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锄下有火 作者:孢子叶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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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用考虑下手轻重。
可是尽管她自己和周晟然的伤都并无大碍，工作队的工作却遇到了大问题。
负责算账核对的工作队员们既然已经估算出来了去向不明的“斗争果实”的价值，接下来就是向高家村的干部们“讨债”的时候了。这下儿可把高家村的干部们吓得要命，毕竟之前向地主讨要他们侵吞贫农的财产、多收的租子和少给的工钱时，那些积极响应的群众可是把地主们都狠狠打了一顿而后“扫地出门”了的。
干部们可不想被“扫地出门”，而且他们更无法理解，就算是在个别时候多拿了点儿“斗争果实”，可他们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欠下了那么一大笔债呢？每个干部都不觉得自己欠了其他群众这么多东西，却也说不出来究竟是谁欠了其中的大头。如果说是那极少数以权谋私的干部做的，可实际上再怎么查，他们家里也找不出来价值这么多粮食的东西。那么这些价值颇高的“斗争果实”到底去哪儿了呢？
正当工作队员们秉公无私、高家村的干部们人人自危时，从外面却传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解放区政府认为高家村工作队的做法不合适，特意派人来纠正工作队的错误。
派来的徐明新同志大约有三十来岁、戴着眼镜，是一个临时从别的工作队调来、富有经验的干部。她一到高家村就跟工作队员们强调了，工作队到高家村复查土改，应当是对于高家村的干部们之前所做不合适的地方进行纠正，而不是把他们都赶下台。并且，她也向工作队员们说明了，根据之前高家村村公所递交的档案，高家村在清算地主和分地方面并没有严重的问题，应当属于二类村，所以直接解散高家村党支部是不合适的。
徐明新从村公所找到了之前高家村的干部们所做的调查记录，给工作队员们详细分析了为什么高家村应该是二类村而非三类村。听完她的解释之后，那些来自解放区大学的工作队员们——尤其是刘绪峰和杨成林——都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她们一上来就认定高家村是三类村的做法，的确是过于武断了，而且她们竟然完全忽视了之前村公所的档案，就这样一刀切地把高家村的干部们之前所做的工作都视为无效了！
坐在之前高家村村公所的村长办公室里，这些年轻人们个个都恨不得时间倒回去一个月，干脆让他们别来这儿得好——他们原本要为高家村的群众办好事儿，却实际上把事儿办坏了。
作为工作队的队长，刘绪峰勉强稳定住自己内心因为愧疚而引发的激动，对徐明新问道：“徐同志，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徐明新没有急着给她指明方向，反而问了回去：“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看到在座的工作队员们都没搭腔，她便接着说道，“现在高家村的党支部已经解散了，但党员却都还在，之前的干部也都在。”
刘绪峰想了想，小声问道：“那是不是应该先恢复之前的村公所和农会？”
她企盼地看着徐明新，而徐明新被她看了一会儿，才有些无奈地说道：“你怎么会问我呢？我是来帮你们的，又不是来领导你们的。刘同志，你作为队长，是不是应该跟你的队员们商量商量呢？”
听了这话，刘绪峰才反应过来。她刚刚被刺激得太重了，一时间都没了主见，现在终于是想起来了这个工作队队长该怎么当。而其他队员也反应过来了要进行民主讨论，于是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样一番讨论下来，工作队终于确定了之后的计划：立刻恢复高家村党支部、村公所和农会，停止工作队对高家村干部们的经济审查，而改为让高家村代表大会对他们进行检查和监督。
作者有话要说： pcr又没p出来，感觉自己要gg了……
告别生科，走上人生巅峰（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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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olibsp;pathway果真是各大高校生物细大二的保留项目（笑哭.jpg）
杀杀生科党的锐气……
☆、第一百四十七章：错误包扎
工作队之前的工作被指出是不合理的，这让“多数派”的队员们都很气馁，连带着整个工作队的士气都不太高涨。不过这种暂时的低落，也促使工作队员们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哪方面做得对？哪方面做错了？对于那些做错了的地方，又是为什么做错的？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看到这些年轻人开始思考和总结经验，徐明新感到很满意。她和这些解放区大学的学生们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甚至她从前就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然而在她的学生时代，徐明新看到了封建贵族和买办资本对劳苦大众的迫害，意识到了封建地主的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就像这个时代的其他那些“觉醒”的知识分子一样，她和她的旧阶级决裂，而学习了马列主义，认识到了要想让大家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唯有联合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在这一点上，她和工作队里的其他知识分子干部们如出一辙。
然而，和那些解放区的学生们不同的是，徐明新比这些年轻人更有工作经验。她也遇到过和刘绪峰、杨成林她们类似的问题，也十分清楚地知道，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洗去他们身上“旧阶级的烙印”。因此，她也明白这些年轻人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会是必然的，而他们如果改正错误，就足以成为一些对人民群众、对革命都更有用的干部。
不过，在这个工作队里，也不是每个队员的情况都在她的意料之中的。徐明新从一开始就发现其中一个工作队员与其他人不太相同——兴许只是因为她长得比较好看，或者是因为她在大冬天里却穿着单布鞋，又或者是因为她的左手上缠着绷带——总之她觉得这个干部有点儿不一样。
在工作队员们讨论的时候，徐明新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秋穆。通过队员们之间的交流，她已经得这秋穆是高家村工作队里唯一的农村干部，然而——真令人奇怪啊是不是——她却觉得这个人是她曾经在哪里见过的。
或许只是在别的哪个工作队里见过吧，这倒也没什么重要。不过在工作队散会后，徐明新又看了看秋穆包扎得很密实的左手手腕，走上去问道：“哎，同志，你的手是怎么了？”
秋穆看这位解放区派下来协助他们的干部对她表示关心，也觉得有点儿惊讶：“哦，就是昨天晚上不小心划到了，出了点儿血。”
“出血的情况严重吗？”徐明新问道，“你别见怪，我之前学过一些医学。你这个包扎方法可不对，长期这么扎着可是阻碍静脉血回流的。”
“啊，这我倒没注意，其实扎得也不算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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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不用考虑下手轻重。
可是尽管她自己和周晟然的伤都并无大碍，工作队的工作却遇到了大问题。
负责算账核对的工作队员们既然已经估算出来了去向不明的“斗争果实”的价值，接下来就是向高家村的干部们“讨债”的时候了。这下儿可把高家村的干部们吓得要命，毕竟之前向地主讨要他们侵吞贫农的财产、多收的租子和少给的工钱时，那些积极响应的群众可是把地主们都狠狠打了一顿而后“扫地出门”了的。
干部们可不想被“扫地出门”，而且他们更无法理解，就算是在个别时候多拿了点儿“斗争果实”，可他们怎么就在不知不觉中欠下了那么一大笔债呢？每个干部都不觉得自己欠了其他群众这么多东西，却也说不出来究竟是谁欠了其中的大头。如果说是那极少数以权谋私的干部做的，可实际上再怎么查，他们家里也找不出来价值这么多粮食的东西。那么这些价值颇高的“斗争果实”到底去哪儿了呢？
正当工作队员们秉公无私、高家村的干部们人人自危时，从外面却传来了一个不妙的消息：解放区政府认为高家村工作队的做法不合适，特意派人来纠正工作队的错误。
派来的徐明新同志大约有三十来岁、戴着眼镜，是一个临时从别的工作队调来、富有经验的干部。她一到高家村就跟工作队员们强调了，工作队到高家村复查土改，应当是对于高家村的干部们之前所做不合适的地方进行纠正，而不是把他们都赶下台。并且，她也向工作队员们说明了，根据之前高家村村公所递交的档案，高家村在清算地主和分地方面并没有严重的问题，应当属于二类村，所以直接解散高家村党支部是不合适的。
徐明新从村公所找到了之前高家村的干部们所做的调查记录，给工作队员们详细分析了为什么高家村应该是二类村而非三类村。听完她的解释之后，那些来自解放区大学的工作队员们——尤其是刘绪峰和杨成林——都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她们一上来就认定高家村是三类村的做法，的确是过于武断了，而且她们竟然完全忽视了之前村公所的档案，就这样一刀切地把高家村的干部们之前所做的工作都视为无效了！
坐在之前高家村村公所的村长办公室里，这些年轻人们个个都恨不得时间倒回去一个月，干脆让他们别来这儿得好——他们原本要为高家村的群众办好事儿，却实际上把事儿办坏了。
作为工作队的队长，刘绪峰勉强稳定住自己内心因为愧疚而引发的激动，对徐明新问道：“徐同志，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徐明新没有急着给她指明方向，反而问了回去：“那你觉得该怎么办呢？”看到在座的工作队员们都没搭腔，她便接着说道，“现在高家村的党支部已经解散了，但党员却都还在，之前的干部也都在。”
刘绪峰想了想，小声问道：“那是不是应该先恢复之前的村公所和农会？”
她企盼地看着徐明新，而徐明新被她看了一会儿，才有些无奈地说道：“你怎么会问我呢？我是来帮你们的，又不是来领导你们的。刘同志，你作为队长，是不是应该跟你的队员们商量商量呢？”
听了这话，刘绪峰才反应过来。她刚刚被刺激得太重了，一时间都没了主见，现在终于是想起来了这个工作队队长该怎么当。而其他队员也反应过来了要进行民主讨论，于是纷纷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样一番讨论下来，工作队终于确定了之后的计划：立刻恢复高家村党支部、村公所和农会，停止工作队对高家村干部们的经济审查，而改为让高家村代表大会对他们进行检查和监督。
作者有话要说： pcr又没p出来，感觉自己要gg了……
告别生科，走上人生巅峰（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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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杀生科党的锐气……
☆、第一百四十七章：错误包扎
工作队之前的工作被指出是不合理的，这让“多数派”的队员们都很气馁，连带着整个工作队的士气都不太高涨。不过这种暂时的低落，也促使工作队员们对自己的工作进行反思——哪方面做得对？哪方面做错了？对于那些做错了的地方，又是为什么做错的？有什么改进的方法？
看到这些年轻人开始思考和总结经验，徐明新感到很满意。她和这些解放区大学的学生们一样，都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甚至她从前就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然而在她的学生时代，徐明新看到了封建贵族和买办资本对劳苦大众的迫害，意识到了封建地主的生产方式对于社会发展的阻碍。就像这个时代的其他那些“觉醒”的知识分子一样，她和她的旧阶级决裂，而学习了马列主义，认识到了要想让大家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唯有联合广大工农群众进行革命。在这一点上，她和工作队里的其他知识分子干部们如出一辙。
然而，和那些解放区的学生们不同的是，徐明新比这些年轻人更有工作经验。她也遇到过和刘绪峰、杨成林她们类似的问题，也十分清楚地知道，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够洗去他们身上“旧阶级的烙印”。因此，她也明白这些年轻人的错误在一定程度上会是必然的，而他们如果改正错误，就足以成为一些对人民群众、对革命都更有用的干部。
不过，在这个工作队里，也不是每个队员的情况都在她的意料之中的。徐明新从一开始就发现其中一个工作队员与其他人不太相同——兴许只是因为她长得比较好看，或者是因为她在大冬天里却穿着单布鞋，又或者是因为她的左手上缠着绷带——总之她觉得这个干部有点儿不一样。
在工作队员们讨论的时候，徐明新一直在默默地观察秋穆。通过队员们之间的交流，她已经得这秋穆是高家村工作队里唯一的农村干部，然而——真令人奇怪啊是不是——她却觉得这个人是她曾经在哪里见过的。
或许只是在别的哪个工作队里见过吧，这倒也没什么重要。不过在工作队散会后，徐明新又看了看秋穆包扎得很密实的左手手腕，走上去问道：“哎，同志，你的手是怎么了？”
秋穆看这位解放区派下来协助他们的干部对她表示关心，也觉得有点儿惊讶：“哦，就是昨天晚上不小心划到了，出了点儿血。”
“出血的情况严重吗？”徐明新问道，“你别见怪，我之前学过一些医学。你这个包扎方法可不对，长期这么扎着可是阻碍静脉血回流的。”
“啊，这我倒没注意，其实扎得也不算很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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