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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神的午后 作者:于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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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为什么吗？”
他再次摇头，把我搂得更紧。
“因为他唱了好几遍你在除夕夜躺在雪地里唱过的那首歌——《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潜意识里，我想通过那件事证实自己是同性恋，给自己找一个喜欢你的理由。事实上，除了你，我没有喜欢过任何人，连暗恋也没有。我想，如果没有你，我既不是同性恋，也不可能是异性恋。”
“水妖！你是水妖！”他把我压倒在沙发上，将我的衬衫推至腋下。他的舌裹住我左侧的乳珠低喃着：“身上的痕迹没有了，脑子里也不许有……你要把那一刻的记忆全部抹掉……”
“没有！那时候，我脑子里根本没有他的影子！”我呻吟着：“……因为……我看到了你……”
齐歌目光朦胧的抬头看我：“你这个不折不扣的水妖！”
牧神的午后 正文 第14章结局
“你以为你那样做会让我难过？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要真有那么一天，我马上娶100个老婆，带着她们在你的墓前开音乐会，演奏曲目全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幽默曲。”他略作停顿，笑容中竟流露出绝望，“我倒要看一看，我们两个谁更难过！”
2002年8月，我和齐歌一起参加了伊扬波尔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得二重奏的特别奖。我的演奏不再生硬，因为我手中的小提琴被赋予了生命和感情。
2002年9月，我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回到北京，到齐歌所在的交响乐团做小提琴手，大部分演出节目是和齐歌搭档的小提琴二重奏。大型交响乐演出时，他是小提琴第一声部，我是第二声部，中间隔了几个人，但我感到他就在我身边。
刚回来的几个月，我住在家里，齐歌住团里的宿舍。后来，以他的名义从团里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我们共同支付，在“望京”买了一套小小的两居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同居生活。生活在一起几个月，我发现齐歌有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小习惯，也许是我以前没注意，也许是他新添的毛病。他有时会半夜起来到客厅吸烟，或是喝水。有一次我听到动静，睁开眼正对上他那双在月光下闪亮的黑瞳。我被吓得头皮发麻，问他干什么。他却振振有词的说：“你睡着的样子真难看，象死人一样。”我当时愣了有半分钟，睡着后不象死人的人，岂不是在梦游？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这毕竟不是什么令人难以忍受的恶习。
团里没有人知道我和齐歌的关系，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小提琴二重奏的搭档，乐团的小提琴手，关系不错的哥们儿，还是房主和房客。
我们终于明白，爱情不需要展示给别人看，要自己用心去感受。所谓光明正大的爱情，是无愧于心的坦荡。
孙琛毕业后去英国攻读硕士学位，这个要让自己的后代做文盲的人，似乎要替他的子女把上学该吃的苦全吃遍。马潇潇留在音乐学院做了老师，和他那位学音乐教育的伊人组成了教师之家，偶而会和我们几个老同学相约叙旧，谈起我和齐歌午夜十分在公寓浴室里上演的那出《三岔口》，我和齐歌相视而笑，温情在眼神间交汇。
刚回到北京时，我和骆格格见过一面。仅仅一面，再没有联系。
我向她致谢并代齐歌向她致歉，她拒绝了我的谢意，她说她是为了齐歌。
“我代他从你母亲那里要来你的地址，支持他去找你，不是我大方，是我希望他快乐，我希望他拉琴时仍有往日的神采飞扬。”她轻啜着咖啡，美丽优雅得如同真正的公主。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那段时间，系里合奏时他常挨教授骂，演奏时与整体脱节，还常常出错。”
“你信不信，他能把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拉得悲悲切切。”她抿着嘴轻笑，眼里却有无尽的感伤，“他那时根本不在状态。”
中粮广场星巴克咖啡屋里，马蒂尼的《爱情的喜悦》伴着“黄金海岸”的焦香在空气中飘荡……
“可以做朋友吗？”我发自内心的问。
“不可以！”她答得斩钉截铁，“我不会再和你们有任何联系，更不想看到那个人。”
“我说过我并不大方，而且我还很小气。”她站起身和我握手，“再见！永－不－再－见！”
望着骆格格远去的背影，我知道，她仍然深爱着齐歌。因为有爱，不忍相见。她会幸福的，因为她是一个优秀的女孩。而且，她是那么善良。
我的父母从我的脸上看到了快乐，他们以为是骆格格的原因，是她打到法国的电话解开了我的心结。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儿子爱上了一个同性的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以及所处的年代决定他们不会认同这种禁忌的爱。我宁愿让他们继续误会着。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结婚，因为我和我的伴侣认为，我们的爱情不需要婚姻这一纸空文来约束；我们也不会要孩子，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容不下任何第三者。我的父母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意见，毕竟，儿子自己感到幸福是最重要的。他们已经不再看重传宗接代。
我给double家里打过一次电话。一个年轻女人说：“他早就搬走了，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对于他，我还是那两个字：保重。
我与do乐队的其他人失去了联系，旧的手机号码成了空号。不论他们在哪里，我会为他们祝福，并且在心里感激他们。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他们接纳了我，我希望社会也能接纳他们。因为，不了解并不代表有权利轻视。
2003年元旦，马潇潇邀我们去母校的音乐厅欣赏新年音乐会。看着校园里那些拿着各种乐器匆匆而过的学生，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们。他们之间一定也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故事，音乐，欢笑，爱情和拳脚。
从音乐学院出来，长安街已经灯火通明。我和齐歌聊着我们的学生时代，走上复兴门立交桥。
俯瞰着桥下的滚滚车流，我对齐歌说：“以前我一个人从这里走过时，总是忍不住地想，从这里跳下去，是被车轧死的概率大还是摔死的概率大。”
齐歌用探究的眼神注视我良久，缓缓地说：“那你就跳下去试试。”
我刚想笑，手腕却被他猛然攫住，滚烫的掌心紧贴我腕上的伤疤。
因为第二天晚上有演出，团长慈悲免去一个白天的排练，我洗澡便刻意洗得认真些。等我从浴室出来时，齐歌已经躺下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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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为什么吗？”
他再次摇头，把我搂得更紧。
“因为他唱了好几遍你在除夕夜躺在雪地里唱过的那首歌——《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潜意识里，我想通过那件事证实自己是同性恋，给自己找一个喜欢你的理由。事实上，除了你，我没有喜欢过任何人，连暗恋也没有。我想，如果没有你，我既不是同性恋，也不可能是异性恋。”
“水妖！你是水妖！”他把我压倒在沙发上，将我的衬衫推至腋下。他的舌裹住我左侧的乳珠低喃着：“身上的痕迹没有了，脑子里也不许有……你要把那一刻的记忆全部抹掉……”
“没有！那时候，我脑子里根本没有他的影子！”我呻吟着：“……因为……我看到了你……”
齐歌目光朦胧的抬头看我：“你这个不折不扣的水妖！”
牧神的午后 正文 第14章结局
“你以为你那样做会让我难过？我不会让你得逞的。要真有那么一天，我马上娶100个老婆，带着她们在你的墓前开音乐会，演奏曲目全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幽默曲。”他略作停顿，笑容中竟流露出绝望，“我倒要看一看，我们两个谁更难过！”
2002年8月，我和齐歌一起参加了伊扬波尔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得二重奏的特别奖。我的演奏不再生硬，因为我手中的小提琴被赋予了生命和感情。
2002年9月，我完成了在法国的学业回到北京，到齐歌所在的交响乐团做小提琴手，大部分演出节目是和齐歌搭档的小提琴二重奏。大型交响乐演出时，他是小提琴第一声部，我是第二声部，中间隔了几个人，但我感到他就在我身边。
刚回来的几个月，我住在家里，齐歌住团里的宿舍。后来，以他的名义从团里的住房公积金贷款、我们共同支付，在“望京”买了一套小小的两居室，开始了朝夕相处的同居生活。生活在一起几个月，我发现齐歌有一些我以前不知道的小习惯，也许是我以前没注意，也许是他新添的毛病。他有时会半夜起来到客厅吸烟，或是喝水。有一次我听到动静，睁开眼正对上他那双在月光下闪亮的黑瞳。我被吓得头皮发麻，问他干什么。他却振振有词的说：“你睡着的样子真难看，象死人一样。”我当时愣了有半分钟，睡着后不象死人的人，岂不是在梦游？不过，我很快就习惯了。这毕竟不是什么令人难以忍受的恶习。
团里没有人知道我和齐歌的关系，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小提琴二重奏的搭档，乐团的小提琴手，关系不错的哥们儿，还是房主和房客。
我们终于明白，爱情不需要展示给别人看，要自己用心去感受。所谓光明正大的爱情，是无愧于心的坦荡。
孙琛毕业后去英国攻读硕士学位，这个要让自己的后代做文盲的人，似乎要替他的子女把上学该吃的苦全吃遍。马潇潇留在音乐学院做了老师，和他那位学音乐教育的伊人组成了教师之家，偶而会和我们几个老同学相约叙旧，谈起我和齐歌午夜十分在公寓浴室里上演的那出《三岔口》，我和齐歌相视而笑，温情在眼神间交汇。
刚回到北京时，我和骆格格见过一面。仅仅一面，再没有联系。
我向她致谢并代齐歌向她致歉，她拒绝了我的谢意，她说她是为了齐歌。
“我代他从你母亲那里要来你的地址，支持他去找你，不是我大方，是我希望他快乐，我希望他拉琴时仍有往日的神采飞扬。”她轻啜着咖啡，美丽优雅得如同真正的公主。
她的声音低了下去：“那段时间，系里合奏时他常挨教授骂，演奏时与整体脱节，还常常出错。”
“你信不信，他能把德沃夏克的《幽默曲》拉得悲悲切切。”她抿着嘴轻笑，眼里却有无尽的感伤，“他那时根本不在状态。”
中粮广场星巴克咖啡屋里，马蒂尼的《爱情的喜悦》伴着“黄金海岸”的焦香在空气中飘荡……
“可以做朋友吗？”我发自内心的问。
“不可以！”她答得斩钉截铁，“我不会再和你们有任何联系，更不想看到那个人。”
“我说过我并不大方，而且我还很小气。”她站起身和我握手，“再见！永－不－再－见！”
望着骆格格远去的背影，我知道，她仍然深爱着齐歌。因为有爱，不忍相见。她会幸福的，因为她是一个优秀的女孩。而且，她是那么善良。
我的父母从我的脸上看到了快乐，他们以为是骆格格的原因，是她打到法国的电话解开了我的心结。我知道他们不可能接受他们的儿子爱上了一个同性的事实，他们所受的教育、经历以及所处的年代决定他们不会认同这种禁忌的爱。我宁愿让他们继续误会着。我告诉他们我不会结婚，因为我和我的伴侣认为，我们的爱情不需要婚姻这一纸空文来约束；我们也不会要孩子，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容不下任何第三者。我的父母对此并没有太多的意见，毕竟，儿子自己感到幸福是最重要的。他们已经不再看重传宗接代。
我给double家里打过一次电话。一个年轻女人说：“他早就搬走了，不知道住在什么地方。”对于他，我还是那两个字：保重。
我与do乐队的其他人失去了联系，旧的手机号码成了空号。不论他们在哪里，我会为他们祝福，并且在心里感激他们。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是他们接纳了我，我希望社会也能接纳他们。因为，不了解并不代表有权利轻视。
2003年元旦，马潇潇邀我们去母校的音乐厅欣赏新年音乐会。看着校园里那些拿着各种乐器匆匆而过的学生，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我们。他们之间一定也上演着各式各样的故事，音乐，欢笑，爱情和拳脚。
从音乐学院出来，长安街已经灯火通明。我和齐歌聊着我们的学生时代，走上复兴门立交桥。
俯瞰着桥下的滚滚车流，我对齐歌说：“以前我一个人从这里走过时，总是忍不住地想，从这里跳下去，是被车轧死的概率大还是摔死的概率大。”
齐歌用探究的眼神注视我良久，缓缓地说：“那你就跳下去试试。”
我刚想笑，手腕却被他猛然攫住，滚烫的掌心紧贴我腕上的伤疤。
因为第二天晚上有演出，团长慈悲免去一个白天的排练，我洗澡便刻意洗得认真些。等我从浴室出来时，齐歌已经躺下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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