甚著，今进为妃云。则在宋时已封为妃也。《元史·祭祀志》：南海女神灵惠夫人，至元中以护海运有奇应，加封天妃，神号积至十字，庙曰灵慈。祝文云：年月日，皇帝遣某官致祭于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又《续通考》云：至元十五年，封泉州神女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二十五年，加封广佑明著天妃。《七修类稿》亦谓：至元中显灵于海，有海运万户马合法忽鲁循等奏立庙，号天妃，顺帝又加辅国护圣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是天妃之名自有元始。何乔运《闽书》载妃生卒与张燮同，又谓生时即能乘席渡海，人呼为龙女。升化后，名其墩曰圣墩，立祠祀之。洪武五年，又以护海运有功封孝顺纯正孚济感应圣妃。则又有圣妃之称。《七修类稿》则云封昭应德正灵应孚济圣妃。《通考》：永乐中建天妃庙，赐名宏仁普济天妃，宫有御制碑，正月十五、三月二十三日遣太常寺致祭。故今江湖间俱称天妃。天津之庙并称天后宫，相传大海中当风浪危急时，号呼求救，往往有红灯或神鸟来，辄得免，皆妃之灵也。窍意神之功效如此，岂林氏一女子所能？盖水为阴类，其象维女，地媪配天，则曰后，水阴次之，则曰妃，天妃之名，即谓水神之本号可，林氏女之说不必泥也。张学礼《使琉球记》又云：天妃姓蔡，闽海中梅花所人，为父投海身死，后封天妃，则又与张燮、何乔远所记不同矣。
成化间，给事中陈询奉命往日本。至大洋，风雨作，将覆舟，有二红灯自天而下，遂得泊于岛。若有人告曰：“吾辈为天妃所遣也。”又嘉靖中，给事中陈侃奉使封琉球，遇风将覆，举舡大呼“天妃”，亦见火光烛船，船即少宁。明日有粉蝶飞绕舟不去，黄雀立柁楼食米，顷刻风起，舟行如飞，晓至闽，午入浙之定海（俱见《七修类稿》）。吾乡陆广霖进士云：台湾往来神迹尤著，土人呼神为妈祖。尚遇风浪危急，呼妈祖，则神披发而来，其效立应。若呼天妃，则神必冠帔而至，恐稽时刻。妈祖云者，盖闽人在母家之称也。
金龙大王江淮一带至潞河，无不有金龙大王庙。按《涌幢小品》：神姓谢，名绪，南宋人，元兵方盛，神以戚畹，愤不乐仕，隐金龙山，筑望云亭自娱。元兵入临安，赴江死，尸僵不坏。乡人瘗之祖庙侧。明祖兵起，神示梦当佑助。会傅友德与元左丞李二战吕梁洪，士卒见空十有披甲者来助战，元遂大溃。永乐中，凿会通渠，舟楫过河，祷无不应，于是建祠洪上。隆庆间，潘季驯督漕河，河塞不流，为文责神。有书吏过洪，遇鬼伯，擒以见神。神诘之曰：“若官人何得无礼，河流塞，亦天数也。为我传语司空，吾已得请，河将以某日通矣。”已而果验。于是季驯事之甚谨。施愚山《斋杂记》亦载之。然则神之祀始于永乐中，而隆庆以后乃益盛欤？（本朝顺治二年十二月，封黄河神为显通济金龙四大王之神，运河神为延休显应分水龙王之神）。
祠山神俗祀祠山神，称为祠山张大帝。王州《宛委余编》引《酉阳杂俎》：天帝刘翁者恶张翁，欲杀之，张翁具酒醉刘翁，而乘龙上天代其位（亦见《诺皋记》）；及《殷芸小说》：周兴死，天帝召兴升殿，兴私问左右曰：“是古张天帝耶？”答曰：“古天帝已仙去，此是曹明帝耳”云云，以为张大帝之证。此特因一张字偶合，故引之以实其说，殊不知《酉阳杂俎》及《殷芸小说》固荒幻不经，即其所谓张天帝者，亦指昊天上帝言之，而于祠山无涉也。世俗荒怪之说，固无足深考，然其讹谬相仍，亦必有所由始。按程《三柳轩杂识》：广德祠山神姓张，避食，而引《祠山事要》云：王始自长兴县疏圣渎，欲通津文德，化身为，纵使阴兵，为夫人李氏所觇，其工遂辍，是以祀之避。宋稗所载更详，谓其神姓张名勃，乌程县人，役阴兵导河，欲通广德，自长兴县疏凿圣渎。先与夫人约：每饷至，鸣鼓三声，王即自至，不令夫人见之。后夫人遗餐于鼓，鸦啄鼓鸣，王以为饷至，至则无有。已而夫人至，鸣鼓，王反不至。夫人遂亲至河所，见王为大豕，驱阴兵开浚。王见夫人自惭，工遂辍，而逃于县西五里横山之顶。居人思之，为立庙。夫人亦至县东二里，而化为石人，亦立庙。历汉、唐以来，庙祀不废云。詹仁泽曾樵又编辑广德横山神张王事迹，名《祠山家世编年》一卷，大略相同。《癸辛杂识》：广植守广德日，郡中祠山有埋藏会，植不信，用郡印印之其封。明日发视，无有焉。此祠山神之见于小说者也。《文献通考》：祠山神在广德，土人多以耕牛为献。南唐时听民租赁，每一牛出绢一匹，供本庙之费。其后绢悉入官。景德二年，知军崔宪请量给绢以葺庙宇，上曰：“此载在祀典，应官为修葺。”《宋史·范师道传》：广德县有张王庙，民岁祀神，杀牛数千。师道至，禁绝之。《黄震传》：通判广德军，旧有祠山庙，民祷祈者岁数十万，其牲皆用牛，并有自婴桎梏考掠以邀福者，震皆杖禁之。《明史·周瑛传》：瑛守广德，禁祀祠山。（闵文振《仰山脞录》谓：瑛著《祠山辨》以息好鬼之俗。）此祠山神之见于史志者也。合而观之，则祠山神之祀本起于广德，其所谓化猪通津，盖本《淮南子》禹化为熊通に辕之路，涂山氏见之，惭而化为石之事，移以附会于祠山。然俗所传祠山张大帝实本此，而非如州所云也。且祠山张大帝之称，乃近代流俗所传，而宋以来尚称张王，并未加以帝号。《夷坚志》：华亭胡家供事广德张王甚虔，其子妇惨妒，杖妾甚酷，妾潜缢，将死，梦有神撼之起，乃得解而救之，盖蒙神佑云。又毗陵胡容少年，过广德，谒张王庙求梦。夜梦入大殿宇，叩一吏，问以穷通。吏曰：“可至通直。”胡意殊不满，已而竟以通直致仕。陆放翁有《张王行庙》诗。高翥《菊涧小集》亦有诗，为辇下酒行多祭二郎神及祠山神而作者，诗云：“箫鼓喧天闹酒行，二郎赛罢赛张王。愚民可煞多忘本，香火何曾到杜康。”元泰定帝加封曰普济；而王号如故，《明史·礼志》：祠山广惠张王勃以二月十八日祭。则所谓张大帝者，本流俗所称之帝，而拟之昊天上帝乎？州所云，殊为失考。余自黔归，江行以风水为命，舟人为余历数每日风报，多验。其中有所谓“祠山报”者，云：帝以二月八日下地，为三女营嫁，一嫁风，一嫁雪，一嫁雨，待食冻狗肉始上天，盖谓二月八日以后必多风雨雪，直至戍日乃止。验之果然。然则俚俗诞妄之说，固不足信，而以之候晴雨、验灾，则有不爽者。明祖鸡鸣山十庙，独不废此祀，其亦有所验欤？文昌神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州《宛委余编》谓即陷河神张恶子，而引其所著《化书》谓：本黄帝子，名挥，始造弦张罗网，因以张为氏。周时为山阴张氏子，以医术事周公，卒托生于张无忌妻黄氏为遗腹子，《诗》所称“张仲孝友”者也。以直谏为幽王所鸩，魂游雪山，治蜀有功。五丁拔山，蛇压死，蛇即其所化也。寻为汉帝子，曰赵王如意，为吕后所杀。魂散无归，孝宣世至邛池。其令曰吕牟，即吕后之后身也。母戚夫人亦生于戚，嫁张翁，老无子，相与沥血石臼中，祝曰：“我无子，倘得一动物，亦遗体也。”自是感生为蛇。吕令有马，乃吕产后身，蛇辄食之。吕令怒，系张夫妇将杀之，蛇遂扬海水作雨，灌城邑皆陷，今所谓陷河也。以所杀多，谴为池龙，受热沙小虫之苦。遇文殊，皈诚脱罪，复生于赵国张禹家，名勋，为清河令。卒，又生为张孝仲，时顺帝之永和间也。西晋末，复生于越隽张氏，年七十三入石穴，悟道而化。改形入咸阳，见姚苌。后苌入蜀，至梓潼岭，神谓之曰：“君还秦，秦无主，其在君乎？”请其氏，曰：“张恶子也。”后苌即其地立张相公庙。唐僖宗幸蜀，神又出迎，帝解佩赐之，还日赐遗无算。王中令铎有诗云：“夜雨龙抛三尺匣，春云凤入九重城”云云。按陷河事亦见《王氏见闻》及《穷神秘苑》、《太平广记》诸书，所载略同。《北梦琐言》亦谓：梓潼张亚子，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又云：隽州张生所养蛇，托生为伪蜀王建太子元膺，有蛇眼，竟以作逆诛。诛之夕，梓潼庙祝亟为亚子所责，言：“我在川，今始归，何以致庙宇荒秽若此！”据此，则所谓张恶子者，乃流转于人与蛇间一变幻不经之物耳，不知与“文昌”二字何与？又《续通考》云：剑州梓潼神张亚子，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玄宗西狩，追封左丞。僖宗入蜀，封顺济王。咸平中，王均为乱，官军进讨。忽有人登梯指贼大呼曰：“梓潼神遣我来，九月二十日城陷，尔等悉当夷灭！”及期果克城。招安使雷有终以闻，改封英显王号。此见于祀典者，然亦与“文昌”二字无涉也。《明史·礼志》：弘治中，尚书周洪谟等议祀典云：“梓潼帝君者，记云神姓张名恶子，居蜀七曲山，仕晋战殁，人为立庙，唐、宋屡封至英显王。道家谓帝命梓潼掌文昌府事及人间禄籍，故元加号为帝君，而天下学校亦有祠祀者。景泰中，因京师旧庙辟而新之，岁以二月三日生辰遣祭。夫梓潼显灵于蜀，庙食其地为宜，文昌六星与之无涉，宜敕罢。”又《续通考》：嘉靖中，倪文毅请正祀典疏，亦本周洪谟之说，谓：“梓潼神，景泰五年始敕赐文昌宫，今宜祀于蜀，不宜立庙京师。至文昌星与梓潼无干，乃合而为一，诚出附会，所有前项祀典，伏乞罢免。”则亦谓梓潼之与文昌了不相涉也。然世以梓潼为文昌，则由来已久。按叶石林《崖下放言》记蜀有二举人，行至剑门张恶子庙，夜宿，各梦诸神预作《来岁状元赋》，甚灵异。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亦载此事。然则张恶子之显灵于科目，盖自宋始，亦自宋之蜀地始。《朱子语类》所谓梓潼与灌口二郎两个神，几乎割据了两川也。世人因其于科目事有灵异，无时遂以文昌帝君封之，前明又以文昌额其宫，而张恶子之为文昌帝君遂至今矣。明都《三余赘笔》则谓：梓潼乃四川地，四川上直参宿，参有忠良孝谨之象，其山水深厚，为神明所宅。或又谓斗魁为文昌六府，主赏功进爵，故科名之士多事之。此二说理虽较长，然皆从文昌二字立说，而于张恶子所以称文昌，则毫无干涉也。（《蜀志·秦宓传》：蜀有汶阜之山，江出其腹。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河图括地象》曰：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都之说盖本此。）
灌口神《夷坚志》：永康军崇德庙，乃灌口神祠，爵封王，置监庙官。蜀人事之甚谨。每时节献享及因事有祈者，必宰羊，一岁至四万口。一羊过城，纳税钱五百，岁终可得钱二万千，为公家无穷利。当神之生日，郡人醵迎尽敬，官僚亦无不瞻谒者。按《独醒志》：灌口二郎神，乃祠李冰父子也。冰，秦时守其地，有龙为孽，冰锁之于离堆之下。故蜀人德之，每岁用羊至四万余。凡买羊以祭，偶产羔者，亦不敢留。永康籍羊税以充郡计。江乡人今亦祠之，每祭但一羊，不设他物，盖有自也。至顺元年，封李冰为圣德广裕英惠王，其子二郎神为英烈昭惠灵显仁王。见《元史》本纪。
张仙世所称张仙像，张弓挟弹，似贵游公子，或曰即张星之神也。陆文裕《金台纪闻》云：后蜀主孟昶挟弹图，花蕊夫人携入宋宫，念其故主，尝悬于壁。一日，太祖诘之，诡曰：“此蜀中张仙神也，祀之能令人有子。”于是传之人间，遂为祈子之祀云。郎瑛《七修类稿》亦载此说。又王州《勘书图跋》：宋初降王，惟孟昶具天人相，见于花蕊夫人所供。其童子为元哲，武士为赵廷隐。当时进御者以胜国故，不敢具其实，乃目为文皇耳。据此，则此像又有托之为唐太宗者。余谓此二说皆未必然。昶之入汴也，宋祖亲见之，花蕊果携其像，宋祖岂不能识别，而敢以诡辞对？至托为唐文皇，则更无谓，按高青邱有《谢海雪道人赠张仙像》诗云：“余未有子，海雪以此像见赠，盖苏老泉尝祷之而得二子者，因赋诗以谢云。道人念我书无传，画图卷赠成都仙。云昔苏夫子，建之玉局祷甚虔，乃生五色两凤，和鸣上下相联翩。”然则此像本起于蜀中，闺阁祈子，久已成俗，是以花蕊携以入宫，后人以其来自蜀道，转疑为孟昶像耳。按《苏老泉集》有《张仙赞》，谓张名远霄，眉山人，五代时游青城山成道。陆放翁《答宇文使君问张仙事》诗自注云：“张四郎常挟弹，视人家有灾者，辄以铁丸击散之。”又《赠宋道人》诗云：“我来欲访挟弹仙，嗟哉一失五百年。”《续通考》云：张远霄一日见老人持竹弓一、铁弹三来质钱三百千，张无靳色。老人曰：“吾弹能辟疫，当宝用之。”后老人再来，遂授以度世法。熟视其目有两瞳子。越数十年，远霄往白鹤山，遇石像，名四目老翁，乃大悟，即前老人也。眉山有远霄宅故址。李石诗云：“野草闲花不计年，亭亭双桧欲参天。读书却得骑驴老，买药来寻跨鹤仙。”是蜀中本有是仙，今所画张弓挟弹，乃正其生平事实，特未知何以为祈子之祀。胡应麟又谓：古来本有此张弓挟弹图，后人因此附会以张弓为张，挟弹为诞，遂流传为祈子之祀。此亦不加深考而为是臆说也。（按古者男子生悬弧矢，又祀高之礼，于所御者带以弓蜀，授以弓矢。此本是祈子之事，后人或缘此写为图，以为祈子之神像，遂辗转附会，而实以姓名耳。）
钟馗顾宁人谓：世所传钟馗，乃终葵之讹，其说本于杨用修、郎仁宝二人。仁宝《七修类稿》云：《宣和画谱·释道门》载六朝古碣得于墟墓间者，上有钟馗二字，则非唐人可知。《北史》：魏尧暄本名钟葵，字辟邪。意葵字传讹，而捉鬼之说起于此也。用修《丹铅杂录》云：唐人戏作《钟馗传》，虚构其事如毛颖、陶泓之类也。盖因尧钟葵字辟邪，遂附会画钟葵于门，以为辟邪之具。又宗懿妹名钟葵，后世因又有钟馗嫁妹图，但葵、馗二字异耳。（此事见沈括《笔谈》。皇中，金陵发一冢，有石志，乃宗悫母郑夫人，宗悫有妹名钟馗。）《周礼·考工记》大圭“终葵首”注：齐人谓椎曰终葵，圭首六寸为椎，以下杀。《说文》：大圭长三尺，杼上终葵首，谓为椎于杼上，明无所屈也。《礼记·玉藻》“天子”注亦同云云。是用修之说，较仁宝更详。则钟馗由尧终葵字辟邪之讹固属有因，而大圭之终葵何以转为人名之终葵，则未见的义。顾宁人乃引马融《广成颂》“挥终葵，扬玉斧”，谓古人以椎逐鬼，如大傩之执戈扬盾。此说近之。盖终葵本以逐鬼，后世以其有辟邪之用，遂取为人名，流传既久，则又忘其为辟邪之物，而意其为逐鬼之人，乃附会为真有是食鬼之姓钟名馗者耳。胡应麟《笔丛》、朱国桢《涌幢小品》亦引尧终葵字辟邪以为钟馗本辟邪之物，然俱不如宁人引马融颂之融贯也。至用修谓唐人戏作《钟馗传》，则不详载在何书。今按《天中记》引《唐逸史》：明皇因┲疾昼卧，梦一小鬼盗太真香囊及上玉笛。上叱问之，奏曰：“臣乃虚耗也，能耗人家喜事成忧。”上怒，欲呼武士。俄见一大鬼，破帽蓝袍，角带朝靴，捉小鬼，刳其目，劈而啖之。上问：“尔何人？”曰：“臣终南进士钟馗也。武德中应举不第，触阶而死，得赐绿袍以葬。感恩发誓，为帝除虚耗妖孽之事。”言讫梦觉，而疾遂瘳，乃诏吴道子画之。道子沉思若有所睹，成图以进。上视之曰：“是卿与朕同梦也！”《唐逸史》不可见，《天中记》所载，斯其故事矣。亦见沈括《笔谈》。然此事不辨可知其妄也。后魏、北齐及周、隋间多有名钟葵者。魏献文帝时则有x罕镇将杨钟葵；又张衮之孙白泽本名钟葵，献文改名白泽；于劲亦字钟馗；孝文时有顿丘王李钟葵；北齐武成时有宦者宫钟葵；后主纬时有慕容钟葵，奔于周；隋炀时，汉王谅反，有大将乔钟葵；又隋宗室处纲之父名钟葵；又鱼俱罗与蜀将段钟葵讨平越隽蛮；唐时王武俊有将张钟葵，寇赵州，为康日知所杀。古人名字往往有取佛仙神鬼之类以为名者，张钟葵无论，若杨钟葵等系六朝人，俱在唐前，倘食鬼之钟馗系唐武德中进士，则杨钟葵等之命名，何由逆知后世有是辟鬼之神而取之也哉？则《天中记》之说真附会也。然唐时则钟进士食鬼之说盛行，甚至朝廷之上，每岁暮以钟馗与历日同赐大臣（此亦起于明皇，见沈括《笔谈》）。刘禹锡有《代杜相公谢赐钟馗历日表》云：“图写威神，驱除群厉；颁行元历，敬授人时。”又《代李中丞谢表》云：“绘其神像，表去厉之方；颁以历书，敬授时之始。”至宋时犹然。神宗于禁中得道子所画钟馗，因镂板以赐二府。然则讹谬相沿，已非一日也。又苏易简《文房四谱》云：虢州岁贡钟馗二十枚。用修亦以为即《考工记》“大圭终葵”之义，谓砚形锐其首如圭耳。据此则砚之锐者亦名钟馗，并不名终葵矣。胡应麟非之，以为附会。然钟馗列于《文房四谱》，则其为砚之形制，而非造为神像可知。至高江村《释考工记》注终葵谓蔓生之物，叶圆而厚，圭首之圆厚如之，故以生之物，吐圆而厚，圭首之圆厚如之，故以为名。此未免臆说。颜之推曰：北齐有一士，读书不过二三百卷。尝出境聘东莱王韩，问：“玉杼上首终葵首当作何形？”答曰：“头曲圆，势如葵叶耳。”韩为忍笑。江村之云，毋乃类是。要之，但据《考工记》注槌曰终葵，再以马融所颁终葵逐鬼之物证之，自可了然，毋庸更多枝辞也。
王灵官道观内多塑王灵官像，如佛寺之塑伽蓝作镇山门也。孙国敉《燕都游览志》谓：永乐间有周思得者，以王元帅法显京师。元帅者世称灵官，天将二十六居第一位。文皇祷辄应，乃命祀于宫城西。宣德初拓之，额曰大德显灵宫。按《帝京景物略》及《列朝诗集》，文皇获灵官藤像于东海，朝夕礼之如宾客，所征必载。及金川河，舁不可动，就思得问之，曰：“上帝界至此也。”果有榆川之役。夫曰获藤像于东海，则古来已有是像，非至永乐中始创也。而倪岳《青溪漫稿》述道家之言：宋徽宗时，有西蜀人萨守坚，尝从林灵素传法，而王灵官则玉枢火府天将，又从守坚受符法者。永乐中敕建天将庙，宣德中改火德观，封萨为崇恩真君，王为隆恩真君，岁时遣官致祭。然则王元帅者，特有宋方士之流，林灵素已无他术，况又从而辗转受法者？乃其威灵至今不泯，世俗尊奉益盛，何也？弘治中，周洪谟议及嘉靖中倪文毅请正祀典疏皆云：道家之崇恩真君萨守坚，尝从林灵素传道，而隆恩真君则火府天将王灵官，又从萨真君授法。永乐中有杭州道士周思德，以灵官之法显于京师，乃建天将庙及祖师殿。宣德中改庙为火德观，崇奉二真君。成化中改观曰宫，加显灵二字，递年四季换袍服，三年一小焚化，十年一大焚化，再易以新制，珠玉锦绣，所费不资。每岁万寿节、正旦、冬至及二真君示现之日，皆遣官致祭，其崇奉可谓至矣。今就其议言之，萨真人之法皆林灵素所传，一时附会之说，本无可信，况近来附体降神者，乃充军顾珏、顾伦之父子，其为鄙亵尤甚，怪诞可知。但经累朝创建，难便废毁，所有前项祭祀俱应罢免，其四时袍服宜令本宫主持信依更期换，如法收贮，不必禁化，永为定例云。城隍神王敬哉《冬夜笺记》谓：城隍之名，见于《易》，所谓“城复于隍”也。又引《礼记》天子大蜡八，水庸居其七，水则隍也，庸则城也，以为祭城隍之始。固已，然未竟名之为城隍也。按《北史》：慕容俨镇郢城，梁大都督侯等舟师至城外。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号城隍神，俨于是顺人心祷之，须臾风浪大起，凡断其荻洪铁锁三次。城人大喜，以为神助，遂破等。《隋书·五行志》：梁武陵王纪祭城隍神，将烹牛，有赤蛇绕牛口。是城隍之祀盖始于六朝也。至唐则渐遍。《唐文粹》有李阳冰《缙云县城隍记》，谓：城隍神，祀典所无，惟吴越有之。是唐初尚未列于祀典。《张曲江集》有《祭洪州城隍神文》，杜甫诗有“十年过父老，几日赛城隍”之句，《杜牧集》有《祭城隍祈雨文》，则唐中叶各州郡皆有城隍。五代钱Α有《重修墙隍神庙碑记》，书大梁开平二年岁在武辰，顾宁人谓以城为墙，以戊为武，盖以朱全忠父名诚，曾祖名茂琳，故避其嫌名而改。陆放翁《宁德县城隍庙记》所谓唐以来郡县皆祭城隍是也。《宋史》苏缄殉节邕州，后交人入寇，见大兵从北来，呼曰：“苏城隍来矣！”交人惧，遂归。又范旺守城死，邑人为设像城隍以祭。张南轩治桂林，见土地祠，令毁之，曰：“此祠不经，自有城隍在。”或问：“既有社，莫不须城隍否》”曰：“城隍亦赘也，然载在祀典。”是宋时已久入祀典也。洪景卢《夷坚志》：滑世昌所居应被火，而城隍救之。殿前程某部纲马济江，以不祭城隍神而马死过半。鄱阳城隍诞辰，士女多集庙下，命道士设醮。张通判之子病祟，乞路当可符法治之，俄有一金紫伟人至，路诘之曰：“尔为城隍神，知张氏有鬼祟，何不擒捉？”朱琮妾以妻王氏妒，至于自刎，遂为祟，朱请阁皂山道士禳之，道士牒付城隍庙拘禁。是时城隍之祀，一如郡县有司官，与今制大略相同矣。吴澄记江州城隍庙曰：江右列郡，以汉颍阴侯灌婴配食。（按查初白诗：今江西城隍即系灌婴，并非配食矣。）明太祖初封京师城隍为帝，开封、临濠、东平、和滁以王，府曰公，县曰侯。洪武三年去封号，但称某府县城隍之神。
韩昌黎为土地神今翰林院及吏部所祀土地神，相传为唐之韩昌黎，不知其所始。按《夷坚志》：湖州乌镇普静寺，本沈约父墓。约官于朝，尝每岁一归祭扫。其反也，梁武帝辄遣昭明太子远迎之。约不自安，遂迁葬其父于金陵，而舍墓为普静寺，故寺僧祀约为土地神。又《宋史·徐应镳传》：临安太学本岳飞故第，故飞为太学土地神。今翰林吏部之祀昌黎盖亦仿此。
五圣祠钮玉樵谓：太祖既定天下，大封功臣，梦兵卒千万罗拜乞恩。帝曰：“汝固多人，无从稽考，但五人为伍，处处血食可耳。”命江南人各立尺五小庙祀之，俗谓之五圣庙。后遂树头花间、鸡埘豕圈，有灾殃，辄曰五圣为祟。本朝有汤公斌巡抚江南，奏毁之。其祸遂绝。《述异记》亦载：康熙八年，秀水县民郭季平为五圣所祟，丙寅江苏巡抚汤公奉除五圣淫祀，妖祸遂绝云云。然实未尽绝也。余少时见邻人王祥龙及俞奕千之女皆犯此祟，谓之神和病。男则有女鬼与合，女则有男鬼与合，来则必有泄精遗血之事。而山村野岸，尺五小庙所在有之，如汀州七姑子、建昌木神三郎之类。盖幽明之际，变幻无穷，固非令甲所能禁也。然玉樵谓起于明祖，则未必然。按《夷坚志》林刘举将赴解，祷于钱塘门外九里五圣行祠，遂登科为德兴尉。到任奠五显庙，知为五圣之祖祠也。则五圣之祠宋已有之。《七修类稿》又谓五通神即五圣也。然则五圣、五显、五通，名虽异而实则同。《夷坚志》所载韩子师病祟，请客以符水治之，见五通神销金黄袍骑马而去。又医者卢生托宿赵喜奴家，共枕席，天明，但见所寝在五圣庙侧草露之上。《武林闻见》所载宋嘉泰中大理寺决一囚，数日后见形于狱吏，求为泰和楼五通神。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而陈友谅僭号亦在采石五通庙，则五圣者宋、元已有之，而非起于明祖矣。
晏公庙常州城中白云渡口，有晏公庙，莫知所始。及阅《七修类稿》，乃知明太祖所封也。时毗陵为张士城之将所据，徐达屡战不利。太祖亲率冯胜等十人往援，扮为商贾，顺流而下。江风大作，舟将覆，太祖惶惧乞神，忽见红袍者挽舟至沙上。太祖曰：“救我者谁也？”默闻曰：“晏公也！”及定天下后，江岸当崩，有猪婆龙在其下，迄不可筑。有老渔教炙猪为饵以钓之，瓮贯缗而下，瓮罩其项，其物二足，推拒不能爬于土，遂钓而出，岸乃可成。众问老渔姓名，曰“姓晏。”倏不见。明祖闻之，悟曰：“盖即昔救我于覆舟者也！”乃封为神霄玉府晏公都督大元帅，命有司祀之，吾常所以有此庙也。又《续通考》：临江府清江镇旧有晏公庙，神名戍仔，明初封为平浪侯。
常州忠佑庙常州有忠佑庙，祀司徒陈杲仁。相传南唐封为武烈帝，故今俗以帝号称之。而郡人刘宗浩辑为实录一书，谓公本晋陵人，在隋立功，授司徒。沈法兴，其妇翁也。大业末，法兴欲袭常州，惧公不敢动，乃诈以疾告。公不得已，往问疾，饮中毒，归而卒。后法兴方剽掠，公现形黑云中，发神矢毙之。唐初诏为立祠。乾符中以阴兵助裴璩讨贼王郢有功，封忠烈公。广明之乱，神力示现，贼不入浙西，加封感应。梁开平中，封福顺王。淮南杨氏封忠烈王。南唐时，钱ㄈ遣将来攻，公以阴兵驱黑牛触敌舰败去，乃册为武烈帝。宋又赐庙号曰忠佑。此司徒祠于常之始末也。.按《旧唐书》沈法兴为吴郡守，炀帝使与太仆丞元讨贼楼世干。会炀帝被弑，乃与将孙士汉、陈杲仁执起兵，又令杲仁破贼乐伯通。法兴自署江南道总管，闻越王侗即位，乃上表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承制置百官，以杲仁为司徒。是杲仁本隋将，与法兴通谋害其主帅，而司徒之官又法兴所授也。《新唐书》并不言承制，但云法兴以杲仁为司徒，则其为法兴党更不待言矣。然常之人所以崇祀者，实以自唐及五代、宋以来历著灵异，故累请褒封至帝号。今常州云车之制甲天下，相传像公空中破敌时神兵也。岂失节于生前，而独能反正于身后耶？抑郡人所传公为法兴所害者本是实事，而《新、旧唐书》所记不无讹谬耳？史册所载，往往有与传闻互异者，未必传闻皆伪而史册真也。
常州忠义祠常州有忠义祠，祀宋末守城死事诸臣。是时元兵至常，郡守赵与鉴先遁，郡人钱以城降，刘师勇复之。朝议以姚知常州事，王安节率兵守之，自夏及冬，拒守数月。伯颜驱城外居民运土填堑，土至，并人筑之。城破，官民尽杀无遗类，得免者仅七人（事见《续资治通鉴》）。常州屠戮之惨，自开辟以来未有也。（伯颜因常州拒守，至平江疑有备，乃不烦兵而下，因笑曰：“常州纸城铁人，平江铁城纸人。”）祠中神位首文天祥，时为安扶大使、知平江，遣兵来救者也。次姚，次王安节，一文臣，一武臣，皆城主也。次陈，郡人，为通判助守者也。次师勇，先复常州，后城陷遁去，卒死于闽中者也。次判官郡人胡应炎，次知武进县包圭，皆城破身死者也。次巡栓尹玉、麻土龙，即信国遣来援，士龙战死虞桥，玉战死五牧者也。次知无锡县阮应得（《郑所南集》作阮正己，其子亦从父投水死），常州破后，兵至无锡，亦殉节者也。次僧人万安、道士徐道明、巡检方允武、溧阳尉莫谦之，皆同守常州同死节者也。而元末守土死事之武进县令刘溶亦焉，从其类也。今以宋、元二史考之，尚有遗漏者。《陈传》：钱以城降，后有淮民王通居常州，阴以书约师勇为内应，师勇遂复常州。则王通宜增祀也。《伯颜传》：常州守判既降，师勇与张彦、王安节复之，彦寻被执于吕城，不能完节，固难从祀，而《安节传》常州既复，命安节与张詹共守，则张詹宜增祀也。《尹玉传》谓师勇复常州后，即赴平江，而《张世杰传》则云师勇守常州，城陷拔栅出走，其弟马堕堑，跃不能出，师勇举手与诀而去。惜其弟名不传，此亦宜增祀者也。《宋史》又谓：莫谦之，宜兴僧人，起义兵，没于战，赠武功大夫。则谦之官号所谓溧阳尉者宜改书也。《元史·刘良传》：良为常州万户府知事，张士诚来攻，城陷，良赴水死。武进县尹刘溶战于葛仙桥，亦死。是与溶同战死者尚有刘良，今溶既附祀，则良亦宜增祀也。
近日忠义祠内增入刘忠毅熙祚、马文肃世奇、王节愍章、金忠洁铉，皆明末死国难者。刘巡按湖南，死于永州。马、王、金官京师，死甲申之变。以之祀固宜，然实有不必者。此祠之建，本因宋末常州守土诸臣以身殉城，故血食于此。而祠创于前明，故并元末守常州死事之武进令刘溶亦附焉。凡以祀守常州殉节之人，非祀常州人之殉节于外者也。若并祀常州人之殉节于外者，则又不止此四公。即以明季而论，宜兴卢忠烈公象升，战死于钜鹿，南都亡后，其弟中书象观赴水死，从弟象同拒战死。又有王行俭，崇祯十年进士，守重庆府，张献忠之难被脔而死。吴炳，为永明王大学士，兵败，自缢于湘山寺。莫可及，为长沙照磨，摄宁乡县事，流贼破城，力战死，子若鼎、若钰亦遇害。史夏隆，为南昌推官，集兵守城，城破殉难（皆宜兴人）。无锡堵允锡，仕永明王，死于浔州。王孙兰，为韶州副使，流贼将至，城中人尽逃，乃自缢死。龚廷祥，弘光中为中书舍人，城破，步至武定桥赵水死（皆无锡人）。而江阳举人夏维新、武举黄略，诸生许用（《明史·侯峒曾传》内作许用，县志作许用德）、王华、吕九韶以守城死，贡生黄毓祺，出亡后仍抗节死。《阎应元传》内江阴死事之人更多，见《明史》第二百七十六卷。此皆常郡人也。刘、马四公既祀，则此十数公者不当增祀乎？若谓刘、马四公死流贼之难，其馀则多抗本朝，故不得与，然本朝修史已备书之，或专传，或附传，皆不没其实，则亦何不可增祀乎？况莫可及、王孙兰等亦皆死流贼之难者乎？若谓卢、堵数公皆常之属县人，故不祀于郡（堵允锡，《明史》作无锡人，《邵青门集》作宜兴人），然四公内马文肃亦无锡人，非郡城中武进人也，何取此舍彼乎？况武进人尚有薛闻礼、薛应玢，闻礼为黄陂典史，流贼所设伪官至，为士民杀死，闻礼令士民尽逃，独以身当之，为张献忠所杀。应玢摄龙州事，李自成来攻，城破，骂贼死。又吴钟峦，鲁王监国时为礼部尚书，兵败入昌国卫，抱孔子木主自焚死。钟峦之子名福之，亦举兵太湖中，据长白荡，为大清兵所执，杀于江宁。又何以不祀乎？且刘忠毅之弟永祚，守兴化，城破，仰药死。亲兄弟也，祀其一而遗其一，可乎？此当日增祀时不及详考，遂致挂一漏百，本欲表扬常州之忠节，而适以形常州忠节之少也。愚谓常州忠义祠内本不必增此四公，福王时南都建旌忠祠，马、王、金三公已在正祀之列。我世祖章皇帝又命所在给田七十亩建祠致祭（俱见《明史》），则马、王、金三公本有专祠，永州当亦有刘忠毅祠，若本郡则宜入乡贤，而不必混于守常州死事诸臣之内。既欲增祀此四人矣，则当于祠内隙地另建一堂，汇祀常州人之殉节于外者，而卢、堵诸公并列祀焉，庶不致贻笑于考据之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