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三竖子赵为秦所围，使平原君求救于楚，楚王未肯定从。毛遂曰：“白起，小竖子耳！兴师以与楚战，举鄢、郢，烧夷陵，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也。”是时，起已数立大功，且胜于长平矣。人告韩信反，汉祖以问诸将，皆曰：“亟发兵坑竖子耳！”帝默然。唯陈平以为兵不如楚精，诸将用兵不能及信。英布反，书闻，上召诸将间计，又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夫白起、信、布之为人，材能不可掩，以此三人为竖子，是天下无复有壮士也。毛遂之言，只欲激怒楚王，使之知合从之利害，故不得不以起为懦夫。至如高帝诸将，不过周勃、樊哙之俦。韩信因执而归，栖栖然处长安为列侯，盖一匹夫也，而哙喜其过己，趋拜送迎，言称臣，况于据有全楚万乘之地，事力强弱，安可同日而语？英布固尝言：“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则竖子之对，可谓勇而无谋，殆与张仪诋苏秦为反覆之人相似。高帝默然，顾深知其非也。至于陈平，则不然矣。若乃韩信谓魏将柏直为竖子，则诚然。柏直庸庸无所知名，汉王亦称其口尚乳臭，真一竖子也。阮籍登广武，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盖叹是时无英雄如昔人者。俗士不达，以为籍讥汉祖，虽李太白亦有是言，失之矣。
枢密称呼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执政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从官事体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发诸司公状不系衔，与安抚监司序官往还用大状不书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厅之类，皆杂著于令式。其朋载国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尚书丞郎、两省给谏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转运使副者，承前例须申报。虽职当统摄，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签案检，令通判以下具衔供申。”张咏以礼部尚书知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签案检。”从之。绍兴中，范同以前执政知太平州，官系中大夫不带职，申诸司状系衔。提刑张绚封还之，范竟不改。次年转太中，再任，始去之。刘焞为江西运判，移牒属郡知、通云：“请联衔具报。”迈时以太中守赣，以于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知饶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欲居其上，刘不校，赵又畏人议己，于是遇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权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饶州，自处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职，除直宝文阁，知赣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尽用从官礼数。黄涣为通判，入都厅，为之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为东省所缴，不得供职，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状至提刑司，不系衔，为邓驲碟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虽本路，并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提举宋藻穿戟门河殿，云渐东监司如何不得穿绍兴府门，将至厅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还。
九朝国史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缴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银牌使者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厩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省钱百陌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二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绢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民间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旧官衔冗赘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
吏胥侮洗文书郡县肯史，揩易簿案，乡司尤甚。民已输租税，朱批于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复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后拟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盖初书黄时全文，故宫告院据以为式，其制当尔。而告身全衔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予以语吏部萧照邻尚书曰：“如此则学士系衔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书谢表，当如何？”萧悚然。旋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来，则已改正，移职居官上，但减一“充”字，于行内微觉疏，其外印文，浓淡了无异，其妙至此。
宣告错误士大夫告命，间有错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
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自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
军中抵名为官绍兴以来，兵革务烦，军中将校除官者，大帅尽藏其告命，只语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没者，亦不关申省部除籍，或径以付他人，至或从白身便为郎、大夫者。杨和王为殿帅，罢一统领使归部，而申枢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许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转，续以战功积累，今为武显大夫，既已离军，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职位。”超诣院诉，而不能为之词。予检详兵房，为言曰：“一时冒与，自是主将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当得。若武翼之后，皆用军功，使其战死于阵，则性命须要超承当。今但当剋除不应得九官，而理还其余资，庶合人情，于理为顺。”两枢密甚然予说，即奏行之。
祸福有命秦氏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于是恶子之无俚者，恃告汗以进。赵超然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责汀州，吴仲宝以《夏二子传》流容州，张渊道以《张和公生日诗》几责柳而幸脱，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访何大圭，忽问：“君识天星乎？”答曰：“未之学。”曰：“岂不能认南方中夏所见列宿乎？”曰：“此却粗识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试仰观荧惑何在？”是时正见于南斗之西。后月余再相见，时连旬多阴，所谓火曜，已至斗魁之东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闻其语，固已竦然，明日来相访，曰：“吾曹元不洞晓天文，昨晚叶子廉见顾，言及于此，蹙頞云：‘是名魏星，无人能识，非荧惑也。’”予曰：“十二国星，只在牛、女之下，经星不动，安得转移？”圭曰：“乾象欲示变，何所不可？子廉云，‘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盖秦正封魏国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骇，不复敢酬应。他日，与谢景思、叶晦叔言之，且曰：“使迈为小人告讦之举，有所不能，万一此段彰露，为之奈何？”谢、叶曰：“可以言命矣！与是人相识，便是不幸，不如静以待之。”时岁在己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祸，乃始不恐。真宗北征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已亥，契凡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后来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鸩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宰相不次补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伉薨，时无他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次补。寇准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刚，难独任，乃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政，才一月，并命士安、准为相，而士安居上。旦、钦若各迁官而已。准在太宗朝已两为执政，今士安乃由侍从超用，惟辟作福，图任大臣，盖不应循循历阶而升也。
外制之难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其以敏捷称者，如韦承庆下笔辄成，未尝起草，陆初无思虑，挥翰如飞，颜荛草制数十，无妨谈笑，郑畋动无滞思，同僚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书于史策。其迟钝窘扰者，如陆余庆至晚不能裁一言，和闭户精思，遍讨群籍，与夫“斫（zhu$）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盖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广顺初，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顼代草制词也。项时为监察御史，亦责复州司户。自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段拂居官时，才还家即掩关谢客，畏其趣词命也。先公使虏归，除徽猷阁直学士，时刘才邵当制，日于漏舍嘱之，至先公出知饶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其他倩诿朋旧，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选者，不觉其难，殊与昔异。
文臣换武使祖宗之世，文臣换授武使，皆不越级。钱若水自枢密副使罢守工部侍郎，后除帅并州，乃换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维以尚书，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观察。庆历初，以陕西四帅方御夏、羌，欲优其俸赐，故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皆以枢密、龙图直学士换为廉车。自南渡以来，始大不然。张澄以端明学士，杨倓以敷文学士，便为节度。近者赵师夔、吴琚以待制而换承宣使，不数月间遇恩，即建节。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换观察使，皆度越彝宪，诚异恩也。
枢密称呼枢密使之名起于唐，本以宦者为之，盖内诸司之贵者耳。五代始以士大夫居其职，遂与宰相等。自此接于本朝，又有副使、知院事、同知院事、签书、同签书之别，虽品秩有高下，然均称为枢密。明道中，王沂公自故相召为检校太师、枢密使，李文定公为集贤相，以书迎之于国门，称曰“枢密太师相公”，予家藏此帖。绍兴五年，高宗车驾幸平江，过秀州，执政从行者四人，在前者传呼“宰相”，赵忠简也，次呼“枢密”，张魏公也，时为知院事，次呼“参政”，沈必先也，最后又呼“枢密”，则签书权朝美云。予为检详时，叶审言、黄继道为长贰，亦同一称。而二三十年以来，遂有知院、同知之目，初出于典谒、街卒之口，久而朝士亦然，名不雅古，莫此为甚。从官事体国朝优待侍从，故事体名分多与庶僚不同，然有处之合宜及肆意者。如任知州申发诸司公状不系衔，与安抚监司序官往还用大状不书年，引接用朱衣，通判入都厅之类，皆杂著于令式。其朋载国史者尚可考。大中祥符五年六月，诏：“尚书丞郎、两省给谏知州府，而本部郎中、员外郎及两省六品以下官充本路转运使副者，承前例须申报。虽职当统摄，方委于事权，而官有等差，宜明于品级。自今知制诰、观察使以上知州府处所申转运司状，并止签案检，令通判以下具衔供申。”张咏以礼部尚书知升州，上言：“臣官忝六曹，祠部乃本行司局，而例申公状，似未合宜。望自今尚书丞郎知州者，除申省外，其本行曹局，止签案检。”从之。绍兴中，范同以前执政知太平州，官系中大夫不带职，申诸司状系衔。提刑张绚封还之，范竟不改。次年转太中，再任，始去之。刘焞为江西运判，移牒属郡知、通云：“请联衔具报。”迈时以太中守赣，以于式不可，乃作公劄，同通判签书。刘邦翰曾任权侍郎，以朝议大夫、集英修撰知饶州。赵烨以承议郎提点刑狱，欲居其上，刘不校，赵又畏人议己，于是遇朝拜国忌日，先后行香。王十朋自侍御史徙权吏部侍郎，不拜，除集撰，知饶州，自处如庶官。林大中亦自侍御史改吏侍，不曾供职，除直宝文阁，知赣州，全衔犹带权知兼劝农事借紫，而尽用从官礼数。黄涣为通判，入都厅，为之不平。郑汝谐除权侍郎，为东省所缴，不得供职，而以秘撰知池州，公状至提刑司，不系衔，为邓驲碟问。唐瑑以司农少卿，王佐以中书检正，皆暂兼权户侍，及出知湖、饶二州，悉用朱衣双引。此数君皆失于讨问典章，非故为尊大也。陈居仁以大中、集撰知鄂州，只用一朱衣，盖在法，学士乃双引，人以为得体。迈顷守赣、建，官职与居仁等，而误用两朱，殊以自悔。又如监司见前执政，虽本路，并客位下马。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提举宋藻穿戟门河殿，云渐东监司如何不得穿绍兴府门，将至厅事，始若勉就客位者。主人亟令掖以还。
九朝国史本朝国史凡三书，太祖、太宗、真宗曰《三朝》，仁宗、英宗曰《两朝》，神宗、哲宗、徽宗、钦宗曰《四朝》。虽各自纪事，至于诸志若天文、地理、五行之类，不免烦复。元丰中，《三朝》已就，《两朝》且成，神宗专以付曾巩使合之。巩奏言：“五朝旧史，皆累世公卿、道德文学、朝廷宗工所共准裁，既已勒成大典，岂宜辄议损益。”诏不许，始谋纂定，会以忧去，不克成。其后神、哲，各自为一史，绍兴初，以其是非褒贬皆失实，废不用。淳熙乙巳，迈承乏修史，丙午之冬，成书进御，遂请合九朝为一，寿皇即以见属。尝奏云：“臣所为区区有请者，盖以二百年间典章文物之盛，分见三书，仓卒讨究，不相贯属。及累代臣僚，名声相继，当如前史以子系父之体，类聚归一。若夫制作之事，则已经先正名臣之手，是非褒贬，皆有据依，不容妄加笔削。乞以此奏下之史院，俾后来史官，知所以编缴之意，无或辄将成书擅行删改。”上曰：“如有未稳处，改削无害。”迈既奉诏开院，亦修成三十余卷矣，而有永思攒宫才役，才归即去国，尤袤以《高宗皇帝实录》为辞，请权罢史院，于是遂已。祥符中，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今不传。银牌使者金国每遣使出外，贵者佩金牌，次佩银牌，俗呼为金牌、银牌郎君。北人以为契丹时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殊不知此本中国之制，五代以来，庶事草创，凡乘置奉使于外，但给枢密院牒。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因李飞雄矫乘厩马，诈称使者，欲作乱，既捕诛之，乃诏自今乘驿者，皆给银牌，国史云始复旧制，然则非起于虏也。端拱二年复诏：“先是驰驿使臣给篆书银牌，自今宜罢之，复给枢密院牒。”
省钱百陌用钱为币，本皆足陌。梁武帝时，以铁钱之故，商贾浸以奸诈自破，岭以东，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大同元年，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之盛际，纯用足钱。天祐中，以兵乱窘乏，始令以八十五为百。后唐天成，又减其五。汉乾祐中，王章为二司使，复减三。皇朝因汉制，其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然诸州私用，犹有随俗至于四十八钱。太平兴国二年，始诏民间绢钱，定以七十七为百。自是以来，天下承用，公私出纳皆然，故名“省钱”。但数十年来，有所谓“头子钱”，每贯五十六，除中都及军兵俸料外，自余州县官民所当得，其出者每百才得七十一钱四分，其入者每百为八十二钱四分，元无所谓七十七矣。民间所用，多寡又益不均云。
旧官衔冗赘国朝官制，沿晚唐、五代余习，故阶衔失之冗赘，予固已数书之。比得皇祐中李端愿所书“雪窦山”三大字，其左云：“镇潼军节度观察留后、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刑部尚书、使持节华州诸军事、华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凡四十一字。自元丰以后，更使名，罢文散阶、检校官、持节、宪衔、勋官、只云“镇潼军承宣使”六字，比旧省去三十五，可谓简要。会稽禹庙有唐天复年越王钱镠所立碑，其全衔九十五字，尤为冗也。
吏胥侮洗文书郡县肯史，揩易簿案，乡司尤甚。民已输租税，朱批于户下矣，有所求不遂，复洗去之，邑官不能察，而又督理。比其持赤钞为证，则追逮横费，为害已深。此特小小者耳，台省亦然，予除翰林日，所被告命后拟云“可特授依前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盖初书黄时全文，故宫告院据以为式，其制当尔。而告身全衔亦云“告正奉大夫充翰林学士”，予以语吏部萧照邻尚书曰：“如此则学士系衔在官下，于故事有戾，今欲书谢表，当如何？”萧悚然。旋遣部主事与告院书吏至，乞借元告以去，明日持来，则已改正，移职居官上，但减一“充”字，于行内微觉疏，其外印文，浓淡了无异，其妙至此。
宣告错误士大夫告命，间有错误，如文官，则犹能自言，书铺亦不敢大有邀索。
独右列为可怜，而军伍中出身者尤甚。予检详密院诸房日，有泾原副都军头乞换授，而所持宣内添注“副”字，为房吏所沮，都头者不能自明。两枢密以事见付，予视所添字与正文一体，以自两枢曰：“使诉者为奸，当妄增品级，不应肯以都头而自降为副，其为写宣房之失，无可疑也。”枢以为然，乃为改正。武翼郎李青当磨勘，尚左验其文书，其始为“大李青”，吏以为罔冒，青无词以答。周茂振权尚书，阅其告命十余通，其一告前云“大李青”，而告身误去“大”字，故后者相承，只云“李青”，即日放行迁秩，且给公据付之。两人者几困于吏手，幸而获直。用是以知枉郁不伸者多矣！
军中抵名为官绍兴以来，兵革务烦，军中将校除官者，大帅尽藏其告命，只语以所居官，其有事故亡没者，亦不关申省部除籍，或径以付他人，至或从白身便为郎、大夫者。杨和王为殿帅，罢一统领使归部，而申枢密院云：“此人元姓名曰许超，只是校尉，偶有修武郎李立告，使之鼎名，因得冒转，续以战功积累，今为武显大夫，既已离军，自合依本姓名及元职位。”超诣院诉，而不能为之词。予检详兵房，为言曰：“一时冒与，自是主将之命。修武以前，固非此人当得。若武翼之后，皆用军功，使其战死于阵，则性命须要超承当。今但当剋除不应得九官，而理还其余资，庶合人情，于理为顺。”两枢密甚然予说，即奏行之。
祸福有命秦氏颛国得志，益厉刑辟，以箝制士大夫，一言语之过差，一文词之可议，必起大狱，窜之岭海，于是恶子之无俚者，恃告汗以进。赵超然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责汀州，吴仲宝以《夏二子传》流容州，张渊道以《张和公生日诗》几责柳而幸脱，皆是也。予教授福州日，因访何大圭，忽问：“君识天星乎？”答曰：“未之学。”曰：“岂不能认南方中夏所见列宿乎？”曰：“此却粗识一二。”大圭曰：“君今夕试仰观荧惑何在？”是时正见于南斗之西。后月余再相见，时连旬多阴，所谓火曜，已至斗魁之东矣，大圭曰：“使此星入南斗，自有故事。”予闻其语，固已竦然，明日来相访，曰：“吾曹元不洞晓天文，昨晚叶子廉见顾，言及于此，蹙頞云：‘是名魏星，无人能识，非荧惑也。’”予曰：“十二国星，只在牛、女之下，经星不动，安得转移？”圭曰：“乾象欲示变，何所不可？子廉云，‘后汉建安二十五年亦曾出。’”盖秦正封魏国公，圭意比之曹操。予大骇，不复敢酬应。他日，与谢景思、叶晦叔言之，且曰：“使迈为小人告讦之举，有所不能，万一此段彰露，为之奈何？”谢、叶曰：“可以言命矣！与是人相识，便是不幸，不如静以待之。”时岁在己巳，又六年，秦亡，予知免祸，乃始不恐。真宗北征真宗亲征契丹，幸澶渊，以成却敌之功，是时景德元年甲辰，决此计者，寇莱公也。然前五岁，当咸平二年已亥，契凡寇北边，上自将御之，至澶州、大名府，闻范廷召破虏于莫州北，乃还京。时张文定公、李文靖公为相，不知何人赞此决，而后来不传。用是以知真宗非宴安鸩毒而有所畏者，故寇公易以进言。
宰相不次补景德元年七月，宰相李伉薨，时无他相，中书有参知政事王旦、王钦若，不次补。寇准为三司使，真宗欲相之，患其素刚，难独任，乃先以翰林侍读学士毕士安为参政，才一月，并命士安、准为相，而士安居上。旦、钦若各迁官而已。准在太宗朝已两为执政，今士安乃由侍从超用，惟辟作福，图任大臣，盖不应循循历阶而升也。
外制之难中书舍人所承受词头，自唐至本朝，皆只就省中起草付吏，逮于告命之成，皆未尝越日，故其职为难。其以敏捷称者，如韦承庆下笔辄成，未尝起草，陆初无思虑，挥翰如飞，颜荛草制数十，无妨谈笑，郑畋动无滞思，同僚阁笔，刘敞临出局，倚马一挥九制，皆见书于史策。其迟钝窘扰者，如陆余庆至晚不能裁一言，和闭户精思，遍讨群籍，与夫“斫（zhu$）窗舍人”、“紫微失却张君房”之类，盖以必欲速成故也。周广顺初，中书舍人刘涛责授少府少监，分司西京，坐遣男顼代草制词也。项时为监察御史，亦责复州司户。自南渡以来，典故散失，每除书之下，先以省劄授之，而续给告，以是迁延稽滞。段拂居官时，才还家即掩关谢客，畏其趣词命也。先公使虏归，除徽猷阁直学士，时刘才邵当制，日于漏舍嘱之，至先公出知饶州，几将一月，犹未受告。其他倩诿朋旧，俾之假手者多矣。故膺此选者，不觉其难，殊与昔异。
文臣换武使祖宗之世，文臣换授武使，皆不越级。钱若水自枢密副使罢守工部侍郎，后除帅并州，乃换邓州观察使。王嗣宗以中丞、侍郎，李士衡以三司使，李维以尚书，王素以端明左丞，亦皆观察。庆历初，以陕西四帅方御夏、羌，欲优其俸赐，故韩琦、范仲淹、王沿、庞籍皆以枢密、龙图直学士换为廉车。自南渡以来，始大不然。张澄以端明学士，杨倓以敷文学士，便为节度。近者赵师夔、吴琚以待制而换承宣使，不数月间遇恩，即建节。师揆、师垂以秘阁修撰换观察使，皆度越彝宪，诚异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