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5章 王霸道杂之
第125章 王霸道杂之
汉朝初年。
刘邦别的不说，只看到刘恒养马三十万匹、又鼓励民间养马，就激动地一拍大腿：“战马好啊！”大汉自建立以来，就饱受缺马的困扰，而缺马的问题反映到对外作战上，就是总是被匈奴溜着走，只能防守，而难以主动出击。
那个武帝的好孙子能够将匈奴打成那样，必然已经解决了——起码暂时解决了缺少战马的问题，不然，汉军出塞就是一个大问题。
而缺马的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刘恒的马政就是关键一步，纵使这三十万匹马并非都是战马，那也很好了。
汉朝，景帝年间。
前两个政策，“入粟拜爵”和“募民实边”，都是晁错的上书，一时间让刘启有些陷入回忆。
不过，现在的军功集团，早已不再是之前那个耀武扬威的军功集团了。
想到这里，他又想起那个征伐匈奴的汉武帝，是他看重的太子刘彻，不由心情更加好了起来，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效的，削弱军功集团，控制诸侯王，这些举措都给日后的大汉造就了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
只有没有后顾之忧，刘彻才能那般与匈奴进行暴烈的战争。
宋朝，开宝元年。
赵匡胤叹道：“造就辉煌功业的时代固然值得瞩目，但在此之前，为这些功业做了深厚累积的，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功业。”
汉武的辉煌让人炫目，也让认无法不为之心动，不论他的评价到底是正面是负面，是明君圣德还是暴君好功，他都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存在。
当然，这不是说文帝就让人忽视了——作为三代之后的第一贤君，刘恒的存在感一样强，而名声还要远胜刘彻。
但，关于刘恒的评价，同样也被局限于他的贤君爱民，仁德治世，对于他的武力方面，却甚少有人论述。
这样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忽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原因都在于做出评价的人的倾向：不推崇武力，更推崇仁德，更向往“三代”、或者说，书中的三代。
赵匡胤提起这件事，也不只是一时感叹，他更关注这样评价背后的思想倾向。文帝的仁德很好，但大宋需要的不只是仁德，更需要文帝那般为军事不断做出准备的政策！需要的不只是休养生息，更需要休养生息之后的目的！
而从增加对刘恒这方面政策的赞评就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除去匈奴外，刘恒对周边各国，包括南越和朝鲜，都采取和平防御的政策。
因为汉朝当时的国力问题，以及匈奴的虎视眈眈，刘恒和南越、朝鲜和平往来，进行经济贸易，维持了边防的稳定，也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让他们得以全心进行生产作业。
“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秦朝。
嬴政眯了眯眼睛：“南越……”
按照天幕中的发展，自己必然是派人去征伐南越的，最终大约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就是在自己在时，南越应当是向大秦称臣的。
但等到这个汉朝，不仅河套等地被匈奴占据，南越和朝鲜这两个属国也都独立出去、不再称臣了吗？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对于自己的政策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百姓能够烟火万里，粟能够低至十馀钱，不正是对自己的最大肯定和赞美吗！
至于说南越和朝鲜，没办法，大汉如今的情况摆在这里，实在不是轻动刀兵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把国力发展起来，为此，他都可以容忍一些诸侯和功臣集团的小动作。
只要大汉发展起来，只要能够国力强盛起来，不论是内部的诸侯、功臣集团，还是外部的匈奴、南越等，都会被逐一解决掉的。
起码，启儿就不是一个会容忍诸侯和功臣们作威作福的皇帝。
刘恒脸上笑意不改，温和平淡。
【总体而言，刘恒依据黄老之学，施行“无为而治”，鼓励民间的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减少对外战争的次数，废除苛刻刑罚，对商人买卖解禁，又对诸侯王和列侯功臣们总体上采取一种较为宽和的态度。
这样的做法，让汉朝的人口继续恢复，在他在位的末期，“民近战国”，经过秦末楚汉的人口，总算有所恢复。】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脸上的笑意真实了一些，嘴角的弧度都更大了一点。
大汉的问题仅仅是粮食、经济、或者与缺乏战马之类的吗？不，大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人口稀少，虽然并没有少到最紧张的地步，但同样非常严重。
稀少的人口，让大汉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粮食储备，也无法组织起对匈奴的有力反击，这么些人口，忙着耕种、修建各处水利设施都来不及，哪能抽出大量来对外作战？
大汉的人口确实比匈奴要多，但大汉的性质与匈奴又怎能相同？
而他登基以来，最大的治国目标就是能够恢复大汉的国力，等到他在位末期，能够让人口恢复至秦朝左右，就是他成功让大汉国力恢复的一个证明。
看到这里，刘恒感觉自己对改正朔、易服色等事情突然起了极大的兴趣——有这样的天命在身，朕自当承担起为大汉订立礼制的责任！
汉朝初年。
刘邦松了口气：“可以可以。”
他掰着指头算了算时间，虽然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刘盈死亡的年龄还是已经明确的，既然如此，再估摸一下吕雉的寿数，以及刘襄兄弟在刘恒登基一两年后先后离世，这么一算，大汉恢复战国秦朝时的人口的时间，离得也不算太远。
既然这样，他就可以放心了，大汉需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不过，既然如此，那么大汉的情况就已经基本能够支撑起一些战争了，就算刘恒的太子继位后要处理诸侯王和功臣集团的问题，也不应当拖到再下一个皇帝才开始进攻匈奴啊？
刘邦的脸色不对起来。
这么算来，难道他这个儿子的继承人在寿数上有所不足？
【而在刘恒在位期间，除了贾谊外，还有一个人，同样对汉朝的政策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人就是晁错，刘恒在位时期担任太子家令，先前提到的“入粟拜爵”和“募民实边”两个政策，皆由他提出。晁错并不如贾谊一般，是一个地道的儒家人士——虽然汉朝时期的儒家与后世的儒家，有着天差地别。
晁错在早期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没错，就是法家思想。
虽然汉朝大部分人都认为，秦朝的灭亡与法家有着莫大关系，但法家也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依旧维持着一定活力。
而纵观汉朝，除了初期坚定任用黄老之外，其余时间绝不是单一任用一家学说，而是择其优劣，既有“儒皮法骨”，又有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定论。
此后，法家的思想观念一直有所传承，虽然未必是挂着法家的名号。】
秦朝。
嬴政眉头都没有动一下，天幕中内容的意思，与先前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秦朝的制度过于暴虐苛刻——他并不意外。
倒是汉朝后来的这个方式确实有可取之处，王霸道杂之吗？儒家确实也有些能用的地方。
不过，观天幕之意，法家的思想、或者说手段等方面确实传承了下去，但名字已经不再是法家，那还能是谁？儒皮法骨，只有儒家了。
始皇帝看向了李斯，果不其然，李斯正在咬牙切齿。
李斯察觉到了皇帝的目光，但他这时已经完全顾不上了，左右皇帝也不会因为他此时的失态而对他进行惩戒，那他何必压抑自己呢。
儒家！儒家那群不要脸的家伙！
嘴上说的好听，仁义道德，各个将其奉为圭臬，还以此来指责他法家残暴没有人性——那你们呢？你们做到仁义道德了吗？
若是做到了仁义道德，怎么还能厚颜无耻地将他法家的理论据为己有、冠上儒家的名号？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你们整天将礼制挂在嘴边，自己没有礼制，怎么还不知道一死以示清白？
别说是什么后世儒家的问题——要他看，问题就出在现在这些根子上！
想着想着，他又突然诡异地找到了平衡：看吧，看吧，看看你们的徒子徒孙，把你们现在坚持的儒家都变成了什么样子？日后的儒家理论，你们看到了，怕也是不敢认的。若是让你们看了，不知道会不会气出个好歹来。
李斯不无恶意地揣测着。
汉朝初年。
刘邦满面赞赏，看样子差点起来高歌一曲以示赞赏和激动。
“这就对了嘛，乃公就说，怎么能只依靠一种学说治国呢？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需求，只用一种，迟早会出现问题。”
秦朝不正是如此吗？法家之前确实好用，但到了一统天下之后，就应当适当地做出一些改变了。大汉同样如此，前期是迫不得已，只能休养生息，等到休养完了，怎么还能依旧固守旧历？
而法家和儒家，都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选择呢？堂堂天子，怎么就不能两者兼有了？
——看到后世子孙这么能想得开，懂得实用，他就放心了。
吕雉在一旁面无表情，她当然并不是对霸王道有什么意见，在这一点上，她和刘邦的态度还是一致的：有用的才是最好的，既然有用，为何非要舍弃一个？
只不过，这样的风格，还是让她感叹：不愧是刘邦这混账的子孙，简直和他一脉相承。
看来，就像那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刘邦这个开国皇帝对整个大汉的影响不是一般的深。
汉朝，景帝前元年间。
刘启看着天幕，赞同不已。
没错，汉家就是王霸道杂之，这有什么问题吗？霸道好用，王道也好用，二者结合，才是适合大汉皇帝的执政理念。
朕是皇帝，从来都是朕选择适合的方法和理论，再加以施行；而不是让朕盲目信奉一种学说，把这个学说捧上神坛。
没错，说的就是那些坚持黄老的人，他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一种学说奉为圭臬呢？哪个好用哪个不行吗？
他又不是完全不用黄老，现在大汉也还需要继续发展；他也不是敌视所有应用黄老的人，这些人可以赞同黄老，但也应当懂得应用其他学说啊。
【其后，晁错担任太常掌故。在此期间，刘恒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
至此，晁错在自己法家的根基上，又增添了儒家的色彩，这也为他日后的理论观点奠定了基础。
归来后，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其后，晁错又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述了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刘恒的赞赏，拜为太子家令。
这也是晁错和刘启君臣关系的开始，自此，他深受刘启信任，被称为“智囊”。
称为太子家令后，晁错正式开启了自己参政的生涯，与移民等政策有关的《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就是这一期间诞生的，并为刘恒所采纳。
而对于汉朝的心腹大患匈奴，晁错自然也有所建议。
他写了《言兵事疏》，切实讨论了汉匈之间的问题和不同，分析了汉军的五点长处、匈奴的三点长处，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操作可能性的对策，包括“以蛮夷攻蛮夷”，“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众攻寡”等。
他还强调了将领、兵器等在作战中的重要性。】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点头：“将领和兵甲在战争中确实重要。”大汉如今的成果，离不开卫霍二人，也与大汉此时远超匈奴的冶铁技术有关。
“晁错所言，字字切中要害，见解透辟，符合实际，都是可以真正实行下去的建议。”刘彻对晁错的上疏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带着对如今部分人士的不满，“不像有些人，抱着自己的理论就不顾实际，亦或者一味贤良……”
说到后面，他的声音都阴恻恻起来。
(本章完)
汉朝初年。
刘邦别的不说，只看到刘恒养马三十万匹、又鼓励民间养马，就激动地一拍大腿：“战马好啊！”大汉自建立以来，就饱受缺马的困扰，而缺马的问题反映到对外作战上，就是总是被匈奴溜着走，只能防守，而难以主动出击。
那个武帝的好孙子能够将匈奴打成那样，必然已经解决了——起码暂时解决了缺少战马的问题，不然，汉军出塞就是一个大问题。
而缺马的问题绝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解决的，刘恒的马政就是关键一步，纵使这三十万匹马并非都是战马，那也很好了。
汉朝，景帝年间。
前两个政策，“入粟拜爵”和“募民实边”，都是晁错的上书，一时间让刘启有些陷入回忆。
不过，现在的军功集团，早已不再是之前那个耀武扬威的军功集团了。
想到这里，他又想起那个征伐匈奴的汉武帝，是他看重的太子刘彻，不由心情更加好了起来，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有效的，削弱军功集团，控制诸侯王，这些举措都给日后的大汉造就了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
只有没有后顾之忧，刘彻才能那般与匈奴进行暴烈的战争。
宋朝，开宝元年。
赵匡胤叹道：“造就辉煌功业的时代固然值得瞩目，但在此之前，为这些功业做了深厚累积的，同样是必不可少的功业。”
汉武的辉煌让人炫目，也让认无法不为之心动，不论他的评价到底是正面是负面，是明君圣德还是暴君好功，他都是任何人都不能忽视的存在。
当然，这不是说文帝就让人忽视了——作为三代之后的第一贤君，刘恒的存在感一样强，而名声还要远胜刘彻。
但，关于刘恒的评价，同样也被局限于他的贤君爱民，仁德治世，对于他的武力方面，却甚少有人论述。
这样的自觉或不自觉的忽视，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而不论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原因都在于做出评价的人的倾向：不推崇武力，更推崇仁德，更向往“三代”、或者说，书中的三代。
赵匡胤提起这件事，也不只是一时感叹，他更关注这样评价背后的思想倾向。文帝的仁德很好，但大宋需要的不只是仁德，更需要文帝那般为军事不断做出准备的政策！需要的不只是休养生息，更需要休养生息之后的目的！
而从增加对刘恒这方面政策的赞评就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
【除去匈奴外，刘恒对周边各国，包括南越和朝鲜，都采取和平防御的政策。
因为汉朝当时的国力问题，以及匈奴的虎视眈眈，刘恒和南越、朝鲜和平往来，进行经济贸易，维持了边防的稳定，也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让他们得以全心进行生产作业。
“故百姓无内外之繇，得息肩於田亩，天下殷富，粟至十馀钱，鸣鸡吠狗，烟火万里，可谓和乐者乎！”】
秦朝。
嬴政眯了眯眼睛：“南越……”
按照天幕中的发展，自己必然是派人去征伐南越的，最终大约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也就是在自己在时，南越应当是向大秦称臣的。
但等到这个汉朝，不仅河套等地被匈奴占据，南越和朝鲜这两个属国也都独立出去、不再称臣了吗？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对于自己的政策的效果还是很满意的，百姓能够烟火万里，粟能够低至十馀钱，不正是对自己的最大肯定和赞美吗！
至于说南越和朝鲜，没办法，大汉如今的情况摆在这里，实在不是轻动刀兵的时候。现在最重要的，还是先把国力发展起来，为此，他都可以容忍一些诸侯和功臣集团的小动作。
只要大汉发展起来，只要能够国力强盛起来，不论是内部的诸侯、功臣集团，还是外部的匈奴、南越等，都会被逐一解决掉的。
起码，启儿就不是一个会容忍诸侯和功臣们作威作福的皇帝。
刘恒脸上笑意不改，温和平淡。
【总体而言，刘恒依据黄老之学，施行“无为而治”，鼓励民间的农业生产，减轻农民的赋税劳役，减少对外战争的次数，废除苛刻刑罚，对商人买卖解禁，又对诸侯王和列侯功臣们总体上采取一种较为宽和的态度。
这样的做法，让汉朝的人口继续恢复，在他在位的末期，“民近战国”，经过秦末楚汉的人口，总算有所恢复。】
汉朝，文帝前元年间。
刘恒脸上的笑意真实了一些，嘴角的弧度都更大了一点。
大汉的问题仅仅是粮食、经济、或者与缺乏战马之类的吗？不，大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人口稀少，虽然并没有少到最紧张的地步，但同样非常严重。
稀少的人口，让大汉根本无法在短时间内恢复粮食储备，也无法组织起对匈奴的有力反击，这么些人口，忙着耕种、修建各处水利设施都来不及，哪能抽出大量来对外作战？
大汉的人口确实比匈奴要多，但大汉的性质与匈奴又怎能相同？
而他登基以来，最大的治国目标就是能够恢复大汉的国力，等到他在位末期，能够让人口恢复至秦朝左右，就是他成功让大汉国力恢复的一个证明。
看到这里，刘恒感觉自己对改正朔、易服色等事情突然起了极大的兴趣——有这样的天命在身，朕自当承担起为大汉订立礼制的责任！
汉朝初年。
刘邦松了口气：“可以可以。”
他掰着指头算了算时间，虽然并没有准确的数据，但刘盈死亡的年龄还是已经明确的，既然如此，再估摸一下吕雉的寿数，以及刘襄兄弟在刘恒登基一两年后先后离世，这么一算，大汉恢复战国秦朝时的人口的时间，离得也不算太远。
既然这样，他就可以放心了，大汉需要的时间并不是很长。
不过，既然如此，那么大汉的情况就已经基本能够支撑起一些战争了，就算刘恒的太子继位后要处理诸侯王和功臣集团的问题，也不应当拖到再下一个皇帝才开始进攻匈奴啊？
刘邦的脸色不对起来。
这么算来，难道他这个儿子的继承人在寿数上有所不足？
【而在刘恒在位期间，除了贾谊外，还有一个人，同样对汉朝的政策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这个人就是晁错，刘恒在位时期担任太子家令，先前提到的“入粟拜爵”和“募民实边”两个政策，皆由他提出。晁错并不如贾谊一般，是一个地道的儒家人士——虽然汉朝时期的儒家与后世的儒家，有着天差地别。
晁错在早期师从张恢学习法家思想，没错，就是法家思想。
虽然汉朝大部分人都认为，秦朝的灭亡与法家有着莫大关系，但法家也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依旧维持着一定活力。
而纵观汉朝，除了初期坚定任用黄老之外，其余时间绝不是单一任用一家学说，而是择其优劣，既有“儒皮法骨”，又有汉宣帝“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定论。
此后，法家的思想观念一直有所传承，虽然未必是挂着法家的名号。】
秦朝。
嬴政眉头都没有动一下，天幕中内容的意思，与先前其实是一样的，那就是认为秦朝的制度过于暴虐苛刻——他并不意外。
倒是汉朝后来的这个方式确实有可取之处，王霸道杂之吗？儒家确实也有些能用的地方。
不过，观天幕之意，法家的思想、或者说手段等方面确实传承了下去，但名字已经不再是法家，那还能是谁？儒皮法骨，只有儒家了。
始皇帝看向了李斯，果不其然，李斯正在咬牙切齿。
李斯察觉到了皇帝的目光，但他这时已经完全顾不上了，左右皇帝也不会因为他此时的失态而对他进行惩戒，那他何必压抑自己呢。
儒家！儒家那群不要脸的家伙！
嘴上说的好听，仁义道德，各个将其奉为圭臬，还以此来指责他法家残暴没有人性——那你们呢？你们做到仁义道德了吗？
若是做到了仁义道德，怎么还能厚颜无耻地将他法家的理论据为己有、冠上儒家的名号？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你们整天将礼制挂在嘴边，自己没有礼制，怎么还不知道一死以示清白？
别说是什么后世儒家的问题——要他看，问题就出在现在这些根子上！
想着想着，他又突然诡异地找到了平衡：看吧，看吧，看看你们的徒子徒孙，把你们现在坚持的儒家都变成了什么样子？日后的儒家理论，你们看到了，怕也是不敢认的。若是让你们看了，不知道会不会气出个好歹来。
李斯不无恶意地揣测着。
汉朝初年。
刘邦满面赞赏，看样子差点起来高歌一曲以示赞赏和激动。
“这就对了嘛，乃公就说，怎么能只依靠一种学说治国呢？不同的事情有不同的需求，只用一种，迟早会出现问题。”
秦朝不正是如此吗？法家之前确实好用，但到了一统天下之后，就应当适当地做出一些改变了。大汉同样如此，前期是迫不得已，只能休养生息，等到休养完了，怎么还能依旧固守旧历？
而法家和儒家，都很好，为什么一定要做一个选择呢？堂堂天子，怎么就不能两者兼有了？
——看到后世子孙这么能想得开，懂得实用，他就放心了。
吕雉在一旁面无表情，她当然并不是对霸王道有什么意见，在这一点上，她和刘邦的态度还是一致的：有用的才是最好的，既然有用，为何非要舍弃一个？
只不过，这样的风格，还是让她感叹：不愧是刘邦这混账的子孙，简直和他一脉相承。
看来，就像那唐太宗李世民一样，刘邦这个开国皇帝对整个大汉的影响不是一般的深。
汉朝，景帝前元年间。
刘启看着天幕，赞同不已。
没错，汉家就是王霸道杂之，这有什么问题吗？霸道好用，王道也好用，二者结合，才是适合大汉皇帝的执政理念。
朕是皇帝，从来都是朕选择适合的方法和理论，再加以施行；而不是让朕盲目信奉一种学说，把这个学说捧上神坛。
没错，说的就是那些坚持黄老的人，他就不明白了，为什么一定要把一种学说奉为圭臬呢？哪个好用哪个不行吗？
他又不是完全不用黄老，现在大汉也还需要继续发展；他也不是敌视所有应用黄老的人，这些人可以赞同黄老，但也应当懂得应用其他学说啊。
【其后，晁错担任太常掌故。在此期间，刘恒征召研究《尚书》之人，晁错受太常派遣，奉命去济南跟随伏生学习《尚书》，接受儒家思想。
至此，晁错在自己法家的根基上，又增添了儒家的色彩，这也为他日后的理论观点奠定了基础。
归来后，晁错被任命为太子舍人、门大夫，后升为博士。其后，晁错又上《言太子宜知术数疏》，陈述了太子应通晓治国的方法，得到刘恒的赞赏，拜为太子家令。
这也是晁错和刘启君臣关系的开始，自此，他深受刘启信任，被称为“智囊”。
称为太子家令后，晁错正式开启了自己参政的生涯，与移民等政策有关的《守边劝农疏》、《募民实塞疏》就是这一期间诞生的，并为刘恒所采纳。
而对于汉朝的心腹大患匈奴，晁错自然也有所建议。
他写了《言兵事疏》，切实讨论了汉匈之间的问题和不同，分析了汉军的五点长处、匈奴的三点长处，还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实际操作可能性的对策，包括“以蛮夷攻蛮夷”，“以己之长攻敌之短”，“以众攻寡”等。
他还强调了将领、兵器等在作战中的重要性。】
汉朝，元狩四年。
刘彻点头：“将领和兵甲在战争中确实重要。”大汉如今的成果，离不开卫霍二人，也与大汉此时远超匈奴的冶铁技术有关。
“晁错所言，字字切中要害，见解透辟，符合实际，都是可以真正实行下去的建议。”刘彻对晁错的上疏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带着对如今部分人士的不满，“不像有些人，抱着自己的理论就不顾实际，亦或者一味贤良……”
说到后面，他的声音都阴恻恻起来。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