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5章 税
第435章 税
天子荣新元二年，秋九月元朔。
今日朔望朝。
科举已经结束，只待放榜。
虽然还没有确定最终放榜结果，但有门路的朝中重臣、功侯贵戚，却已经基本打听清楚了状况。
尤其是得到刘荣单独照见、君臣走对的那二十几号人，更是已经成为了整个朝堂内外关注的对象。
只不过，科举所带来的轰动和舆论，终究还是成为了朝堂年末忙碌当中的小插曲。
——科举，就像是后世华夏足球界，出了一批可堪雕琢的青少年球员。
有关注度、有曝光度；
但对于朝堂这个‘成人国家队’而言，真正的重点，却仍旧是世界杯、亚洲杯在内的国际赛事。
更准确的说，是对于长安朝堂而言，相较于眼下要忙的正事、急事，这场科举，只能，也注定成为一个插曲。
——秋收已过；
长安朝堂眼下的工作重点，无疑是秋收后的繁杂事务。
农税、口赋征收，以及长安朝堂针对今年税赋的政策出台，是首要重点。
紧随其后的，便是一个月之后的冬十月初一——即刘荣新元三年年初元朔，长安朝堂所要迎来的一系列改革……
“朕意，今岁农税，照例减半，取三十税一；”
“口赋亦然——三口一算，每人每年四十钱。”
“诸公可有异议？”
御榻之上，刘荣正襟危坐，沉声一语，正式开启了这场朔望朝的议题进程。
而在刘荣话音落下之后，满朝公卿百官无不起身，对刘荣深深拱手作揖，口呼：陛下德被苍生，泽及鸟兽，臣等，谨为天下贺……
和绝大多数后世人印象中的状况有所不同：农税减半、口赋取三分之一，并非汉家定制。
按照太祖刘邦所制定的法定税率，当今汉室的税、赋法定比例，分别是农税十五其一，口赋每人每年一算，即一百二十钱。
而农税减半取三十税一、口赋减三分之二，取每人每年四十钱，却并非法定减免，而是历代汉天子于每年年末、秋收之后，酌情减免。
用官方措辞来说，便是：农税十五其一，口赋一人一算，这是法定义务；
而农税减半、口赋减三分之二，则是天子个人为百姓减免的义务、许下的恩赐。
至于后世人，之所以会有‘汉农税三十取一，口赋每人每年四十钱’的刻板印象，则是由于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即太宗、孝景皇帝在位期间，几乎没一年，汉天子都颁下了农税减半、口赋减三分之二的恩赐诏。
——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有足足二十五年都是如此。
先孝景皇帝，在历史上在位十六年，更是有十五年都颁布了税、赋减免诏。
这才使得无论是后世人，还是当世天下人，都下意识将三十税一的农税、每人每年四十钱的口赋，误认为了汉室的法定税赋比。
但事实上，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之所以有两年没有减免税赋、历史上的孝景皇帝在位十六年，之所以有其中一年没有减免税赋，正是为了借此提醒天下人：别真以为农税三十取一、口赋每人每年四十钱，是我汉家的法定税率了；
农税十五取一、口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才是法定税率！
至于税赋减免，则是朕为尔等百姓民许下的恩赐。
别把恩赐当寻常！
对于这种间歇性不见面税赋，以提醒天下人‘减免是情分，不减免是本分’的作法，刘荣还是比较认可的。
因为刘荣清楚地知道：对于底层民众而言，什么是法定义务，真的很难让他们自己去判断。
或者应该说，任何法定义务，在连续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因某某特殊原因而连续没有得到落实后，这三到五年当中的常态，就会成为民众认知中的‘新法定义务’。
就好比这税、赋；
每隔个十年八年，不减免税赋，恢复农税十五取一、口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法定税率，老百姓才能反复回想起来：哦~
对了；
这才是正常的税、赋比率来着。
可若是连续十五、二十年，乃至连续三十年，都维持农税减半、口赋取三分之一？
那这三十年时间，很可能让新一代农民、百姓，从记事儿的年纪开始，就形成‘农税就该三十取一，口赋就该每人每年四十钱’的刻板印象。
如此一来，等什么时候，长安朝堂出于客观需要，而恢复法定税率，就必然会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
——农税十五取一？
特么农税直接翻倍是吧？！
还让不让俺们这些老农活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警告！
——口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
特么的，直接翻三倍！
你老刘家，这是坐天下坐的太舒坦了是吧？！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太宗孝文皇帝在位的二十七年间，汉家的税、赋比率，都是极有规律的：每隔十年恢复一次法定税率。
即：太宗十年、二十年，分别取农税十五其一、口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
历史上的孝景皇帝在位十六年，也同样是在孝景八年左右，恢复了一次法定税率。
其他时候，汉天子都是和今日的刘荣这般——不厌其烦的，每年‘议’一次，并每年颁下一份减免税赋诏；
诏书内容，也是不厌其烦的反复强调：原定的税率本不是这样~
十五取一的农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口赋，才是太祖高皇帝定下的祖制~
怎奈当今仁慈，见不得天下人受苦，这才冒着百年之后，被太祖皇帝斥责‘不遵祖制’的风险，为天下人减免了税、赋~
大家可要感恩啊~
诸如此般。
而今年的税、赋，相较于过往数十年——尤其是太宗、孝景皇帝这三十三年，都略有些不同。
因为今年，是汉家在关中范围内，推行冬小麦种植的第五个年头。
当年，为了顺利推动冬小麦种植，监国太子刘荣做主，为关中百姓所种植的冬小麦免去了全部农税。
现当下，免税期满。
针对冬小麦如何收税，成了长安朝堂在今年秋天，非解决不可的急务……
“粟，农税按照旧例，取三十其一的农税；”
“宿麦之税，诸公可有高见？”
这一回，刘荣倒是没急着‘乾坤独断’，而是把难题丢给了朝公百官。
——冬小麦要不要收取农税？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粟、冬小麦的种植，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无缝衔接的。
就好比一户农人，于开春时节种下粟，于秋收时节收获；
收获过后，抓紧再补种冬小麦，时间上虽然来得及，但非常赶。
到了来年，冬小麦成熟得等到春夏之交，但粟却需要在开春时就种下。
也就是说，等冬小麦长成、收割，粟早就过了播种的时候了。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补种，但产量就无法保证了。
而且接连不断的不同作物种植，对于土地肥力的损耗也不容忽视。
——原本春种秋收，冬天休息，土地肥力也能稍微恢复一下，也就是‘歇一歇’‘缓口气’；
现在成了连轴转，粟才刚收割就赶紧补种冬小麦，田亩连休息、恢复肥力的时间都没有了。
长此以往，土地肥力必然会显著下降，以至于上田沦为中田、中田沦为下田，下田，则直接沦为荒地。
何谓上、中、下田？
按照如今长安一带公认的说法：上田，粟产量可达到每亩三石半以上，且完全不需要‘休耕’，可以无止境的连续耕种。
中田，粟亩产量达到三石以上，理论上每耕作三年，就要休耕一年。
如要避免休耕，那就要在每年秋收后、春耕前，从河床周围找来淤泥，以补充肥力。
下田最惨——粟亩产量不超过二石六斗，每隔两年，就必须休耕一年！
如果硬要连续耕作，那第三年的产量很可能跌破二石，且大概率会流失大部分肥力，从而沦为荒地！
要想拯救，就得完全以淤泥、腐草取代原有的土壤，并维持一整年的湿润。
结合以上种种，过去这几年，关中百姓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粟、冬小麦耕种的理论、方法。
——如果要连轴转、连茬种，那就必须是上田！
而且上田几年内就会退化为中田！
所以，即便是上田，也只能三年两种。
即：今年春天种粟，秋天收获之后补种冬小麦，来年春、夏之交再赶种粟；
来年秋收之后，冬天就补种冬小麦了——让田亩休息一个冬天。
至于中田，情况更尴尬——连轴转、连茬种，每一次‘粟-麦-粟’的三连种植，就得连续休两季，即一整年。
下田照例最惨：粟-麦连种，然后就要休耕一整年。
而上田，向来都是高门富户——至少也是极个别种田小能手的专属品。
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家中田亩都是中田、下田参半。
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办法。
——直接不种粟了！
从每年种粟，春耕秋收，直接改为只种冬小麦，秋耕，春夏之交收。
因为他们发现：如果只种粟，那年产量大概是每亩三石，折钱一百钱左右；
只种冬小麦，亩产量也能达到三石以上，折钱则高达一百六十钱以上。
1.5倍的收益，何乐而不为？
至于粟、冬小麦都种——也有人试过。
在不考虑土地肥力流失，导致的土地资产价值下跌的前提下，光看产量，这也不是个划算的买卖。
——二者皆种，只需要一年，从第二年开始，就会让粟、冬小麦的产量，均跌下一石！
因为粟收获之后，冬小麦得赶补种；
冬小麦收获时，更是早就过了粟的耕时，只能迟种。
二者各一石的产量，折钱不到一百钱——忙前忙后，收益甚至还不如纯种粟！
所以，过去这几年，关中地区出现大量的，彻底舍弃粟、专注于种植宿麦的农户家庭。
带着这个客观现实，回到刘荣方才的议题本身。
——冬小麦，该不该收农税？
刘荣的答案是：如果不收，那汉室在关中地区，很可能再也收不上来农税了。
而且长此以往，冬小麦逐渐推广到巴蜀、关东地区，乃至于全天下；
到了那时还不收，那汉室的农税收入，就会迅速朝着‘约等于零’的方向撒丫狂奔。
当然了；
对于刘荣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这点农税。
就算没有农税收入，刘荣也能保证汉室不被‘缺钱’所困扰。
但有一件事，刘荣却不能不在乎。
——粟收农税，冬小麦不收，必然会引导百姓民，都走上只种冬小麦、完全不种粟的歪路。
如此一来，刘荣搞出来的冬小麦，就不再是‘为汉家找了第二大主粮’，而是会变成：找到了替代粟的新主粮。
两种主粮——尤其还是错季主粮同时存在，才是刘荣搞出来主粮麦面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成果。
若是有了冬小麦，却反失了粟，那刘荣不说是白忙活，也起码是用尽浑身解数，最后来了一出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所以，要想保证粟、麦同时存在，就不能在税务角度过分的偏袒其中一个，以至于另外一个完全失宠。
就好比后世，广大女性的产假。
——要想让女性不被产假所拖累，那就得让男性也跟着一起休产假；
只有这样，才能让女性避免职场歧视。
同样的道理：要想让粟不因农税而被农民放弃，那就得针对冬小麦也一同收取农税。
与此同时，为了推广更需要精耕细作的麦，冬小麦的农税，又必须比粟低一些。
这个度如何把握，便是刘荣甩给朝堂内外的难点了。
“三十取一？”
沉默中，一声略带迟疑的嘀咕声传出，惹得殿内众人齐齐侧目。
便见朝班靠后一些的位置，一名发虚斑白，身上却着四百石官袍的甲老人站出身；
对刘荣微一拱手，旋即到：“可定为三十取一。”
“若逢农税减半，便可为六十取一。”
“如此，即不以重税加于百姓农户，又可使百姓不因宿麦无需缴纳农税，而尽弃粟而取宿麦……”
(本章完)
天子荣新元二年，秋九月元朔。
今日朔望朝。
科举已经结束，只待放榜。
虽然还没有确定最终放榜结果，但有门路的朝中重臣、功侯贵戚，却已经基本打听清楚了状况。
尤其是得到刘荣单独照见、君臣走对的那二十几号人，更是已经成为了整个朝堂内外关注的对象。
只不过，科举所带来的轰动和舆论，终究还是成为了朝堂年末忙碌当中的小插曲。
——科举，就像是后世华夏足球界，出了一批可堪雕琢的青少年球员。
有关注度、有曝光度；
但对于朝堂这个‘成人国家队’而言，真正的重点，却仍旧是世界杯、亚洲杯在内的国际赛事。
更准确的说，是对于长安朝堂而言，相较于眼下要忙的正事、急事，这场科举，只能，也注定成为一个插曲。
——秋收已过；
长安朝堂眼下的工作重点，无疑是秋收后的繁杂事务。
农税、口赋征收，以及长安朝堂针对今年税赋的政策出台，是首要重点。
紧随其后的，便是一个月之后的冬十月初一——即刘荣新元三年年初元朔，长安朝堂所要迎来的一系列改革……
“朕意，今岁农税，照例减半，取三十税一；”
“口赋亦然——三口一算，每人每年四十钱。”
“诸公可有异议？”
御榻之上，刘荣正襟危坐，沉声一语，正式开启了这场朔望朝的议题进程。
而在刘荣话音落下之后，满朝公卿百官无不起身，对刘荣深深拱手作揖，口呼：陛下德被苍生，泽及鸟兽，臣等，谨为天下贺……
和绝大多数后世人印象中的状况有所不同：农税减半、口赋取三分之一，并非汉家定制。
按照太祖刘邦所制定的法定税率，当今汉室的税、赋法定比例，分别是农税十五其一，口赋每人每年一算，即一百二十钱。
而农税减半取三十税一、口赋减三分之二，取每人每年四十钱，却并非法定减免，而是历代汉天子于每年年末、秋收之后，酌情减免。
用官方措辞来说，便是：农税十五其一，口赋一人一算，这是法定义务；
而农税减半、口赋减三分之二，则是天子个人为百姓减免的义务、许下的恩赐。
至于后世人，之所以会有‘汉农税三十取一，口赋每人每年四十钱’的刻板印象，则是由于历史上的文景之治，即太宗、孝景皇帝在位期间，几乎没一年，汉天子都颁下了农税减半、口赋减三分之二的恩赐诏。
——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有足足二十五年都是如此。
先孝景皇帝，在历史上在位十六年，更是有十五年都颁布了税、赋减免诏。
这才使得无论是后世人，还是当世天下人，都下意识将三十税一的农税、每人每年四十钱的口赋，误认为了汉室的法定税赋比。
但事实上，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之所以有两年没有减免税赋、历史上的孝景皇帝在位十六年，之所以有其中一年没有减免税赋，正是为了借此提醒天下人：别真以为农税三十取一、口赋每人每年四十钱，是我汉家的法定税率了；
农税十五取一、口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才是法定税率！
至于税赋减免，则是朕为尔等百姓民许下的恩赐。
别把恩赐当寻常！
对于这种间歇性不见面税赋，以提醒天下人‘减免是情分，不减免是本分’的作法，刘荣还是比较认可的。
因为刘荣清楚地知道：对于底层民众而言，什么是法定义务，真的很难让他们自己去判断。
或者应该说，任何法定义务，在连续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因某某特殊原因而连续没有得到落实后，这三到五年当中的常态，就会成为民众认知中的‘新法定义务’。
就好比这税、赋；
每隔个十年八年，不减免税赋，恢复农税十五取一、口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法定税率，老百姓才能反复回想起来：哦~
对了；
这才是正常的税、赋比率来着。
可若是连续十五、二十年，乃至连续三十年，都维持农税减半、口赋取三分之一？
那这三十年时间，很可能让新一代农民、百姓，从记事儿的年纪开始，就形成‘农税就该三十取一，口赋就该每人每年四十钱’的刻板印象。
如此一来，等什么时候，长安朝堂出于客观需要，而恢复法定税率，就必然会引发他们的强烈不满。
——农税十五取一？
特么农税直接翻倍是吧？！
还让不让俺们这些老农活了？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警告！
——口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
特么的，直接翻三倍！
你老刘家，这是坐天下坐的太舒坦了是吧？！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太宗孝文皇帝在位的二十七年间，汉家的税、赋比率，都是极有规律的：每隔十年恢复一次法定税率。
即：太宗十年、二十年，分别取农税十五其一、口赋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
历史上的孝景皇帝在位十六年，也同样是在孝景八年左右，恢复了一次法定税率。
其他时候，汉天子都是和今日的刘荣这般——不厌其烦的，每年‘议’一次，并每年颁下一份减免税赋诏；
诏书内容，也是不厌其烦的反复强调：原定的税率本不是这样~
十五取一的农税、每人每年一百二十钱的口赋，才是太祖高皇帝定下的祖制~
怎奈当今仁慈，见不得天下人受苦，这才冒着百年之后，被太祖皇帝斥责‘不遵祖制’的风险，为天下人减免了税、赋~
大家可要感恩啊~
诸如此般。
而今年的税、赋，相较于过往数十年——尤其是太宗、孝景皇帝这三十三年，都略有些不同。
因为今年，是汉家在关中范围内，推行冬小麦种植的第五个年头。
当年，为了顺利推动冬小麦种植，监国太子刘荣做主，为关中百姓所种植的冬小麦免去了全部农税。
现当下，免税期满。
针对冬小麦如何收税，成了长安朝堂在今年秋天，非解决不可的急务……
“粟，农税按照旧例，取三十其一的农税；”
“宿麦之税，诸公可有高见？”
这一回，刘荣倒是没急着‘乾坤独断’，而是把难题丢给了朝公百官。
——冬小麦要不要收取农税？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粟、冬小麦的种植，实际上是不能完全无缝衔接的。
就好比一户农人，于开春时节种下粟，于秋收时节收获；
收获过后，抓紧再补种冬小麦，时间上虽然来得及，但非常赶。
到了来年，冬小麦成熟得等到春夏之交，但粟却需要在开春时就种下。
也就是说，等冬小麦长成、收割，粟早就过了播种的时候了。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补种，但产量就无法保证了。
而且接连不断的不同作物种植，对于土地肥力的损耗也不容忽视。
——原本春种秋收，冬天休息，土地肥力也能稍微恢复一下，也就是‘歇一歇’‘缓口气’；
现在成了连轴转，粟才刚收割就赶紧补种冬小麦，田亩连休息、恢复肥力的时间都没有了。
长此以往，土地肥力必然会显著下降，以至于上田沦为中田、中田沦为下田，下田，则直接沦为荒地。
何谓上、中、下田？
按照如今长安一带公认的说法：上田，粟产量可达到每亩三石半以上，且完全不需要‘休耕’，可以无止境的连续耕种。
中田，粟亩产量达到三石以上，理论上每耕作三年，就要休耕一年。
如要避免休耕，那就要在每年秋收后、春耕前，从河床周围找来淤泥，以补充肥力。
下田最惨——粟亩产量不超过二石六斗，每隔两年，就必须休耕一年！
如果硬要连续耕作，那第三年的产量很可能跌破二石，且大概率会流失大部分肥力，从而沦为荒地！
要想拯救，就得完全以淤泥、腐草取代原有的土壤，并维持一整年的湿润。
结合以上种种，过去这几年，关中百姓也逐渐摸索出了一套粟、冬小麦耕种的理论、方法。
——如果要连轴转、连茬种，那就必须是上田！
而且上田几年内就会退化为中田！
所以，即便是上田，也只能三年两种。
即：今年春天种粟，秋天收获之后补种冬小麦，来年春、夏之交再赶种粟；
来年秋收之后，冬天就补种冬小麦了——让田亩休息一个冬天。
至于中田，情况更尴尬——连轴转、连茬种，每一次‘粟-麦-粟’的三连种植，就得连续休两季，即一整年。
下田照例最惨：粟-麦连种，然后就要休耕一整年。
而上田，向来都是高门富户——至少也是极个别种田小能手的专属品。
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家中田亩都是中田、下田参半。
所以，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性价比最高的办法。
——直接不种粟了！
从每年种粟，春耕秋收，直接改为只种冬小麦，秋耕，春夏之交收。
因为他们发现：如果只种粟，那年产量大概是每亩三石，折钱一百钱左右；
只种冬小麦，亩产量也能达到三石以上，折钱则高达一百六十钱以上。
1.5倍的收益，何乐而不为？
至于粟、冬小麦都种——也有人试过。
在不考虑土地肥力流失，导致的土地资产价值下跌的前提下，光看产量，这也不是个划算的买卖。
——二者皆种，只需要一年，从第二年开始，就会让粟、冬小麦的产量，均跌下一石！
因为粟收获之后，冬小麦得赶补种；
冬小麦收获时，更是早就过了粟的耕时，只能迟种。
二者各一石的产量，折钱不到一百钱——忙前忙后，收益甚至还不如纯种粟！
所以，过去这几年，关中地区出现大量的，彻底舍弃粟、专注于种植宿麦的农户家庭。
带着这个客观现实，回到刘荣方才的议题本身。
——冬小麦，该不该收农税？
刘荣的答案是：如果不收，那汉室在关中地区，很可能再也收不上来农税了。
而且长此以往，冬小麦逐渐推广到巴蜀、关东地区，乃至于全天下；
到了那时还不收，那汉室的农税收入，就会迅速朝着‘约等于零’的方向撒丫狂奔。
当然了；
对于刘荣而言，重要的，并不是这点农税。
就算没有农税收入，刘荣也能保证汉室不被‘缺钱’所困扰。
但有一件事，刘荣却不能不在乎。
——粟收农税，冬小麦不收，必然会引导百姓民，都走上只种冬小麦、完全不种粟的歪路。
如此一来，刘荣搞出来的冬小麦，就不再是‘为汉家找了第二大主粮’，而是会变成：找到了替代粟的新主粮。
两种主粮——尤其还是错季主粮同时存在，才是刘荣搞出来主粮麦面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有价值的成果。
若是有了冬小麦，却反失了粟，那刘荣不说是白忙活，也起码是用尽浑身解数，最后来了一出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所以，要想保证粟、麦同时存在，就不能在税务角度过分的偏袒其中一个，以至于另外一个完全失宠。
就好比后世，广大女性的产假。
——要想让女性不被产假所拖累，那就得让男性也跟着一起休产假；
只有这样，才能让女性避免职场歧视。
同样的道理：要想让粟不因农税而被农民放弃，那就得针对冬小麦也一同收取农税。
与此同时，为了推广更需要精耕细作的麦，冬小麦的农税，又必须比粟低一些。
这个度如何把握，便是刘荣甩给朝堂内外的难点了。
“三十取一？”
沉默中，一声略带迟疑的嘀咕声传出，惹得殿内众人齐齐侧目。
便见朝班靠后一些的位置，一名发虚斑白，身上却着四百石官袍的甲老人站出身；
对刘荣微一拱手，旋即到：“可定为三十取一。”
“若逢农税减半，便可为六十取一。”
“如此，即不以重税加于百姓农户，又可使百姓不因宿麦无需缴纳农税，而尽弃粟而取宿麦……”
(本章完)
