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一
认族世俗好与同姓人认族，不问宗派，辄相符合，此习自古已然。李唐自以为出老子后，追尊老子为玄元皇帝，并以《史记·老子传》升于列传之首。郭崇韬以汾阳王为远祖，西征日，路过河中，祭汾阳墓，哭甚哀。南唐王李以唐吴王孙有功，子岘为相，遂以吴王为祖，自岘以下五世名皆有司所撰。此攀附明德，以为光宠者也。然狄武襄官枢密使，有以狄梁公画像及诰敕来献者，武襄曰：“一时遭际，安敢远附梁公耶？”其见卓矣！又有本非同姓，而强为联宗者。《北史·唐瑾传》：周文赐瑾姓宇文氏，燕公于谨白周文言：“瑾学行兼修，愿与之同姓，结为兄弟，庶子孙承其馀论，有益义方。”周文乃更赐瑾姓纽于氏，谨遂深相结纳，敦长幼之序。此则非同姓而认族，实为千古所未有。然于谨以其家法而欲师之，非后世依光附势者之为也。《晋书·石苞传》：曾孙朴没于寇，石勒以朴与己同姓，且俱河北人，引为宗室，位至司徒。《南史·侯传》：侯景以同姓，托为宗族，待之甚厚。宋人小说：罗绍威为节度使，以罗隐名士，拜之为叔，赠遗甚厚。《宋史》：蔡京于蔡襄虽同郡而晚出，京欲附襄，自谓襄族弟。此犹第以门望相附，不专为势利起见。（杜正伦与城南诸杜昭穆素远，求同谱，不许。诸杜所居号杜固，世传其他有壮气，故世衣冠。正伦乃请凿杜固通水以利人。此欲附门望不得而反至相害者。）《晋书》：孙子弼及弟子髦、辅、琰四人，与孙秀合族。《南史》周弘正与周石珍合族，石珍，建康之厮役也，为梁制局监，遂附之。《旧唐书》：李义甫既贵，自言本出自赵郡，始与诸李序昭穆，而无赖之徒藉其权势，拜为兄叔者甚众。《李辅国传》：宰相李揆、山东甲族，见辅国执弟子礼，谓之五父。《宋史》：史正志与史浩异族，拜浩而父事之，王十朋劾其奸。此则专以权势夤缘攀附者矣。又其甚者，《宋史》蔡嶷尊蔡京为叔父，京命其子攸、修等出见，嶷遽曰：“大误！公乃叔祖，公子乃诸父行也。”遽列拜之。又《温公琐语》：张洎为举人时，张亻必已通显，洎每求见，称侄孙。既及第，称侄。及秉政，则并以庶僚遇亻必矣。此更势利之最可笑者也。同姓为婚《史记》帝尧与舜皆黄帝之后，计其世数，则尧之女于舜为曾祖姑，而以配之。其时虽未有同姓不婚之制，然亦或邃古之传讹，《史记》不察，遂笔之于书，未可尽信也。同姓为婚，莫如春秋时最多。《论语》：鲁昭公娶于吴，同姓，谓之吴孟子固己。《国语》：富辰谏襄王，有曰：“聃由郑姬。”注：聃，文王之子，姬姓也，娶郑女为夫人。《左传》：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注：唐叔子孙别在戎狄者。又献公伐骊戎，骊戎女以骊姬，亦姬也。郑叔詹曰：“男女同姓，其生不蕃。重耳，姬出也，而至于今。”齐崔杼见棠姜美，谓姜之弟东郭偃，欲娶之。偃曰：“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注：谓同姜姓也。子产谓叔向曰：“内官不及同姓，其生不殖，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今晋君内有四姬，其病无乃是乎？”庆舍以女妻卢蒲癸，或曰：“男女辨姓，子不避宗，何也？”癸曰：“宗不余避，余独焉避之？”庆氏、卢蒲氏皆姜姓也。此皆春秋时乱俗也。汉以后此事渐少。《汉书》：王莽以姚、妫、陈、田、王氏皆黄、虞后，与己同姓，令元城王氏勿得与四姓相嫁娶。然《王传》：孙咸有女为王莽妻，号宜春氏。注张晏曰：莽讳娶同姓，故以侯邑为氏。师古曰：莽以己与咸得姓不同，祖宗各别，故娶之。然虽不同宗，终属同姓也。《魏志》：陈矫本刘氏子，出嗣舅氏而婚刘族，徐宣每非之。太祖惜其才，乃下令丧乱前事一切勿问。（《晋书·刘颂传》：颂嫁女陈峤，峤本刘氏子，与颂近亲，出养于姑，而姓陈。其友尝讥之，颂曰：“舜后姚、虞、陈、田本同根叶，而世皆为婚，律不禁也。”）《白孔六帖》：魏司空王基，当世大儒，而为子纳司空王沉女，以姓同而源异也。《晋书·载记》：刘聪欲纳太保刘殷女，以问刘景等，皆曰：“太保乃周刘康公之后，与圣氏本源既殊，纳之为允。”李弘亦引王基为子娶王沉女为证，遂纳之。刘曜妻刘氏将死，谓曜曰：“妾叔父皑女芳有德色，愿备后宫。”曜乃娶皑女为皇后。按聪与曜皆匈奴后，其娶刘氏本非同宗，若王基、王沉究属同姓，非礼也。北魏本无同姓为婚之禁，至考文帝始禁之，诏曰：“夏、殷不嫌一族之婚，周世始绝同姓之娶。皇运初基，未遑厘改，自今悉行禁绝，有犯者以不道论。”《唐书》：李光进之母李氏。
交婚《魏书》：慕容元真以妹为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请交婚，昭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为妯娌《北史》：崔长谦幼聪敏，卢尚之欲以女妻之。崔忄又为长谦弟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妇人，欲令姊妹为妯娌。”尚之感其义，于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为娣姒者，此其故事也。
指腹为婚《南史·韦放传》：放与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适率子。《北史》：崔浩女为尚书卢遐妻，浩弟恬女为王慧龙妻。二女俱有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慧龙子宝兴将娶卢女，浩为撰仪，躬至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
劫婚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婚者，谓之抢亲。《北史·高昂传》：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经许字者，昂所劫则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妇世俗新婚三日内不问亲故，皆可看新妇。固系陋习，然自六朝来已然。《南史·徐ゼ传》：晋、宋以来，初婚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唐李涪《刊误》云：婚礼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及中外故旧，通谓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故，皆列坐而觌妇容，岂其宜哉？则此习由来久矣。《汇书》：近时娶妇，以红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议曰：自东汉、魏、晋以来，时或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乃以纱蒙女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礼，六礼悉舍，合卺复乘。是蒙首之法，亦相传已久，但古或以失时急娶用之，今则为通行之礼耳。
冥婚《周礼》地官有嫁殇之禁。注谓生时非夫妇，死而葬相从者。曹操幼子仓舒卒，掾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与仓舒合葬，原辞曰：“嫁殇，非礼也。”然终聘甄氏亡女与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北史·穆崇传》：崇玄孙平城早卒，孝文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旧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中宗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合葬。《萧至忠传》：韦庶人为亡弟洵与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建宁王琰传》：代宗立，追念琰死非其罪，乃追谥为承天皇帝，以兴信公主亡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经之甚者。《五代史》：郑余庆作书仪，以冥配为定制。唐明宗深识其非，有诏删正。然康誉之《咋梦录》：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而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即制冥衣，媒者就男墓设酒果，以合婚。二座相并，各立一小幡，奠毕，二幡微动，若相就。其有不动者，则以为不喜也。两家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给。《元史》：郭三从军死，其妻杨氏守节，舅念其子，不忍使鳏居地下，欲聘邻家亡女合葬之，杨氏遂自经死。则元时犹有冥婚之俗。而杨用修《丹铅录》亦云：今民间犹有行焉而无禁也。然则前朝尚有之矣。
《魏书·高允传》：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凭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莫此为甚。然则北魏时又有所谓魂人者。
撒帐《知新录》云：汉京房之女，适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为不然，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自是以来，凡新人进房，以麻米撒之。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按此说非也。撒帐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见《戊辰杂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铸撒帐钱重六铢，文曰“长命富贵”，每十文系一彩绦。今俗婚姻奁具内多镌“长命富贵”等字，亦本于此。
拜堂新婚之三日，妇见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闻见记》：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拜堂之仪，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却扇，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段修，无拜堂之仪。”今上，谓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来已久，但真卿等所定枣栗段修见舅姑，即今俗所谓拜堂也。乃又云无拜堂之仪，岂唐时所谓拜堂者别是一礼耶？
脱袜登席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屦，《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诗》“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也，袜去，故行见也。《左传》卫出公辄为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对曰：“臣有疾，若见之，君将［a11m］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断其足。杜注：谓有足疾也，［a11m］，呕也。注又云：古者臣见君解袜。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汉制脱袜虽无明文，然优礼萧何，特命剑屦上殿，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卫宏《汉官旧仪》：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庙上殿当解屦，吾受命剑屦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屦，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屦。”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三国时，吴贺邵美容止，坐常着袜。则是时家居亦多有不袜者。）宋改诸王国制度，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是时藩国朝贺其王尚皆跣，故诏改之，以杀其礼。）梁天监中，尚书议云：“礼：跣袜登席，事由燕坐。”（阎若璩据此语，谓古惟燕饮始跣而为欢，祭则不跣也。按《韩诗》不脱屦而即席，谓之礼；跣而上坐，谓之燕。则古人行礼尚着屦，燕乃跣袜，阎说盖本此。）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即绝恒礼，凡屦行者应皆跣袜。（盖是时庙祭有不跣袜者，故申禁之。）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则是时朝会、祭祀犹皆跣袜。陈祥道《礼书》所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也。《唐书》：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登，跣而鞍，实不合于古。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至寻常入朝，则已有着履者。《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是也。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其次则脱履，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然朝会亦尚着履，此唐初之制也。着靴朝会着靴，盖起于唐中叶以后。《唐书》皇甫以故缯给边兵，军士焚之。裴度奏其事，在宪宗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府物，坚韧可用。”韦斌每朝会，不敢离立，尝大雪立庭中，不徙足，雪几没靴。崔戎为华州刺史，徙兖海，民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单骑遁去。温造节度兴元，杀倡乱者八百人，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乃免之。是唐时已多着靴。欧阳公《归田录》：和凝以三千钱买靴，问冯道靴价若干，道举左足曰：“一千。”凝遂嗔其仆。道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证。宋以后，则朝靴且形之歌咏，而《朱文公家礼》内“冠仪”一条，并有衤阑衫带靴之制，则靴固久为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赵武灵王始用之，然秦、汉、魏、晋尚罕有着靴者。《晋书·儒林刘兆传》：有人着靴骑驴至门外，问刘延世。又《毛宝传》：宝与祖焕战，血流满靴。此盖骑者用之。靴字从革，盖皆皮为之，便于骑也。惟齐豫章王嶷不乐闻人过，有告讦者，辄置靴中不视。梁王俭宴客乐游苑，萧琛着虎皮靴，直造其坐。陈徐陵为吏部，陈暄袍拂髁，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朝之着靴见于史者，止此数事而已。其时多着屐。齐明帝辅政时，百官皆脱屐到席，蔡约独蹑屐不改，则其时见尊长尚以脱屐为敬，固无论于着靴也。而是时北朝则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长安，夫妻常卖靴自给。北齐娄太后病，童谣有“紫纟延靴”之语。徐之才曰：“紫者，此下丝，纟延者，熟当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时，杨逃出，遗一靴。《任城王氵皆传》：有妇入浣衣，一乘马者以旧靴换其新靴而去。又乐陵王百年被害后，有人于其处掘得一足有靴。琅阝琊王俨被害，亦不脱靴而埋之。及北齐亡后，嫔妃入周，亦以卖靴为业。是北朝着靴，累代盛行。盖自刘、石之乱，继以燕、秦、元魏、齐、周，各从其本俗，故中土久以着靴为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寻为朝制耳。风会所趋，随时而变。古以脱袜为敬，其后不脱袜而但脱履，又其后则不脱履，最后则靴为朝服，而履反为亵服。设有着履入朝会及见长官者，反为大不敬，更无论于跣而见也。或疑古人脱袜而登，近于裸亵。然常见暹罗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足，颇斑斓可爱。想古人邪幅在下，亦复如是，则亦未为污渎也。按《明史》洪武初定制，朝服、祭服皆白黑袜履，惟公服则用皂靴，故有赐状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子弟及婿皆许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许；庶人不许穿靴，只许穿皮扎翁；北地苦寒，许穿牛皮直缝靴。
弓足妇女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又唐诗：“两足白如霜，临流濯素足。”陶南村谓唐人题咏甚多，略不言纤小。又《郡阁雅谈》引五代刘克明《蒲鞋》诗云『“吴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样新。才自绣帘离玉指，便随罗鞋步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谓此诗通首咏妇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纤之状，则是时尚未缠足。并引《太平御览》云：昔制履，妇人圆头，男子方头（见《宋书·五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圆为别也。胡应麟因之，力主起于唐末五代之说，谓古人言妇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纤腰而不言纤足。古人风俗如堕马、愁眉等妆，史传皆不绝书，而足独无明文，李白至以素足咏女子，则唐时尚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于五代之说也。然伊世珍《郎记》谓马嵬老媪拾得太真袜以致富，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长仅三寸。《诗话总龟》亦载明皇自蜀回，作杨妃所遗罗袜铭，曰：“罗袜罗袜，香尘生不绝。细细圆圆，地下得琼钩。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脱履露纤圆，恰似同衾见时节。方知清梦事非虚，暗引相思几时歇。”又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周达观引之以为唐人亦裹足之证。韩《さ子》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花间集》词云：“慢移弓底绣罗鞋。”杨用修因之，并引六朝《双行缠》诗，所谓“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以为六朝已裹足。不特此也，《杂事秘辛》载汉保林吴句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纟徒足。又云揄修袖，蹑利屣。利屣者，以首之锐言之也。则缠足之风，战国已有之。高江村《天禄识余》亦祖其说，谓弓足相传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金莲贴地，行其上，谓之步步生莲花，然石崇屑沉香为尘，使姬人步之无迹，已先之。而《史记》并有“利屣”之语，则裹足之风由来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于秦、汉之说也。是二说固皆有所据，然《郎记》及《诗话总龟》所云，恐系后人附会之词。而李白之咏素足则确有明据，即杜牧诗之“尺减四分”，韩诗之“六寸肤圆”，亦尚未纤小也。第诗家已咏其长短，则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至于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渊静语》谓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犹未远，必有所见闻，固非臆说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不裹。滇黔之倮苗、夷亦然。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盖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本朝康熙三年，有诏禁裹足，王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十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事见《蚓庵琐语》）。康熙七年，礼部奏罢此禁（事见《池北偶谈》）。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凤染指俗以凤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杂识》：凤仙花，红者捣碎，入明矾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直至退甲，方渐失之。回回妇人多喜此云云。今俗则不特回回妇人也。
簪花今俗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其见于诗歌，如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醉插茱萸来未尽”，杜牧之“菊花须插满头归”，邵康节“头上花姿照酒卮”，梅圣俞《谢通判太博惠庭花》诗“欲插为之醉，惭但渐发星星”，东坡《吉祥寺赏牡丹诗》“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又《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诗云：“头上花枝奈老何”，穆清叔”“共饮梨花下，梨花插满头”，陈无已“白发簪花我自羞”，黄山谷词“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陆放翁诗“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之类，不一而足。按《羯鼓录》：汝阳王随明皇游幸，常戴砑绡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朵簪之，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时已簪花也。宋真宗将东封，命陈尧叟为东京留守，马知节为大内都巡检使。驾未行，先宣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陈去所戴者，亲以头上一朵为陈簪之。又《盛事美谈》记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上特顾晁迥、钱文僖，各赐一朵。又故事，惟亲王宰臣则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中使为晁迥戴花，观者荣之。又《宋稗类编》记寇准侍宴，上特命以千叶牡丹簪之，曰：“寇准年少，正是赏花吃酒时也”。沈括已韩魏公镇扬州，适芍药生金缠腰四朵，延王歧公、王荆公、陈秀公开宴，各簪一枝，后四人俱为相。《司马温公家传》：公年二十登第，闻喜宴，独不簪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宋史》：颜师鲁充显仁后遗留使，至金，力辞簪花听乐。莫充贺金正旦使，赐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听乐。又陈随隐记：孟冬时享驾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诗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带，尽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薄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杨诚斋诗：“赐花新剪茜香罗，遍乌纱未觉多。花重纱轻人更老，抬头不起奈春何。”则并簪剪彩之花矣。《古今诗话》：孙周翰童时，侍郡侯宴，适座客簪花，郡侯出对曰：“口吹杨叶成新曲。”韩对曰：“头戴花枝学后生。”此皆宋时簪花故实也。金赵秉文有《戴花》诗云：“人老易悲花易落，东风休近鬓边吹。”又元遗山诗云：“鬓毛不属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元人贡师泰诗云：“忽见草间长十八，众人分插帽檐前。”又黄庚诗：“插花归去蜂随帽。”《漱石闲谈》记，明成祖时迎春，监生当代为簪花，众皆畏缩。有邵者直前取花，为成祖簪之。傅维麟《明书》：武宗南巡回，至淮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导。则金、元以来亦尚有簪花之例矣。今制殿试传胪日，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簪以金花，盖犹沿古制也。
妇人拜《礼》：妇人吉拜〔事〕，虽君赐肃拜。肃拜者，《周礼》太祝九拜之一。郑注谓俯下手，如今之扌壹。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扌壹。肃拜如扌壹，正今俗妇人拢两手向下之礼也。惟妇人之拜跪与不跪，诸家之说纷纷。洪容斋等谓古礼妇人之拜本不跪，《战国策》苏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此畏惧之至，过为加礼，故特记史。《史记》周昌以易太子事谏高帝，吕后见昌为跪。此亦特为加礼，则非加礼不跪可知也。周天元帝诏曰：县命妇拜宗庙及天台，皆亻免伏如男子。欲妇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诏书，则妇人本无拜跪之礼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说也。《清波杂志》则谓古之男女皆跪。古诗曰“长跪问故夫”是也。罗《鹤林玉露》亦引朱文公云：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古乐府所谓“伸腰再跪拜”也。此拜而必跪之说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即为跪，则妇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诗“伸腰跪拜”正是实事。引身长跪，拢手向下，即是伸腰拜跪也。虽长跪而其拜则仅肃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状。《朱子语录》所谓直身长跪，拜时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肃拜。妇人首饰甚多，自难俯伏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时，妇人有跪拜之礼也。迨后坐用床榻，则妇人之跪不便，故无复引身长跪之仪，而仅存拢手肃拜之礼，此所以有拜而无跪也。周天元特诏妇人如男子拜，是其时妇人久无跪拜之礼而知。而谓起于唐武后欲尊妇人，故不令拜跪，究属臆说也。（《宋史·王贻孙传》：太祖尝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贻孙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为证。赵甚重之。亦见《玉壶清话》及《爱日斋丛钞》。）总之，席地而坐时，妇人拜必兼跪。坐用床榻后，妇人有拜无跪。以古诗“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诏彼此参看，自可了然也。后世妇人肃拜行礼时，稍作鞠躬虚坐之状，此亦有所本。宋太祖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妇人不跪”。又明肃太后垂帘，欲被兖冕，亲祠太庙，薛简肃问：“陛下当为男子拜乎？”议遂止。是宋时妇人固亦无俯伏拜跪之礼。而《爱日斋丛钞》云：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则妇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为稽首之容。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虚坐之势。然则拳曲虚坐，亦自宋时已如此也。惟是妇之于舅姑，及命妇之于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礼为敬者。《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后起。则隋时皇后受册，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误》云：今郊天祭地，止于再拜，乃妇谒姑嫜，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姑嫜跪而受之，当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则唐时妇初见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状，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拜跪谢君王。”则唐时宫人于君后亦拜跪矣。盖家庭则舅姑，宫廷则君后，皆属至尊，自宜加礼，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则仍肃拜也。
古人跪坐相类朱子作《跪坐拜说》寄白鹿洞诸生，谓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云，又《后汉书》向栩坐板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与不着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则谓之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其两脚如箕形。佛家盘膝而坐，则谓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则古人何以不尻着地，而为此危坐哉？盖童而习惯，遂为固然。犹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盘膝则不惯；北人多盘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惯也。（近日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谓：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谓盘膝坐。则又误。盘膝坐则向栩、管宁榻上何以有膝髁痕耶？）
高坐缘起古人席地而坐，其凭则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应劭《风俗通》：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此为后世高坐之始。然汉时犹皆席地，文帝听贾谊语，不觉膝之前于席；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县，其名仍谓之床，又谓之榻。如向栩、管宁所坐可见。又《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学攵，登榻坐，学攵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此皆高坐之证。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则其时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是也。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钅至《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宾主礼，铉辞，引椅偏，乃坐。张端义《贵耳录》：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此又近日太师椅之所由起也。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近代乃改从椅，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宋史·丁谓传》及周益公《玉堂杂记》再拜、三拜、四拜、五拜古人拜，虽臣之于君，亦只再拜。《孟子》所谓“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顿首，则以求救之切，本非常礼。至后周天元帝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于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误》谓，郊天祭地，止于再拜。是唐时郊庙尚只再拜。前明《会典》：臣见君行五拜礼，百官见亲王、东宫行四拜礼，子于父母亦四拜礼。盖仪文度数久则习以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须加隆以示差别，亦风会之不得不然诸也。（按《乐记》有“百拜”之语。古人之拜，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繁数如此。注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张灯朱弁《曲洧旧闻》云：上元张灯，自唐时沿袭汉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光天中东都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唐以前犹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据此则上元张灯实盛于宋也。然唐诗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语，自是唐故事。
润笔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润笔？”此润笔二字所由也。然《北史》袁聿修为信州刺史，有善政，既去官，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人敛缣帛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诏许之。则又在郑译之前。故洪容斋谓作文受谢，晋、宋以来已有之。而王《野客丛书》并谓：陈皇后失宠于武帝，以黄金百斤奉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悟主。此为润笔之始。其见于史书及载记者，唐《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受馈遗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未有邕者。故杜甫《八哀诗》李邕一首云：“干谒满其门，碑榜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织成。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唐书》：李华不甚著书，惟应人墓版传记及州县碑颂，时获金帛。柳公权善书，公卿贶遗巨万。主藏奴盗其所藏怀盂一箧，识如故。奴妄言叵测。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不复诘，惟笔砚自秘之。李商隐记刘义持韩愈金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如与刘君为寿。”刘禹锡《祭韩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为裴度作福光寺碑，度赠以车马绢彩甚厚。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九千匹。盖唐时风尚已如此。《玉壶清话》：李翰为和凝门生，同为学士。会凝作相，翰草制罢，悉取凝旧阁图书器玩而去，留一诗于榻云：“座主登庸归凤阙，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欧阳公请蔡端明书《集古录序》，以鼠须栗尾笔、铜丝笔格、大小龙团茶、惠泉等物为赠。君谟笑其清而不俗。后闻欧得清泉香饼，惜其来迟：“使我润笔少此种物！”王禹玉作《庞颖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参以古法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试卷其一也。张孝祥书多景楼扁，公库送银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合诸妓宴会，以红罗遍赏之。张端义《贵耳录》：席大光葬母，乞吴传朋书，预供六千缗为润笔。人言传朋之贫可脱矣，一夕而光死。此又可见宋时士大夫风尚。盖作文受谢，宋时并著为令甲。沈括《笔谈》记太宗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杨大年作寇莱公拜相麻词，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莱公以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金百两。曰例外，则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与欧阳公书曰：“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襄作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可乎？”亦见待诏书碑受馈之有例也。《祖无择传》：词臣作浩命，许受润笔物。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乃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之不悦。翰林学士王寓《谢赐笔札记》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赍赐上所常御笔砚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笔一，金华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涂金研滴虾蟆一，贮粘｛麦曲｝涂金方奁一，镇纸象人二，荐研紫柏床一。周益公《玉堂杂记》：汤思退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赐润笔钱几及万缗。赐砚尤奇。以宫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许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唐时虽未必有定制，然韩昌黎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彩绢三百匹，亦特奏闻。穆宗诏萧亻免撰《成德王士真碑》，亻免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以区区文字馈遗，而辞与受俱奏请，则已为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其有不肯卖文及虽受馈而仍他施者，韦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其父，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返再三，讫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又柳比善书，顾彦晖请书德政碑。比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司空图传》：图隐居山中，王重荣父子雅重之，尝因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听人取之，一日而尽。《容斋随笔》又记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为作铭。其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义也。”《东坡集》亦有得润笔钱送与王子立葬亲之事。又元时胡汲仲贫甚，赵子昂为介罗司徒，请作其父墓铭，以钞百锭为润笔。汲仲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耶！”是日无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却愈坚。尝诵其送人诗“薄糜不继袄不暖，饥肠犹作钟球鸣”之句，谓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粮方也。”《明史·李东阳传》：东阳谢事后，颇清窘，有求碑志者，东阳欲却之。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无鲑菜耶？”东阳乃勉为之。亦可见其清节矣。然利之所在，习俗渐趋于陋。唐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者。《侯鲭录》记王仲舒为郎中，谓马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可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册一帙，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事见《戒庵漫笔》。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送斛斯六官》诗：“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又欧公《归田录》记馆阁撰文例有润笔，及其后也，遂有不依时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馈者之陋也。
避讳避讳本周制，《左传》所谓“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是也。然周公制礼时，恐尚未有此。虽《金》有“以旦代某”之语，然《金》之真伪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诗曰“克昌厥后”，戒农官之诗曰“骏发尔私”，皆直犯文、武之名。虽曰临文不讳，然临文者但读古书遇应讳之字不必讳耳，非谓自撰文词亦不必讳也。而周初之诗如此，则知避讳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盖起于东周之初。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鲁以献武废具敖。考数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时已有避讳之例，岂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时尚未有禁，及后避讳法行，乃不得不废官及山川名耳。孔门以后，习礼者益加讲求，如《礼记》所载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之类，可谓情义兼尽。然朝廷之上，犹未有听以私讳避官名之制。故汉时孔安国为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讳，不肯连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无私讳驳之，遂不许。至晋江统疏曰：“故事：祖父名与官同者，皆许改；若身与官同名，不在改选之例。但身没之后，子孙难以称其位号，宜听其一并回避。”诏从之。则是时已著为令甲矣。《宋史·贾黯传》：律载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有罪。则并有不避讳而议罪之律矣。雍熙中，诏除官若犯私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许用式奏改。则更有因私讳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观之，盖自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讳著为律文也。其见于史传者：《宋书》范蔚宗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陈书》孙奂欲以王廓为太子詹事，后主曰：“廓父名泰，不可为太子詹事。”《唐书》源乾曜迁太子少师，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国子司业。萧俨拜太仆少卿，以父名不拜，徙太子右卫率。李涵为太子少傅，吕渭谓其父名少康，当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国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直昭文馆，以父名昭恳辞，乃改集贤院。吕希纯擢著作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讳而改授官者也。（《宋史》：张亢授庆州，亢以父名余庆，力辞，不许。李若拙授太子赞善，若拙以父名光赞辞，不许避者。）晋咸和中，以王舒为会稽内史，舒以父名会，不拜，诏改会为郐。后唐以郭崇韬父名宏，乃改宏文馆为崇文馆。宋慕容延钊父名章，太祖乃授廷钊同中书门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吴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程元凤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此因私讳而并为改官名者也。
张世南《游宦记闻》云：生曰名，死曰讳，世俗往往有台讳、尊讳之语，是称生人亦曰讳，乃不祥之甚也。今时俗口语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检。
嫌名嫌名不讳，韩昌黎《讳辨》已详论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凡官名有中字，悉改为内，已著为令。至唐时讳嫌名者更多，贾曾擢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议者引《礼》折之，始受。萧复为晋王行军长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改为统军长史。则朝廷之上且为臣子避嫌名矣，毋怪乎李贺应进士举，当时流俗以其父名晋，遂同声訾议也。然《唐书》卫洙为郑颍观察使，洙以官号内有一字与臣家讳同，欲乞改授。诏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李奚传》：宦者摘奚疏中语犯顺宗嫌名，奚奏曰：“《礼》不讳嫌名。”不坐。则唐律本有嫌名不讳之条。
二名《旧唐书》：太宗诏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自今官员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是太宗之诏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字，虽不连属者亦避之。避世为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称是也。避民为人，如民部改为户部，李安民改为李安人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盖世南没于太宗时，正遵奉诏旨故耳。其后李世但称李，则当高宗时已讳世字也。
古人临文避讳之法司马迁之父名谈，故《史记》于张孟谈改作张孟同，赵谈改作赵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庙讳，而但称其字者。如北齐以高欢先世有名泰者，故于宇文泰但称其小字黑獭；有名隐者，故于赵隐但称其字彦深。唐讳虎，故于石虎但称其字季龙；讳渊，故于刘渊但称其字元海，邓渊但称其字彦海；讳治，故于长孙稚但称其字承业（此并讳嫌名）是也。有以讳而改用文义相通之字以代之者。如汉明帝讳庄，而东汉人凡旧书所有庄字皆改为严，以鲁庄公为严公，楚庄王为严王，庄助、庄子陵皆改姓为严。王羲之之先讳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月，或作初月。至唐时益踵其法，如改虎为武，渊为泉，又为深，世为代，民为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萧渊明为深明，李安民为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长孙稚名为幼，甚而别称虎曰猛兽，曰于菟。（《隋书》赵仲卿为政猛，时人谓之猛兽。《北史》又云：时人谓之于菟。）此皆以文义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刘臻好食蚬，以父名显，乃改呼曰扁螺。此则以己之讳改物之名，殊觉可笑。东坡以其先讳序，凡为人作序皆用叙字，此又以音相同而义可通者代之。然或虽有同音之字而义无可通，则不免窒碍，近世缺点画之法，最为简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礼记》：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此但讳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为别也。然《礼》又云：既卒哭，以木铎犭旬，曰舍故而讳新。杜预注《左传》引之，以为舍亲尽之祖，而讳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则讳当及五世矣。《吴志》：张昭著论，亦引逮事之义，谓六世亲属竭矣，则不必讳。周穆王名满，而后有王孙满；厉王名胡，而庄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讳及五世之证，则避私讳当以五世为断。（唐庙制：已祧不讳。故高宗讳治，而韩昌黎《湖州上表》内“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盖宪宗时已祧高宗也。）
觌面犯讳六朝时最重犯讳。《南史》谢凤之子超宗，以刘道隆问其有凤毛，辄走匿不敢对。后超宗谓王僧虔子慈曰：“卿书何如虔公书？”答曰：“如鸡比凤。”超宗狼狈而退。盖各触父讳故也。殷钧尚永兴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满壁书其父睿名。钧辄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以之才讳雄，士开讳安，乃自称“触触生”。虽为当世所笑，然其时避讳之严，大概如此。董《燕闲常谈》云：许将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钱若干，已有指挥许将来春充预买钱。”许厉声曰：“许将如何作得预买钱！”其人方悟。元绛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挥。”元拱手曰：“元绛何尝指挥？”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觌面犯讳，故酬接时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门问讳之礼也。
交婚《魏书》：慕容元真以妹为魏昭成帝后，慕容又请交婚，昭成帝乃以烈帝女妻之。
姊妹为妯娌《北史》：崔长谦幼聪敏，卢尚之欲以女妻之。崔忄又为长谦弟求尚之次女曰：“家道多由妇人，欲令姊妹为妯娌。”尚之感其义，于是同日成婚。今俗亦有姊妹为娣姒者，此其故事也。
指腹为婚《南史·韦放传》：放与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腹为婚姻。其后各产男女，而率亡。放乃以子娶率女，以女适率子。《北史》：崔浩女为尚书卢遐妻，浩弟恬女为王慧龙妻。二女俱有孕，浩谓曰：“汝等将来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为亲。”及慧龙子宝兴将娶卢女，浩为撰仪，躬至监视，谓诸客曰：“此家礼事，宜尽其美。”
劫婚村俗有以婚姻议财不谐而纠众劫女成婚者，谓之抢亲。《北史·高昂传》：昂兄乾求博陵崔圣念女为婚，崔不许，昂与兄往劫之，置女村外，谓兄曰：“何不行礼？”于是野合而归。是劫婚之事，古亦有之。然今俗劫婚，皆已经许字者，昂所劫则未字，固不同也。
初婚看新妇世俗新婚三日内不问亲故，皆可看新妇。固系陋习，然自六朝来已然。《南史·徐ゼ传》：晋、宋以来，初婚三日，妇见舅姑，众宾皆列观。唐李涪《刊误》云：婚礼来日，妇于庭拜舅姑，次谒夫之长属及中外故旧，通谓之拜客，故有拜客之名。今代非亲非故，皆列坐而觌妇容，岂其宜哉？则此习由来久矣。《汇书》：近时娶妇，以红帕蒙首，按《通典》杜佑议曰：自东汉、魏、晋以来，时或艰虞，岁遇良吉，急于嫁娶，乃以纱蒙女首，而夫氏发之，因拜舅姑，便成婚礼，六礼悉舍，合卺复乘。是蒙首之法，亦相传已久，但古或以失时急娶用之，今则为通行之礼耳。
冥婚《周礼》地官有嫁殇之禁。注谓生时非夫妇，死而葬相从者。曹操幼子仓舒卒，掾邴原有女蚤亡，操欲求与仓舒合葬，原辞曰：“嫁殇，非礼也。”然终聘甄氏亡女与合葬。魏明帝幼女淑卒，取甄后从孙黄与之合葬，追封黄为列侯，为之置后袭爵。陈群谏曰：“八岁下殇，礼所不备。”《北史·穆崇传》：崇玄孙平城早卒，孝文时始平公主薨于宫，追赠平城驸马都尉，与公主冥婚。《旧唐书·懿德太子重润传》：中宗为聘国子监丞裴粹亡女为冥婚合葬。《萧至忠传》：韦庶人为亡弟洵与至忠亡女为冥婚合葬，及韦氏败，至忠发墓，持其女柩归。《建宁王琰传》：代宗立，追念琰死非其罪，乃追谥为承天皇帝，以兴信公主亡女张为恭顺皇后，冥配焉。凡此皆不经之甚者。《五代史》：郑余庆作书仪，以冥配为定制。唐明宗深识其非，有诏删正。然康誉之《咋梦录》：北俗男女未婚而死者，两家命媒而求之，谓之鬼媒人。通家状，各以父母命卜之，得吉即制冥衣，媒者就男墓设酒果，以合婚。二座相并，各立一小幡，奠毕，二幡微动，若相就。其有不动者，则以为不喜也。两家各以币帛酬鬼媒，鬼媒常藉此自给。《元史》：郭三从军死，其妻杨氏守节，舅念其子，不忍使鳏居地下，欲聘邻家亡女合葬之，杨氏遂自经死。则元时犹有冥婚之俗。而杨用修《丹铅录》亦云：今民间犹有行焉而无禁也。然则前朝尚有之矣。
《魏书·高允传》：古者祭必立尸，使亡者有凭耳。今已葬之魂，人但求貌类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妻，损败风化，莫此为甚。然则北魏时又有所谓魂人者。
撒帐《知新录》云：汉京房之女，适翼奉之子，房以其日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为不然，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自是以来，凡新人进房，以麻米撒之。后世撒帐之俗起于此。按此说非也。撒帐实始于汉武帝，李夫人初至，帝迎入帐中，预戒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裾盛之，云：“多得子多也。”事见《戊辰杂抄》。唐中宗嫁睿宗公主，铸撒帐钱重六铢，文曰“长命富贵”，每十文系一彩绦。今俗婚姻奁具内多镌“长命富贵”等字，亦本于此。
拜堂新婚之三日，妇见舅姑，俗名拜堂。按《封氏闻见记》：近代婚嫁，有障车，下婿、却扇及拜堂之仪，今上诏有司约古礼今仪。太子少师颜真卿、中书舍人于邵等奏：“障车、下婿、却扇，并请依古礼，见舅姑于堂上，荐枣栗段修，无拜堂之仪。”今上，谓德宗也。是拜堂之名，由来已久，但真卿等所定枣栗段修见舅姑，即今俗所谓拜堂也。乃又云无拜堂之仪，岂唐时所谓拜堂者别是一礼耶？
脱袜登席古人席地而坐，故登席必脱其屦，《礼记》所谓户外有二屦是也。然臣见君则不惟脱屦，兼脱其袜。《诗》“赤芾在股，邪幅在下。”邪幅，行也，袜去，故行见也。《左传》卫出公辄为灵台，与诸大夫饮酒，褚师声子袜而登席，公怒，对曰：“臣有疾，若见之，君将［a11m］之，是以不敢。”公愈怒，欲断其足。杜注：谓有足疾也，［a11m］，呕也。注又云：古者臣见君解袜。然则古人以跣足为至敬也。汉制脱袜虽无明文，然优礼萧何，特命剑屦上殿，则群臣上殿犹皆脱屦可知。卫宏《汉官旧仪》：掾吏见丞相脱屦，丞相立席后答拜。《魏志》：曹操令曰：“祠庙上殿当解屦，吾受命剑屦上殿，今有事于庙而解屦，是尊先公而替王命也，故吾不敢解屦。”可见是时祭先祖见长官尚皆脱屦。（三国时，吴贺邵美容止，坐常着袜。则是时家居亦多有不袜者。）宋改诸王国制度，内有藩国官正冬不得跣登国殿一条。（是时藩国朝贺其王尚皆跣，故诏改之，以杀其礼。）梁天监中，尚书议云：“礼：跣袜登席，事由燕坐。”（阎若璩据此语，谓古惟燕饮始跣而为欢，祭则不跣也。按《韩诗》不脱屦而即席，谓之礼；跣而上坐，谓之燕。则古人行礼尚着屦，燕乃跣袜，阎说盖本此。）今则极敬之所，莫不皆跣。清庙崇严，即绝恒礼，凡屦行者应皆跣袜。（盖是时庙祭有不跣袜者，故申禁之。）曰极敬之所莫不皆跣，则是时朝会、祭祀犹皆跣袜。陈祥道《礼书》所谓汉、魏以后朝祭皆跣也。《唐书》：刘知几以释奠皆衣冠乘马，奏言冠履只可配车，今袜而登，跣而鞍，实不合于古。是唐时祭祀亦尚有跣袜之制，至寻常入朝，则已有着履者。《唐书》：棣王琰有二妾争宠，求巫者密置符琰履中。或告琰厌魅，帝伺其朝，使人取其履验之，果然是也。盖古者本以脱袜为至敬，其次则脱履，至唐则祭祀外无脱履之制。然朝会亦尚着履，此唐初之制也。着靴朝会着靴，盖起于唐中叶以后。《唐书》皇甫以故缯给边兵，军士焚之。裴度奏其事，在宪宗前引其足曰：“此靴亦内府物，坚韧可用。”韦斌每朝会，不敢离立，尝大雪立庭中，不徙足，雪几没靴。崔戎为华州刺史，徙兖海，民遮留不得行，抱持取其靴，戎单骑遁去。温造节度兴元，杀倡乱者八百人，监军杨叔元拥造靴祈哀，乃免之。是唐时已多着靴。欧阳公《归田录》：和凝以三千钱买靴，问冯道靴价若干，道举左足曰：“一千。”凝遂嗔其仆。道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一千。”是又五代着靴之证。宋以后，则朝靴且形之歌咏，而《朱文公家礼》内“冠仪”一条，并有衤阑衫带靴之制，则靴固久为公服矣。按靴本北俗，自赵武灵王始用之，然秦、汉、魏、晋尚罕有着靴者。《晋书·儒林刘兆传》：有人着靴骑驴至门外，问刘延世。又《毛宝传》：宝与祖焕战，血流满靴。此盖骑者用之。靴字从革，盖皆皮为之，便于骑也。惟齐豫章王嶷不乐闻人过，有告讦者，辄置靴中不视。梁王俭宴客乐游苑，萧琛着虎皮靴，直造其坐。陈徐陵为吏部，陈暄袍拂髁，靴至膝，亦直上其坐。南朝之着靴见于史者，止此数事而已。其时多着屐。齐明帝辅政时，百官皆脱屐到席，蔡约独蹑屐不改，则其时见尊长尚以脱屐为敬，固无论于着靴也。而是时北朝则靴已盛行。《北史》：慕容永被擒入长安，夫妻常卖靴自给。北齐娄太后病，童谣有“紫纟延靴”之语。徐之才曰：“紫者，此下丝，纟延者，熟当在四月中。”太后果崩。高澄被刺时，杨逃出，遗一靴。《任城王氵皆传》：有妇入浣衣，一乘马者以旧靴换其新靴而去。又乐陵王百年被害后，有人于其处掘得一足有靴。琅阝琊王俨被害，亦不脱靴而埋之。及北齐亡后，嫔妃入周，亦以卖靴为业。是北朝着靴，累代盛行。盖自刘、石之乱，继以燕、秦、元魏、齐、周，各从其本俗，故中土久以着靴为常服。沿及于唐，遂浸寻为朝制耳。风会所趋，随时而变。古以脱袜为敬，其后不脱袜而但脱履，又其后则不脱履，最后则靴为朝服，而履反为亵服。设有着履入朝会及见长官者，反为大不敬，更无论于跣而见也。或疑古人脱袜而登，近于裸亵。然常见暹罗人入朝拜舞，以行膝裹足，颇斑斓可爱。想古人邪幅在下，亦复如是，则亦未为污渎也。按《明史》洪武初定制，朝服、祭服皆白黑袜履，惟公服则用皂靴，故有赐状元朝靴之制。洪武二十五年，令文武官父兄子弟及婿皆许穿靴；校尉力士上直穿靴，出外不许；庶人不许穿靴，只许穿皮扎翁；北地苦寒，许穿牛皮直缝靴。
弓足妇女弓足，不知起于何时。有谓起于五代者，《道山新闻》谓，李后主令宫嫔娘以帛绕脚，令纤小作新月状，由是人皆效之。唐缟有诗云：“莲中花更好，云里月长新。”因娘而作也。张邦基《墨庄漫录》亦谓弓足起于南唐李后主。谢灵运诗：“可怜谁家妇，缘流洗素足。”李白诗：“履上足如霜，不着鸦头袜”。又唐诗：“两足白如霜，临流濯素足。”陶南村谓唐人题咏甚多，略不言纤小。又《郡阁雅谈》引五代刘克明《蒲鞋》诗云『“吴江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样新。才自绣帘离玉指，便随罗鞋步香尘。石榴裙下从容久，玳瑁筵前整顿频。今日高楼鸳瓦上，不知抛掷是何人。”谓此诗通首咏妇人蒲鞋，而略不及弓纤之状，则是时尚未缠足。并引《太平御览》云：昔制履，妇人圆头，男子方头（见《宋书·五行志》），似不知裹足，而但以方圆为别也。胡应麟因之，力主起于唐末五代之说，谓古人言妇人弓腰，而不言弓鞋，言纤腰而不言纤足。古人风俗如堕马、愁眉等妆，史传皆不绝书，而足独无明文，李白至以素足咏女子，则唐时尚未裹足明矣。此皆主弓足始于五代之说也。然伊世珍《郎记》谓马嵬老媪拾得太真袜以致富，其女名玉飞，得雀头履一只，长仅三寸。《诗话总龟》亦载明皇自蜀回，作杨妃所遗罗袜铭，曰：“罗袜罗袜，香尘生不绝。细细圆圆，地下得琼钩。窄窄弓弓，手中弄初月。”又如“脱履露纤圆，恰似同衾见时节。方知清梦事非虚，暗引相思几时歇。”又杜牧诗：“钿尺裁量减四分，纤纤玉笋裹轻云。”周达观引之以为唐人亦裹足之证。韩《さ子》诗云：“六寸肤圆光致致。”《花间集》词云：“慢移弓底绣罗鞋。”杨用修因之，并引六朝《双行缠》诗，所谓“新罗绣行缠，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好，独我知可怜。”以为六朝已裹足。不特此也，《杂事秘辛》载汉保林吴句足长八寸，胫跗丰妍，底平趾敛，约缣迫袜，收束微如禁中。《史记》云：临淄女子弹弦纟徒足。又云揄修袖，蹑利屣。利屣者，以首之锐言之也。则缠足之风，战国已有之。高江村《天禄识余》亦祖其说，谓弓足相传起于东昏侯使潘妃以帛缠足，金莲贴地，行其上，谓之步步生莲花，然石崇屑沉香为尘，使姬人步之无迹，已先之。而《史记》并有“利屣”之语，则裹足之风由来已久云云。此主弓足起于秦、汉之说也。是二说固皆有所据，然《郎记》及《诗话总龟》所云，恐系后人附会之词。而李白之咏素足则确有明据，即杜牧诗之“尺减四分”，韩诗之“六寸肤圆”，亦尚未纤小也。第诗家已咏其长短，则是时俗尚已渐以纤小为贵可知，至于五代乃盛行扎脚耳。《湛渊静语》谓程伊川六代孙淮居池阳，妇人不裹足，不贯耳，至今守之。陶九成《辍耕录》谓扎脚五代以来方为之。熙宁、元丰之间为之者犹少。此二说皆在宋、元之间，去五代犹未远，必有所见闻，固非臆说也。今俗裹足已遍天下，而两广之民惟省会效之，乡村则不裹。滇黔之倮苗、夷亦然。苏州城中女子以足小为贵，而城外乡妇皆赤脚种田，尚不缠裹。盖各随其风土，不可以一律论也。本朝康熙三年，有诏禁裹足，王大臣等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不得裹足，违者枷责流徙，十家长及该管官皆有罪（事见《蚓庵琐语》）。康熙七年，礼部奏罢此禁（事见《池北偶谈》）。此亦近事之不可不知者。
金凤染指俗以凤仙花染指，自宋已然。《癸辛杂识》：凤仙花，红者捣碎，入明矾少许，染指甲，用片帛缠定，过夜。如此三四次，则其色深红，洗涤不去，直至退甲，方渐失之。回回妇人多喜此云云。今俗则不特回回妇人也。
簪花今俗唯妇女簪花，古人则无有不簪花者。其见于诗歌，如王昌龄“茱萸插鬓花宜寿”，戴叔伦“醉插茱萸来未尽”，杜牧之“菊花须插满头归”，邵康节“头上花姿照酒卮”，梅圣俞《谢通判太博惠庭花》诗“欲插为之醉，惭但渐发星星”，东坡《吉祥寺赏牡丹诗》“年老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又《在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诗云：“头上花枝奈老何”，穆清叔”“共饮梨花下，梨花插满头”，陈无已“白发簪花我自羞”，黄山谷词“花向老人头上笑，羞羞，人不羞花花自羞”，陆放翁诗“儿童共道先生醉，折得黄花插满头”之类，不一而足。按《羯鼓录》：汝阳王随明皇游幸，常戴砑绡帽打曲，上摘槿花一朵簪之，舞山香一曲而花不落。是唐时已簪花也。宋真宗将东封，命陈尧叟为东京留守，马知节为大内都巡检使。驾未行，先宣入后苑赐宴，真宗与二公皆戴牡丹。旋令陈去所戴者，亲以头上一朵为陈簪之。又《盛事美谈》记真宗曲宴宜春殿，出牡丹百余盘，千叶者才十余朵，所赐止亲王宰臣。上特顾晁迥、钱文僖，各赐一朵。又故事，惟亲王宰臣则中使为插花，余皆自戴。一日侍宴，上特命中使为晁迥戴花，观者荣之。又《宋稗类编》记寇准侍宴，上特命以千叶牡丹簪之，曰：“寇准年少，正是赏花吃酒时也”。沈括已韩魏公镇扬州，适芍药生金缠腰四朵，延王歧公、王荆公、陈秀公开宴，各簪一枝，后四人俱为相。《司马温公家传》：公年二十登第，闻喜宴，独不簪花。同年曰：“君赐不可违也。”乃簪一花。《宋史》：颜师鲁充显仁后遗留使，至金，力辞簪花听乐。莫充贺金正旦使，赐宴日，以本朝忌辰，不敢簪花听乐。又陈随隐记：孟冬时享驾回，丞相以下皆簪花。姜夔有诗云：“六军文武浩如云，花簇头冠样样新。惟有至尊浑不带，尽分春色赐群臣。”“万数簪花薄御街，圣人先自景灵回。不知后面花多少，但见红云冉冉来。”杨诚斋诗：“赐花新剪茜香罗，遍乌纱未觉多。花重纱轻人更老，抬头不起奈春何。”则并簪剪彩之花矣。《古今诗话》：孙周翰童时，侍郡侯宴，适座客簪花，郡侯出对曰：“口吹杨叶成新曲。”韩对曰：“头戴花枝学后生。”此皆宋时簪花故实也。金赵秉文有《戴花》诗云：“人老易悲花易落，东风休近鬓边吹。”又元遗山诗云：“鬓毛不属秋风管，更拣繁枝插帽檐。”元人贡师泰诗云：“忽见草间长十八，众人分插帽檐前。”又黄庚诗：“插花归去蜂随帽。”《漱石闲谈》记，明成祖时迎春，监生当代为簪花，众皆畏缩。有邵者直前取花，为成祖簪之。傅维麟《明书》：武宗南巡回，至淮安，戎服簪花，鼓吹前导。则金、元以来亦尚有簪花之例矣。今制殿试传胪日，一甲三人出东长安门游街，顺天府丞例设宴于东长安门外，簪以金花，盖犹沿古制也。
妇人拜《礼》：妇人吉拜〔事〕，虽君赐肃拜。肃拜者，《周礼》太祝九拜之一。郑注谓俯下手，如今之扌壹。按推手曰揖，引手曰扌壹。肃拜如扌壹，正今俗妇人拢两手向下之礼也。惟妇人之拜跪与不跪，诸家之说纷纷。洪容斋等谓古礼妇人之拜本不跪，《战国策》苏秦至洛，其嫂匍匐四拜，自跪而谢，此畏惧之至，过为加礼，故特记史。《史记》周昌以易太子事谏高帝，吕后见昌为跪。此亦特为加礼，则非加礼不跪可知也。周天元帝诏曰：县命妇拜宗庙及天台，皆亻免伏如男子。欲妇人如男子拜，至特降诏书，则妇人本无拜跪之礼更可知也。此拜而不跪之说也。《清波杂志》则谓古之男女皆跪。古诗曰“长跪问故夫”是也。罗《鹤林玉露》亦引朱文公云：古者妇女以肃拜为正，两膝齐跪，手至地而头不下也。拜手亦然，古乐府所谓“伸腰再跪拜”也。此拜而必跪之说也。不知古人席地而坐，引身即为跪，则妇人拜亦未有不跪者。古诗“伸腰跪拜”正是实事。引身长跪，拢手向下，即是伸腰拜跪也。虽长跪而其拜则仅肃拜，不作男子俯伏之状。《朱子语录》所谓直身长跪，拜时亦只俯手如揖，便是肃拜。妇人首饰甚多，自难俯伏地上也。此席地而坐时，妇人有跪拜之礼也。迨后坐用床榻，则妇人之跪不便，故无复引身长跪之仪，而仅存拢手肃拜之礼，此所以有拜而无跪也。周天元特诏妇人如男子拜，是其时妇人久无跪拜之礼而知。而谓起于唐武后欲尊妇人，故不令拜跪，究属臆说也。（《宋史·王贻孙传》：太祖尝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而妇人不跪？”赵不能对。贻孙为言：古诗“长跪问故夫”，即妇人亦跪。唐武后时，妇人始拜而不跪。因以太和中张建章渤海国记为证。赵甚重之。亦见《玉壶清话》及《爱日斋丛钞》。）总之，席地而坐时，妇人拜必兼跪。坐用床榻后，妇人有拜无跪。以古诗“伸腰跪拜”及周天元之诏彼此参看，自可了然也。后世妇人肃拜行礼时，稍作鞠躬虚坐之状，此亦有所本。宋太祖问赵中令“何以男子跪，妇人不跪”。又明肃太后垂帘，欲被兖冕，亲祠太庙，薛简肃问：“陛下当为男子拜乎？”议遂止。是宋时妇人固亦无俯伏拜跪之礼。而《爱日斋丛钞》云：古者男子之拜，但如今之揖，则妇人之拜安得已如今之伏？今之男子以古男子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跪伏为稽首之容。今之妇人亦以古妇人之拜为揖，故其拜也，加之以拳曲虚坐之势。然则拳曲虚坐，亦自宋时已如此也。惟是妇之于舅姑，及命妇之于君后，自有不可以常礼为敬者。《隋志》：皇帝册后，后先拜后起。则隋时皇后受册，固跪拜矣。唐李涪《刊误》云：今郊天祭地，止于再拜，乃妇谒姑嫜，其拜必四。详其所自，初则再拜，次则跪献衣服，姑嫜跪而受之，当于此际授受多误，故四拜相属耳。则唐时妇初见舅姑亦跪拜矣。又王建宫词云：“射生宫女宿红状，请得新弓各自张。临上马时齐赐酒，男儿拜跪谢君王。”则唐时宫人于君后亦拜跪矣。盖家庭则舅姑，宫廷则君后，皆属至尊，自宜加礼，是以相沿至今，非此则仍肃拜也。
古人跪坐相类朱子作《跪坐拜说》寄白鹿洞诸生，谓古者坐与跪相类。汉文帝不觉膝之前于席，管宁坐不箕股，榻当膝处皆穿。诸所谓坐，皆跪也。盖以膝隐地，伸腰及股，危而不安者，跪也。以膝隐地，以尻着，而体便安者，坐也。今成都学所存文翁礼殿刻石诸像，皆膝地危坐，两隐然见于坐后帷裳之下，尤足证云，又《后汉书》向栩坐板床，积久板乃有膝踝足指之处。据此则古人之坐与跪，皆是以膝着地，但分尻着与不着耳。其有偃蹇伸脚而坐者，则谓之箕踞。《汉书·陆贾传》“尉佗箕踞”，颜师古注：伸其两脚如箕形。佛家盘膝而坐，则谓之趺坐，皆非古人常坐之法也。然则古人何以不尻着地，而为此危坐哉？盖童而习惯，遂为固然。犹今南人皆垂脚而坐，使之盘膝则不惯；北人多盘膝而坐，使之垂脚亦不惯也。（近日王西庄《十七史商榷》谓：古人危坐不伸脚，正如今所谓盘膝坐。则又误。盘膝坐则向栩、管宁榻上何以有膝髁痕耶？）
高坐缘起古人席地而坐，其凭则有几，《诗》所谓“授几有缉御”也；寝则有床，《诗》所谓“载寝之床”也。应劭《风俗通》：赵武灵王好胡服，作胡床。此为后世高坐之始。然汉时犹皆席地，文帝听贾谊语，不觉膝之前于席；暴胜之登堂坐定，隽不疑据地以示尊敬是也。至东汉末始斫木为坐县，其名仍谓之床，又谓之榻。如向栩、管宁所坐可见。又《三国·魏志·苏则传》文帝据床拔刀，《晋书》桓伊据胡床取笛作三弄，《南史》纪僧真诣江学攵，登榻坐，学攵令左右移吾床让客，狄当、周赳诣张敷就席席，敷亦令左右移床远客。此皆高坐之证。然侯景升殿，踞胡床，垂脚而坐，《梁书》特记之，以为殊俗骇观，则其时坐床榻，大概皆盘膝无垂脚者。至唐又改木榻，而穿以绳，名曰绳床。程大昌《演繁露》云：穆宗长庆二年十二月，见群臣于紫宸殿，御大绳床是也。而尚无椅子之名。其名之曰椅子，则自宋初始。《丁晋公谈录》：窦仪雕起花椅子二，以备右丞及太夫人同坐。王钅至《默记》：李后主入宋后，徐铉往见，李卒取椅子相待。铉曰：“但正衙一椅足矣。’李主出具宾主礼，铉辞，引椅偏，乃坐。张端义《贵耳录》：交椅即胡床也，向来只有栲栳样，秦太师偶仰背坠巾，吴渊乃制荷叶托首以媚之，遂号曰太师样。此又近日太师椅之所由起也。然诸书椅子犹或作倚字，近代乃改从椅，盖取桐椅字假借用之。至杌子、墩子之名，亦起于宋，见《宋史·丁谓传》及周益公《玉堂杂记》再拜、三拜、四拜、五拜古人拜，虽臣之于君，亦只再拜。《孟子》所谓“以君命将之，再拜稽首而受”是也。申包胥之九顿首，则以求救之切，本非常礼。至后周天元帝诏：诸应拜者，皆以三拜成礼。于是始有三拜。然唐李涪《刊误》谓，郊天祭地，止于再拜。是唐时郊庙尚只再拜。前明《会典》：臣见君行五拜礼，百官见亲王、东宫行四拜礼，子于父母亦四拜礼。盖仪文度数久则习以为常，成上下通行之具，故必须加隆以示差别，亦风会之不得不然诸也。（按《乐记》有“百拜”之语。古人之拜，只如今之鞠躬，故通计一席之间，宾主交拜繁数如此。注云：言百拜者，以喻其多也。）
上元张灯朱弁《曲洧旧闻》云：上元张灯，自唐时沿袭汉武祠太一自昏至明故事。梁简文有《列灯赋》，陈后主有《光壁殿遥咏灯山》诗，唐光天中东都设灯，迎三宫太后。是唐以前犹岁不常设。本朝太宗三元不禁夜，上元御端门，中元、下元御东华门。其后罢中元、下元二节，而上元游观之盛冠于前代矣。据此则上元张灯实盛于宋也。然唐诗已有“金吾不禁夜”之语，自是唐故事。
润笔隋郑译拜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高为制，戏曰：“笔干。”答曰：“出典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文，何以润笔？”此润笔二字所由也。然《北史》袁聿修为信州刺史，有善政，既去官，州人郑播宗等七百人敛缣帛数百匹，托中书侍郎李德林为文，以记功德。诏许之。则又在郑译之前。故洪容斋谓作文受谢，晋、宋以来已有之。而王《野客丛书》并谓：陈皇后失宠于武帝，以黄金百斤奉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悟主。此为润笔之始。其见于史书及载记者，唐《李邕传》：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受馈遗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未有邕者。故杜甫《八哀诗》李邕一首云：“干谒满其门，碑榜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织成。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唐书》：李华不甚著书，惟应人墓版传记及州县碑颂，时获金帛。柳公权善书，公卿贶遗巨万。主藏奴盗其所藏怀盂一箧，识如故。奴妄言叵测。公权笑曰：“银杯羽化矣。”不复诘，惟笔砚自秘之。李商隐记刘义持韩愈金去，曰：“此谀墓中人得耳，不如与刘君为寿。”刘禹锡《祭韩愈文》云：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皇甫为裴度作福光寺碑，度赠以车马绢彩甚厚。大怒曰：“碑三千字，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酬以九千匹。盖唐时风尚已如此。《玉壶清话》：李翰为和凝门生，同为学士。会凝作相，翰草制罢，悉取凝旧阁图书器玩而去，留一诗于榻云：“座主登庸归凤阙，门生批诏立鳌头。玉堂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润笔不？”欧阳公请蔡端明书《集古录序》，以鼠须栗尾笔、铜丝笔格、大小龙团茶、惠泉等物为赠。君谟笑其清而不俗。后闻欧得清泉香饼，惜其来迟：“使我润笔少此种物！”王禹玉作《庞颖公神道碑》，其家送金帛外，参以古法书名画三十种，杜荀鹤及第试卷其一也。张孝祥书多景楼扁，公库送银三百星，孝祥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合诸妓宴会，以红罗遍赏之。张端义《贵耳录》：席大光葬母，乞吴传朋书，预供六千缗为润笔。人言传朋之贫可脱矣，一夕而光死。此又可见宋时士大夫风尚。盖作文受谢，宋时并著为令甲。沈括《笔谈》记太宗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金人院，每朝谢日，移文督之。杨大年作寇莱公拜相麻词，有“能断大事，不拘小节”，莱公以为正得我胸中事，例外赠金百两。曰例外，则有常例可知也。蔡忠惠与欧阳公书曰：“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襄作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可乎？”亦见待诏书碑受馈之有例也。《祖无择传》：词臣作浩命，许受润笔物。无择与王安石同知制诰，安石辞一家所馈不获，乃置诸院梁上。安石忧去，无择用为公费，安石闻之不悦。翰林学士王寓《谢赐笔札记》云：宣和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一夕草四制，翼日有中使赍赐上所常御笔砚等十三事，紫青石研一方，琴光漆螺甸匣一，宣和殿墨二，斑竹笔一，金华笔格一，涂金镇纸天禄二，涂金研滴虾蟆一，贮粘｛麦曲｝涂金方奁一，镇纸象人二，荐研紫柏床一。周益公《玉堂杂记》：汤思退草刘婉仪进位贵妃制，高宗赐润笔钱几及万缗。赐砚尤奇。以宫禁中事命之草制，尚有如许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唐时虽未必有定制，然韩昌黎撰《平淮西碑》，宪宗以石本赐韩宏。宏寄绢五百匹，昌黎未敢私受，特奏取旨。又作《王用碑》，用男寄鞍马并白玉带，亦特奏取旨。杜牧撰《韦丹江西遗爱碑》，江西观察使许于泉寄彩绢三百匹，亦特奏闻。穆宗诏萧亻免撰《成德王士真碑》，亻免辞曰：“王承宗事无可书。又撰进后，例得贶遗，若黾勉受之，则非平生之志。”帝从其请。以区区文字馈遗，而辞与受俱奏请，则已为朝野通行之例亦可知也。其有不肯卖文及虽受馈而仍他施者，韦均之子持万缣诣韦贯之求铭其父，贯之曰：“吾宁饿死，岂忍为此哉！”白居易《修香山寺记》曰：“予与微之定交于生死之间，微之将薨，以墓志见托。既而元氏之老状其臧获舆马绫帛银鞍玉带之物，价当六七十万，为谢文之贽。予念平生分，贽不当纳，往返再三，讫不能得。不得已，回施此寺。凡此利益功德，应归微之。”又柳比善书，顾彦晖请书德政碑。比曰：“若以润笔为赠，即不敢从命。”《司空图传》：图隐居山中，王重荣父子雅重之，尝因作碑赠绢数千。图置虞乡市，听人取之，一日而尽。《容斋随笔》又记曾子开与彭器资为执友，彭之亡，曾为作铭。其子以金带缣帛为谢，却之再曰：“此文本以尽朋友之义，若以货见投，非足下所以事父执之义也。”《东坡集》亦有得润笔钱送与王子立葬亲之事。又元时胡汲仲贫甚，赵子昂为介罗司徒，请作其父墓铭，以钞百锭为润笔。汲仲怒曰：“我岂为宦官作墓铭耶！”是日无米，其子以情告，汲仲却愈坚。尝诵其送人诗“薄糜不继袄不暖，饥肠犹作钟球鸣”之句，谓人曰：“此吾秘密藏中休粮方也。”《明史·李东阳传》：东阳谢事后，颇清窘，有求碑志者，东阳欲却之。其子曰：“今日宴客，可使食无鲑菜耶？”东阳乃勉为之。亦可见其清节矣。然利之所在，习俗渐趋于陋。唐文宗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大官卒，其门如市，至有喧竞争致、不由丧家者。《侯鲭录》记王仲舒为郎中，谓马逢曰：“贫不可堪，何不寻碑志相救？”逢笑曰：“适见人家走马呼医，可立待也。”又明唐子畏有巨册一帙，自录所作文簿，面题曰“利市”，事见《戒庵漫笔》。此皆急于售文之陋也。杜少陵《送斛斯六官》诗：“故人南郡去，去索作碑钱。本卖文为活，翻令室倒悬。”又欧公《归田录》记馆阁撰文例有润笔，及其后也，遂有不依时送而遣人督索者。此又乞文吝馈者之陋也。
避讳避讳本周制，《左传》所谓“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是也。然周公制礼时，恐尚未有此。虽《金》有“以旦代某”之语，然《金》之真伪不可知，而祀文王之诗曰“克昌厥后”，戒农官之诗曰“骏发尔私”，皆直犯文、武之名。虽曰临文不讳，然临文者但读古书遇应讳之字不必讳耳，非谓自撰文词亦不必讳也。而周初之诗如此，则知避讳非周公制也。今以意揣之，盖起于东周之初。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鲁以献武废具敖。考数公之生，皆在西周，若其时已有避讳之例，岂肯故犯之而使他日改官及山川之名乎？想其命名时尚未有禁，及后避讳法行，乃不得不废官及山川名耳。孔门以后，习礼者益加讲求，如《礼记》所载嫌名不讳，二名不偏讳，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君所无私讳，大夫之所有公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之类，可谓情义兼尽。然朝廷之上，犹未有听以私讳避官名之制。故汉时孔安国为侍中，以王瑜名犯其私讳，不肯连署，求解官。有司以公所无私讳驳之，遂不许。至晋江统疏曰：“故事：祖父名与官同者，皆许改；若身与官同名，不在改选之例。但身没之后，子孙难以称其位号，宜听其一并回避。”诏从之。则是时已著为令甲矣。《宋史·贾黯传》：律载府号官称，犯祖父名而冒荣居之者，有罪。则并有不避讳而议罪之律矣。雍熙中，诏除官若犯私讳者，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以上，许用式奏改。则更有因私讳而改官之律矣。合而观之，盖自晋、六朝以至唐、宋无不以避讳著为律文也。其见于史传者：《宋书》范蔚宗为太子詹事，以父名泰，遂不拜。《陈书》孙奂欲以王廓为太子詹事，后主曰：“廓父名泰，不可为太子詹事。”《唐书》源乾曜迁太子少师，避祖名更授少傅。裴胄授京兆少尹，以父名不拜，换国子司业。萧俨拜太仆少卿，以父名不拜，徙太子右卫率。李涵为太子少傅，吕渭谓其父名少康，当避。《宋史》仁宗命胡瑗修国史，瑗以避祖名不拜。李建中直昭文馆，以父名昭恳辞，乃改集贤院。吕希纯擢著作郎，以父名公著，不拜，遂改授。此皆以私讳而改授官者也。（《宋史》：张亢授庆州，亢以父名余庆，力辞，不许。李若拙授太子赞善，若拙以父名光赞辞，不许避者。）晋咸和中，以王舒为会稽内史，舒以父名会，不拜，诏改会为郐。后唐以郭崇韬父名宏，乃改宏文馆为崇文馆。宋慕容延钊父名章，太祖乃授廷钊同中书门下三品，去平章二字。吴延祚亦以其父名章，授同中书门下三品。程元凤拜右正言兼侍讲，以祖讳辞，诏权以右补阙系衔。此因私讳而并为改官名者也。
张世南《游宦记闻》云：生曰名，死曰讳，世俗往往有台讳、尊讳之语，是称生人亦曰讳，乃不祥之甚也。今时俗口语亦尚多如此，不可不检。
嫌名嫌名不讳，韩昌黎《讳辨》已详论之。然隋文帝以父名忠，凡官名有中字，悉改为内，已著为令。至唐时讳嫌名者更多，贾曾擢中书舍人，以父名忠，引嫌不拜，议者引《礼》折之，始受。萧复为晋王行军长史，德宗以其父名衡，乃改为统军长史。则朝廷之上且为臣子避嫌名矣，毋怪乎李贺应进士举，当时流俗以其父名晋，遂同声訾议也。然《唐书》卫洙为郑颍观察使，洙以官号内有一字与臣家讳同，欲乞改授。诏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李奚传》：宦者摘奚疏中语犯顺宗嫌名，奚奏曰：“《礼》不讳嫌名。”不坐。则唐律本有嫌名不讳之条。
二名《旧唐书》：太宗诏曰：“依《礼》二名不偏讳，近代以来，两字兼避，废阙已多。自今官员人名、公私文籍，有世民二字不连续者，并不须讳。”是太宗之诏甚明，然唐人凡遇此二字，虽不连属者亦避之。避世为代，如代宗本世宗之称是也。避民为人，如民部改为户部，李安民改为李安人是也。惟虞世南不改世字，盖世南没于太宗时，正遵奉诏旨故耳。其后李世但称李，则当高宗时已讳世字也。
古人临文避讳之法司马迁之父名谈，故《史记》于张孟谈改作张孟同，赵谈改作赵同，此以同字代名也。有以他人之名犯庙讳，而但称其字者。如北齐以高欢先世有名泰者，故于宇文泰但称其小字黑獭；有名隐者，故于赵隐但称其字彦深。唐讳虎，故于石虎但称其字季龙；讳渊，故于刘渊但称其字元海，邓渊但称其字彦海；讳治，故于长孙稚但称其字承业（此并讳嫌名）是也。有以讳而改用文义相通之字以代之者。如汉明帝讳庄，而东汉人凡旧书所有庄字皆改为严，以鲁庄公为严公，楚庄王为严王，庄助、庄子陵皆改姓为严。王羲之之先讳正，法帖中正月皆作一月，或作初月。至唐时益踵其法，如改虎为武，渊为泉，又为深，世为代，民为人。因此并改古人之名，萧渊明为深明，李安民为安人。更以嫌名而改长孙稚名为幼，甚而别称虎曰猛兽，曰于菟。（《隋书》赵仲卿为政猛，时人谓之猛兽。《北史》又云：时人谓之于菟。）此皆以文义相同之字代用也。隋刘臻好食蚬，以父名显，乃改呼曰扁螺。此则以己之讳改物之名，殊觉可笑。东坡以其先讳序，凡为人作序皆用叙字，此又以音相同而义可通者代之。然或虽有同音之字而义无可通，则不免窒碍，近世缺点画之法，最为简易可遵矣。
逮事不逮事《礼记》：逮事父母则讳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则不讳王父母。此但讳祖名，而又以逮事不逮事为别也。然《礼》又云：既卒哭，以木铎犭旬，曰舍故而讳新。杜预注《左传》引之，以为舍亲尽之祖，而讳新者，自王父至高祖皆不敢斥其名，则讳当及五世矣。《吴志》：张昭著论，亦引逮事之义，谓六世亲属竭矣，则不必讳。周穆王名满，而后有王孙满；厉王名胡，而庄王之子亦名胡。此又讳及五世之证，则避私讳当以五世为断。（唐庙制：已祧不讳。故高宗讳治，而韩昌黎《湖州上表》内“治平日久”、“政治少懈”等句用治字甚多，盖宪宗时已祧高宗也。）
觌面犯讳六朝时最重犯讳。《南史》谢凤之子超宗，以刘道隆问其有凤毛，辄走匿不敢对。后超宗谓王僧虔子慈曰：“卿书何如虔公书？”答曰：“如鸡比凤。”超宗狼狈而退。盖各触父讳故也。殷钧尚永兴公主，公主憎之，每召入，满壁书其父睿名。钧辄流涕而去。《北史》：熊安生见徐之才、和士开二人，以之才讳雄，士开讳安，乃自称“触触生”。虽为当世所笑，然其时避讳之严，大概如此。董《燕闲常谈》云：许将知西京，有一吏白事云：“某钱若干，已有指挥许将来春充预买钱。”许厉声曰：“许将如何作得预买钱！”其人方悟。元绛知杭州，一吏白事：“合依元降指挥。”元拱手曰：“元绛何尝指挥？”吏惶恐而退。此未免觌面犯讳，故酬接时亦有不可不留意者，古人所以有入门问讳之礼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